《短缺经济学》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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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在1929年大危机中，这个问题变得极其尖锐。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必然把注意力转向失业和资源利用不足的原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对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有约束力的通常是需求约束，而对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则是资源约束 预算约束软硬与前两行有密切关系。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有硬的预算约束，如果它没有偿债能力，那么迟早会破产。它自愿在需求约束水平上决定其生产计划。 相反，社会主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的。如果亏损了，它也不会真正破产，即停止营业。企业总会得到外来帮助。 “在资源约束水平上”不是指各种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 卡莱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长的实质区别就是，前者的利用参数是由需求方面决定的，而后者的是由供给方面决定的。 这种比较被用于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增长：前一种类型中，向前的联动占支配地位；生产者推着前面的使用者；另一种类型，向后的联动占支配地位；使用者拉着后面的生产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6页 -
我们举企业对劳动力短缺的反应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瞬时调节：搬运工人X一星期没来上班，工长让Y加班来完成他的工作（强制代替）。 短期调节：由于厂内搬运工经常短缺，车间便组织机器操作工自己把工件送到下一道工序。 长期调节：在厂内实行物资运输机械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4页 -
对投入和产出组合进行短期调节的这两种过程虽有相似之处，却是不等同的。在确定投入组合方面，企业灵活性比较大，比较愿意做出调整，它更多向环境“让步”；在确定产出组合方面，企业则更僵化和保守，它更多的是对依赖于它的买者发号施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4页 -
据此，如果二者都有正边际效用的话，它们就可以彼此替代，本书不接受这种想法。由于螺钉厂不能获得钢材而得不到螺钉并等的不耐烦的机械厂，并不能从螺钉厂买到建办公楼所需材料的消息中得到安慰。 这不是繁琐的用语分析，问题不在于把什么叫做替代。真正的问题在于，一种优点、成功或成果是否确实能补偿另一种缺失、失败或损失：“你的家庭遭受到意外，但你抽奖中了头彩……” 这些“补偿”的荒诞不径表明，加上“正量”然后从中减去“负量”是不可能的。个人、国家或任何社会集团的一般精神实质，不是最终计算正负净差额的袖珍计算器。个人及社会分别受到不同事件的触动：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效用论和社会福利论的基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7页 -
卖者感到自己在向买者提供着“重要的东西”，这是有形而又实用的产品。由此得到的东西（售价即货币），他却觉得并不真正“重要”。因此，在实际中只是他在按照买者的要求赐以恩惠。不仅卖者有这种想法，买者也这样认为，而这恰恰是由于他的预算约束不是很硬。事实上，他对卖者作出的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姿态都表示感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3页 -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和销售的意图不言而喻是一致的。并把它应用于各种经济体制。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只对资源约束型经济有效，而不适用于需求约束型经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3页 -
由于他类似于比较高等的生物机能中植物神经系统所起特殊作用。植物性机能控制着实际经济过程的最简单、最基本和最平常的调节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1页 -
与初始需求一致的购买不应该与基于强制替代的购买加在一起。 买者的全部开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总量需求”看成是一样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1页 -
为适用初始需求变化而作出的供给调节的滞后越大，刚性越强，短缺越严重：买者被迫更多的搜寻，接受更多的强制替代，等等。同时，由于实物供给和初始需求的差距，滞存会更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9页 -
根据第二种解释，这也是一个完美运行的中央集权经济的定位。我们假设在一个系统中，一切信息都能迅速和没有失真地到达中央，在那里毫不拖延地得到处理，并立即反映在分配计划中，然后计划又得到迅速圆满的实施。这些计划在任何时刻都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原点象征着一个完全没有摩擦的系统，不管它是由“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手所控制。 然而在现实中，没有一种制度是在没有任何摩擦的情况下进行调整的。在不记名市场机制以及中央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中都存在摩擦。 在经济管理者们的会议上以及在报刊上，人们给出了以下几种解释：“螺钉厂错误地预测了需求。”或者：“螺钉厂的供货情况不稳定：它突然间供货过多，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供货过少。”或者：“螺钉分配不当，对某种型号的螺钉，地区A和C得到的太多，而地区B和D得到的太少。”或者：“用户太晚提出需求；因此，生产者不能及时做好生产准备。”“计划不周”“组织不善”“合作不力”“缺乏远见”“未履行合同义务”“缺乏纪律”等，这些都是经常提出的意见。 (查看原文) -
投资需求并不会因为害怕损失或失败而受到限制。投资对于要求者是一种赠品的事实，必然导致这一结果。……一项投资的决策及其实施也许在事后会受到批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失败是不会有的。如果因投资而新增加的产品无法销售，就会发生真正的失败；或者，由于成本太高，投资没有回报，企业就会破产。这种失败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短缺，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卖出去。如果采购者不是自愿地购买，他迟早也会在强制替代中购买。另一方面，企业在国内外销售中可能遭受的亏损，总是可以通过国家补贴、价格调整或者其他方法得到补偿。其结果是，每项投资都将自动证明是合理的。 (查看原文) -
紧张利用资源和突击工作，有可能导致企业对产品开发、质量改进、机器和建筑维护的忽视。所有这些必然会带来惩罚，但只是在以后，慢慢地，逐渐地。公众情绪也不会对每一个刺激物立即做出反应；这样一些现象往往会一点一点地破坏人们的满足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45页 -
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寻求稳定，这意味着每个企业甚至每个工作岗位的“稳定”。必须辅助那些不盈利或盈利不足的活动，这种努力的效果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不安全感，对于企业倒闭的忧虑消失了，经理和工人都无须担心破产。不仅就业得到了保障，甚至连实际的工作地点也得到了保障。国家的作用就像一个万能的保险公司，它几乎可以全额赔偿每一项损失，即便偶尔也需要进行一下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如此多的保障使企业日益衰弱，无须再为生存而奋斗。 另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希望收入平等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工资决定原则。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和同工同酬。这些基本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有在绩效上存在差异，即在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上存在差异时，收入差异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如果差异的来源是运气好或运气差，是与绩效无关的外部环境发展的有利或不利，那么一切差异都是不合理的。……追求收入平均化的结果是矛盾的，正如追求稳定的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满足了许多人的公平感，另一方面它却削弱了利润、价格和成本的激励作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79页 -
产出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完成计划的努力程度决定的。要么，中央计划从一开始就规定了详细的构成；要么，即使将部分选择权留给企业，企业也会首先考虑什么样的产出构成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完成（或超额完成）总生产计划。后一种考虑引起了产出构成的一种特殊的价格反应性。 …… 因此，与受需求约束的资本主义企业相比，他可以在盈利的基础上选择生产什么。如果在两种替代产品G和H中，生产G利润更高，那么生产者企业将会优先选择G，尽管顾客更喜欢H（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相对价格并不总是反映顾客的偏好）。生产者理所当然地期望，由于存在短缺，买方最终会接受G，哪怕只是作为H的强制替代品。 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主义企业在选择生产什么产品时，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基于盈利性，并不是因为它比后者更贪婪一一“比资本家还资本家”，而是因为它在短缺经济中经营，不会遇到销售困难。 作为买方的企业向卖方让步，卖方根据相对价格决定生产什么。由于依赖性，买方甚至无法抵制价格上涨。而软预算约束可以使买方企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国家或它自己的顾客身上去。 在投入方和产出方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当企业作为买方时，并不根据相对价格来选择投入，但在产出方面，它的选择却主要取决于相对价格。这种不对称性在逻辑上源于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的本质。在卖方市场上中，卖方发号施令，买方必须服从。在确定产出构成时，短缺经济中的企业相对容易受到利润激励的引导；而在确定投入构成时，却几乎不会受到这样的引导。 (查看原文) -
管理者的行为不是取决于他的品质好坏，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地位。管理者认为他主要负责解决委托给他的那部分系统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不是对整个经济负有责任，而是对其中一个明确指定的部分负有责任，并把自己与这一部分结为一体……与此同时，考虑到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利益，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这样做。提高名义工资率的成本方面的后果，可以转嫁出去。 当然，中低层管理者很清楚，不可能处处加薪，所以，他赞成在其他地方限制工资。但是，他自己的内心却相信，在自己的部门，涨工资是合理的。他越是把自已与本部门结为一体，这种信念就越坚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84页 -
这就使我们能理解一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价格稳定性陷阱。为了价格稳定，国家不愿意连续甚至频繁地对价格进行微调。人们习惯了稳定，一段时间后，他们甚至期望政府能保证稳定。任何重大的价格上涨都会引起动荡。一种体制越是试图证明它能够保持价格稳定，越是宣传这种意图，人们就越是期待它。因此，一旦涨价确实发生了，人们的反应就会更加紧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15页 -
诚然，在制定针对家庭部门的国家经济政策时，出发点并不是制订家庭可支配的货币供给计划。真正的出发点是家庭实际消费计划，是家庭可购买商品的供给计划，以及对有关名义工资和消费价格水平的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规划者首先要权衡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经济、生产、投资和对外贸易等经济中其他过程之间的关系。家庭可获得的信贷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其数量也是经过严格规划的。此外，还有被贴上标签的信贷，这些信贷只能用于建造私人住房，或只能用于某些耐用消费品，因此它们可以逐项与这些商品的实际供应相匹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20页 -
在我们这个时代，生产高度集中，国家官僚机构不断增多，并且变得日益强大，微观组织已经无法进行完全自生自灭式原子式竞争了。指望一个依靠选民支持的政府告诉公众，失业、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等都是经济的内部事务，而它（政府）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荒谬的。政府必须对经济形势 承担责任，它只能在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企业和国家之间迟早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父爱主义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如果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情况，那么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如此。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伴随着国家权力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活动可能是有限的，也可能是广泛的，但它始终存在。中央当局对经济形势负责，同时亦希望使用其认为有用的一切工具。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多层级控制机制，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壮大。它的成员认同自己的工作，这使他们有动力积极地塑造经济生活的进程。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父爱主义倾向是自上而下的。这些倾向与自下而上的对父爱主义的要求相辅相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82页
作者: [匈] 雅诺什·科尔奈
isbn: 7100247594
书名: 短缺经济学
页数: 764
译者: 赵媛媛
定价: 128.00元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25-3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