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达”》的原文摘录
台湾人只是接纳了构成铁路系统的硬件，但伴随交易而生的却是一套本土化的态度和价值观，它们是由小资本主义者，即家庭小业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因为这是当地人最熟悉的经济环境。中国商行（firms）的运作原则无外乎买方所获越便宜越好，卖方所售越高价越好，这些交易所得直接进入双方各自的口袋。商行的大部分雇员都是受信任的亲戚或被密切监视以保证把雇主利益放在首位的学徒。私人联系限制了生产关系，非私人的企业模式鲜少得见。
在20世纪90年代，保有类似原则和实践的小资本主义商业仍然活跃于中国台湾（以及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在中国大陆，本土的“小资本主义”继续和大规模的企业共存，从中获利并渗入其中。
“小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用吗？它意味着什么?如何运作?其政治经济后果是什么?本书试图揭示隐藏在表面看来变动不居的近现代中国生活中的宏观结构的连续性。此处所谓近现代并非严密的概念界定，大致包括了帝制中国晚期以来的历史。这里的问题是：帝制中国晚期和当代中国有什么文化相通之处? (查看原文 )
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History）（1982）这本书里，沃尔夫认为1400年之后的世界是被起源于西欧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压力重新塑造的。在我看来，中国或者说整个东亚，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例外。儒家文化圈的人们不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把欧洲人挡在门外，还把经济渗透——甚至工业化——的大部分进程控制在自己手中。资本主
义——至少是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现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理解以及将来它会被什么替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更好地理解欧洲人入侵之前中国的
政治经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重塑中幸存下来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体（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将其称为“世界帝国”）。最擅长分析经典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必须创造新的思想，否则就无法更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本身，或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言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特例。 (查看原文 )
赫尔曼·雷贝尔（Hermann Rebel）定位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政治经济学家们最有启发之一的是那些经历过··互相交叉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人们，他们自然而然地过着两种或三种由这些生产方式主导的生活。”（雷贝尔，1989:131）我在第2章中提出了一个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特点的抽象双层阶级结构，即一个人可能既是与国家统治者阶层有关的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小资本主义复杂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业主（owner-operator），他和雇佣劳动力、从事生产的小生意人共同构成这个经济体系。然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一点是，具有不同身份的同一个人常常必须做艰难的决定，即在特定情况下哪一种生产方式的逻辑应该主导他们的行动。简言之，到20世纪，中国人不得不在四种互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再加上更为古老的小资本主义和贡赋制的生产方式。
中国人受制于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至少长达千年，它们给中国人提供了不同的甚至是部分自相矛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其一是由国家运作、国家受益的贡赋制生产方式。其二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是由亲族合作进行的商品生产。生产方式是一种行为/观念体系，它把多余的财富从权力较弱的阶级转移到权力较强的阶级那里。在帝制晚期近千年的贡赋制生产方式下，所谓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阶层通过直接纳贡、收税、强制服徭役和世袭劳役等手段直接将各个生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小资产者、雇佣劳动者）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在自宋代开始繁荣发展的私有市场里，自由生产者通过雇佣劳动力和壁垒森严的宗族/性别制度使其余的那部分剩余财产在平民阶级之中转移。在中国，亲属关系、性别制度与国家控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查看原文 )
小资本主义者是商品的生产者，他通过亲缘关系的习俗组织起来的企业，更多是为市场而不是为自己生产的。家庭生产者的生产有赖于一套按差序清晰排列的劳动力：血亲、姻亲、过继或花钱买到的家庭成员、学徒和雇佣劳动力。这种生产所依靠的阶级文化保证提供可靠的劳动力、原材料、信用和资本。小资本主义者在平民阶级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存续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围。他们拥护自己的共同体，防备那些只会贪婪敛财的官员和（最近产生的）资本家们。随着商品的生产，小资本主义者既生产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性，也被其生产，他们微妙而有效地对抗着中国统治阶级所制定的贡赋制的企图。
小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被嵌入处于主导地位的贡赋模式之中的。这一贡赋模式由朝廷的官员掌控，官员们需要可靠的财政收入、稳定的阶级关系和持久的统治权，以达致满足他们个人需求的目标，他们让这些个人需求凌驾于经济发展的明显需要之上。官员们把亲属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通过维持亲属关系的正统性（当然也通过其他途径），他们也就控制了劳动者，并借此对资源的私人积累设限。
小资本主义模式之所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被涵纳在贡赋制生产方式之中，是因为统治阶级在定义并维系着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要素——亲属/性别制度。它被当作受分层控制的整个社会形态中的一个方面。亲属/性别制度在运用到妇女身上时是有待商榷的，但它的原则——父系结构牢不可破——最终受到统治阶级权力的支持。
帝制中国晚期的两种生产方式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并随着时光流逝，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当来自官员的压榨遭到家户的抵抗时，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实践就越发复杂化。近期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证据，旨在表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多来自它的内部动力，而不是西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柯文［P.Cohen］，1984；史景迁［Spence］，1990）在这里我想提出的观点是，中国历史... (查看原文 )
资本主义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持久同时也许是最为深远的影响，并非由19—20世纪欧洲和日本的侵略带来，而是随着西方和中国的商业冒险家们在东南亚相遇而产生的。在16—18世纪，中国的小资本主义者通过“下南洋”疏通财路，建立起属于穿梭旅居者的小经济王国，并在大部分太平洋国家的财富积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额。随着家庭贡赋和跨领域投资的流失，这个海外“影子”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中国的统治者以一种困惑的恼怒，轻蔑地对泱泱中国之外的世界投以一瞥。海外华侨的贡赋经验局限在服从外国的帝国主义，服从家庭生意的绝对需要，服从贡赋敲诈的强盗行为，这势必催生出小资本主义视野的政治实践，使其在中国命运的走向中扮演着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角色。 (查看原文 )
在利用美其名曰“亲属”的社会关系来配置劳动力的社会形态时，人们被划分到不同的社会网络或亲缘团体中，划分的标准有性别、财富多寡或血统纯异，和祖先的连结，以及神话、仪式、象征物的不同分配。贡赋形态把这些标准变成等级体系，并建立了明确的社会分层，每一个社会阶层都被一种显著的内在物标记，并决定了它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特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个人从包罗万象的归属体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设置为独立的行动者，可以在市场上及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自由地交换、运输或以物易物。更进一步说，三种社会行动者的分类模式揭示了它们跟“自然”和宇宙非常不同的关系。（埃 里克·沃尔夫，1990:593） (查看原文 )
不管中国人对将来寄望如何，他们必须首先接受自己的过去。中国的思想家一再地被告诫贡赋制“封建主义”的威胁（张博树［Zhang］，1994:128），但中国的小资本主义遗产却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小资本主义用两种方式实现扩张：其一，通过雇佣关系；其二，通过亲属/性别制度，很多中国人把这个制度当作自己在险恶世界中唯一的避难所。但亲属/性别制度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未经雕琢的现实存在。几个世纪以来，就像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的那样，有很多人被它伤害。然而，它对国家统治的有利一面让它的一些最为负面的特性一直延续。要根除小资本主义，中国人就需要修改那些允许把亲戚当作商品的法律和义务。妇女和年轻人的商品化不仅让他们受到伤害，也让社会受到伤害，更是把大家都置于人口学的危险中。
和中国文化中的贡赋制面向相比，小资本主义自有它的积极特征。它能激发经济活力，这必然是所有中国人都期待的结果；它倾向人人平等，这也常常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心之所向。要梳理出哪些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传承中需要被扬弃的，就需要对贡赋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进行较为清晰的区分。然而，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勾画出这些智识上的区分只是改变的第二步。至于第三步，从这些有时会要命的传世瑰宝中进行选择，人们必须承担风险。幸免于这些风险的外国人或许可以夸夸其谈，但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将其付诸实践。 (查看原文 )
马克思反复提及建立在家户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对资本主义的出现而言无足轻重（尤其是在《资本论》1981版，第3卷第20章中）。这个观点一直是有争议的。①小规模商品生产者的重要性在罗德尼·希尔顿（ Rodney Hilton）编辑的名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 主义的过渡》（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1976）一书中有相当篇幅的开放性辩论。从这个标志性的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马克思和20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小业主生产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但它不能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独立于封建的统治阶级。至于次要和主要的生产方式有序地并存于某个单一社会形态中的可能性则不在此番辩论范围之内。②这些学者连同马克思本人，预测这样的生产方式会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消失。确实，绝大部分关于家户生产的研究，都会假定这些家户存在于作为支配模式的资本主义的轨道内。但西方的学者们忽视了中国的例证，尤其是1800年之前的中国：商品生产随处可见，却很难把资本主义视作一个生产要素。
最近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外围，小商品生产经久不衰的现象非常普遍。①为了避免和马克思主义挂上钩，许多其他领域的作者喜欢把这种复合性生产称为非正式领域（例如 基斯·哈特［Hart］，1992）。大部分人会同意詹姆斯·魏斯曼（James Wessman）的归类，他把“小”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连同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一起归类为“资本主义模式的子类型”。在小资本主义这个子类型中，“［小生产模式的］行为主体出售商品是为了购买其他商品，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使用的‘经济速记法’中，这些交易被表述为C-M-C1（一件商品等值交换货币，货币又被用来购买另一件商品）。但一个资本家涉及的交易则是这样的：M-C-M（先预支货币购买商品，再售出商品来换取利润）... (查看原文 )
一些欧洲学者关注家户生产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又为针对小商品生产的争论赋予了新的重要性。与希尔顿编辑的文集中的分析不同，对前工业主义的分析（曼德［Mendels］，1972，1981；克里特［Kriedte］等，1982，1993］把小资本主义生产和亲属关系及人口统计学的成果串联了起来。随着更多性别议题有效地被包含进来（例如克林斯［Collins］，1991；莱姆［Lem］，1991），研究小规模生产者的学者也开始掌握小资本主义模式潜在的内在统一了。
不是所有的小生产模式都沿着同一历史轨迹发展。众所周知，这些模式都是附属性的，其发展方向由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境和内在的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趋势引导。是中国的统一政体直接建构了它的行为主体者的性别和亲属关系，而不是教堂、种姓或其他反启蒙主义的机制代为建构。因此，与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生产方式不同，中国的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国家政权和统治阶级对手的意味更为明显，也与贡赋制唱反调。 (查看原文 )
所有前资本主义的、有阶级组织的社会形态，都可以被合并起来，归入一种贡赋制生产方式的大类，这样这个术语就以其高度的概括性适用于理解所有古代农业国家和封建制度。（阿明［Amin］，1972；沃尔夫，1982）沃尔夫把贡赋制生产方式定义为：其中的“主要生产者··被允许得到生产资料，同时国家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从他那里榨取贡赋”（沃尔夫，1982:79—80）。贡赋制生产方式使得从支配模式中榨取剩余的非市场机制具体化了，与此同时，它也给额外的、附属的、建立在私人所有和自由劳动基础上的机制留有余地。这样的用法也假定了一个社会动力机制，即在贡赋制生产方式中，直接生产者和国家官员之间的关系就像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工与雇主的关系一样是对立的。（柯里［Currie］，1982:16）在帝制晚期的贡赋制生产方式中游走的国家官员，除了直接榨取贡赋，利用对商品和服务的直接垄断来为己谋利，还用各种办法控制、操纵私人市场并从中获益。 (查看原文 )
到帝制中国晚期的时候，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农业家户的户主同时也是经营几个小农场的小业主，农场的产出既可以维持生计，又可以满足官税和徭役的需要。最近的研究多强调帝制中国晚期土地使用权有被私人小规模瓜分的趋势，而没有出现封建庄园或其他大规模土地占有的形式。（伊懋可［Elvin］，1973；马立博［Robert Marks］，1984；黄宗智，1985）业农者被训导要努力生产并勤俭节约，这样才能在除去税赋和生计所需后还留有可观的剩余。（萧公权［Hsiao Kung-chuang］，1960:188—189）官员们所做的辅助工作是管理并改良灌溉系统、道路和运河，并储存大量的谷物以应对饥荒，因为普通老百姓很难有足够的存粮度过荒年。（李明珠， 1982:689，694—699；魏丕信，1991）
虽然有时官员想要通过农业技术革新的传播来提高生产力，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维持一个稳定或者说停滞的经济。（黄仁宇［R.Huang］，1969:77、112；1974:229）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清代中国进入了农业“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瓶颈阶段（伊懋可，1973）——人口膨胀和生产扩张同步，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因此官员只有通过更有效地征税或获得向更多可纳税家户征税的权力，才能增加他们从农业剩余中的剥夺性所得——也许对升官或扩大管理边界的追求是深深根植在他们的经济利益中的，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有时超过其他所有的考虑，老百姓有时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来向这些官员缴税。（王安［Waltner］，1990:83）
除了积累农业剩余，官员作为一个阶层也负责管控很多工商业的生产机构，通过非市场渠道如官办工场、特许经营权和垄断来获取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和资源——盐、武器装备、官窑瓷器、城墙砖。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起，大规模的食盐专卖就是政府预算的主要来源，这向我们展示了官办生产的成效。到帝制中国晚期，大部分的盐由... (查看原文 )
盐（以及其他物资如煤、铜和瓷器）的官办生产在17世纪晚期之后“封建”色彩渐趋淡化。一些半官方的角色，比如汉口的盐商，让位于更多样且完全私有化的生产和分配渠道。（罗威廉，1984:119—120）这些事实印证了一个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的城市商业体系的崛起——这是罗威廉的观点。但19世纪末被重新构造的私有化的盐业系统也大大限制了其时纯粹私有化的盐商的规模，更坚定地把他们推向小资本主义的模式。 (查看原文 )
不信任、害怕陌生人，甚至害怕所有亲戚圈之外的人，是帝制时代中国人的显著特点——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也有类似特点，比如挣扎在资本主义经济边缘的乡村的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福斯特［G. Foster］，1967）。这种不信任很戏剧性地表现为帝制时代中国人对鬼神的普遍焦虑。鬼可能代表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即在充满横征暴敛、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孤苦伶仃、生计无着。它们缺少与物质资源相连的人情纽带，因此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或乞丐，一种无产状态的终极表现。（焦大卫［Jordan］，1972；武雅士［A.Wolf］，1974b；魏乐博［Weller］，1985，1987）很多生动的仪式和信仰都是这些形象的投射，比如婚丧嫁娶等仪式强调，家是这个险恶世界里唯一安全的港湾。家户和外部经济的巨大裂痕根植于帝制时代中国的最高道德伦理，也嵌入该时期的中国人最深的恐惧之中。 (查看原文 )
现在所有人都承认中国的商品生产出现很早而且很重要（例如傅衣凌，1986；赵冈，1987），如果这种生产有别于资本主义，而且可以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解释，那么这一有关社会历史阶段的争论就会偃旗息鼓。
如果传统中国有劳动力市场，正式的剥削就会接踵而来。但是无产者身上的剩余价值是否被资本家榨取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被一种教条遮掩了，在感情上要接受所有权既有市场也有贡赋的意义并不容易。在失地情况普遍、很多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生的地方，从一个工人未被偿付的工作中榨取剩余价值，即剥削，是帝制时代的中国人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剥削也会发生在家户中，宗族（agnatic corporation）从法律和习俗上都将妇女排除在所有权之外，但只要她们在宗族之中一天，就有义务为其工作一天。
至于这种剥削是否像其在正统资本主义体系中那样导向了资本积累，则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我们必须参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历史趋势所表达的忧虑。如果通过剥削劳动力，资本得到积累并进行再投资，那么其获得的剩余价值又得以进一步积聚，我们可以预见到由此对整个经济的扩张性刺激。在西方，资本主义引发了科学和技术的革命，以及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经济增长。从那时起，它就变成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主导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使得它所青睐的阶级和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了巨大的资本、权力和知识。但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 (查看原文 )
经济发展是由生产力的人均增长决定的，如果引申开去，也可以说是资本的私人积累导致了经济发展。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增长趋势确实使生产力得到增长，但是私人积累却受到很大限制。除了零星的一些富商，传统中国的财富基本上都掌握在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员手里。他们用这些财富投资建设了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权来维系征收赋税的权力，防御国境内外的敌人，并创造出一套复杂而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让大部分人信服，从而心甘情愿地（而且是不费钱地）对它百依百顺。这个政权——无论从我们还是其他人的角度看——尽管有诸多失败之处，但还是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除了日本）更有效地抵御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渗透。仅仅沦为“半殖民地”一个世纪后，中国又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中国没有在政治上分裂（或者至少是广义而言），与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不同——这些地区因此产生了需要永久依赖世界体系恩惠的孟加拉国、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巴西、海地等国家。中国的经济扩张是由小资本主义拉动的，但由那些心系国家的统治阶级掌舵。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生产力为国家政权服务，就像他们为了保护政权而投身于驱赶那些可能叛乱的化外之民一样。 (查看原文 )
宋代经济力量的膨胀依赖于由“一年三熟”制耕作和引自东南亚的改良新稻种催发的“绿色革命”（伊懋可，1973:第9章）。然而，区域性市场的遍布、大量靠营利性生产为生的人口，都使得中国经济并不仅仅是“自然经济”。从宋朝开始的商品化标志着它与过去是彻底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也使得帝制晚期的中国与此前生产要素不能（或不能自由）私下买卖的社会形态明确地区分开来。在工业革命之前，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人可能更多地依赖市场为他们提供食品、衣物、燃料和其他日常需要，以及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钱。 (查看原文 )
“小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虽然它可以被称作“准资本主义”。它和资本主义的差异在于它是从一个强大的政权里诞生的，其统治阶级有能力来设定边界防止它不断扩张。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但要想了解这个遏制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就需要联系到包括宋代在内的有关妇女地位、亲属制度、意识形态及许多其他社会机制的广泛的文化变迁。虽然贡赋制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继续“斗争”（存在于官员和小资本主义者的身上），但为了争取对剩余的控制权，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实践都仍然牢固地建立在妇女的依附地位之上。 (查看原文 )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事情变得越大、越复杂，就越有可能出现线索被中断、边缘被拆解的情况。阶级社会是一个精妙的产物。它的折裂很少是由于天灾，更多是人祸使然。例如，一条运河被错误修建，或者错误选址，亦或维护上出现了过失，导致的结果就会是：洪水爆发、饿殍遍野，而新移民将取而代之。人口的压力增大，并导致极端的集约化，这使得山林被砍伐，洪水过后，干旱接踵而至，流行病和饥馑将摧毁这个地区。饥饿、愤怒并遭受着残酷剥削的人们揭竿而起，杀死官员，烧毁城池，然后又被官兵剿灭。官府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城市，派兵驻守，并在各部族间进行贸易。在官府的一系列努力下，该地区实现了汉化，然后又是开凿运河、砍伐森林，造成新一轮的人口过剩、饥肠辘辘和民怨沸腾。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他们扎根在祖辈生活的土地上。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罕见的。官僚体系因为其内在的不平等，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因而大量人口也在不断地迁移，以维持生存。只要有机会，普通百姓就会靠迁移来夺得一些土地。这些土地往往由于当地部族保护不力，或因洪水、瘟疫、饥荒导致人口锐减而被撂荒，又或因政府镇压起义而被夷为废墟。而有些时候他们来到城里仅仅是为了寻求生计。 (查看原文 )
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是对自然事件的反应，也是对不平等进而只能保持脆弱平衡的政治经济所做出的回应，它本身的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它也揭示了发生在诸如阶级和生产方式等抽象概念之中的运作变化。这种人口流动短期内呈现出区域性混乱的局面，除了表明某些时期是“承平”还是“动荡”，就没有什么解释性意义了。然而在传统中国，人口的散布状况存在两股世俗化的趋向：汉人不断向南迁徙，越来越渗入东亚的各个角落里；大量人口向城市各阶层中聚集。
汉人的南迁，尤其是汉文化的南向发展趋势在过去被过于强调了，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考古学和逻辑思维日益被学者们结合在一起，显示出当今中国领土内，少数民族居民历史的悠久性和复杂性。人口向南迁徙是人口流动的过程，但更多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变化，统治者在征服当地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吸收、重组。 (查看原文 )
施坚雅坚持强调汉学家应当认真对待市场关系，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和空间关系尤为重要。商品生产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无论是其理论意义，亦或对于我们的历史理解，还是对于有关中国未来的预测来说都是如此。施坚雅认为中国人建造城市主要是逐利的交换关系使然，然而他一部接一—部的大作却没有为之提供证据。他这一观点的中心假设是，“市场”在中国的运作如同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样，对其他所有系统具有形塑和控制作用，然而这一假设是站不住脚的。施坚雅的失误还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商业经济的政治意蕴，却在实质上忽视了政治进程中的经济力量，他将政治进程归因于行政。他在经济和政治之间采用了功能主义的二分法，这一做法的二分削弱了他的分析。只有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才能够捕捉到即便是简单的社会形态也无法否认的复杂性。甚至在中国政府的衰弱时期，这种复杂性也总是强有力地彰显出来，而且毫不顾及利润概念甚或人民的死活。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