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學的歷史與文化貢獻芻論／彭林
本文論述的主題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有無經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否文化專制主義？經學對中國歷史與文化有無貢獻？旨在還經學一個公道。孔子悉心編訂「六藝」，其本心是要表述他對歷史的思考，留下能立言垂教，永世作則，歷百王而不朽的社會發展之道，而絕非是留下幾冊史書。他所創建的儒家理論體系，將實現「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作為理想的終極目標，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階梯，將「人」的道德成長，作為社會進步的最重要基礎。《六藝》乃是此理論體系之載體，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導出經史無別的爭議，事實上經學比史學更晚出現。孔子刪述《六經》，探求的是社會發展不可偏離的正確軌道，對社會具有恆久的指導意義。再者，在歷史上四裔何以進於中國，其關鍵在於自覺追隨華夏文明，發展經學所致。儒家經學以其超邁前賢往聖的卓識與睿智，從道德與思想的高度，贏得億萬民眾的認同與擁護，贏得一代又一代的君子矢志為之奮鬥，令中華民族雖歷經內憂外患，而始終不離不散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因此，為經學正名，恢復經學的學科地位，乃當今經學研究界頭等要務。
▎孟子義說管窺──從文天祥義無反顧捨生取義說起／單周堯
南宋文天祥，一生忠於社稷，抵禦外敵，義無反顧，最後捨生取義，其〈衣帶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最能道出孔、孟之精神。
史向前〈孟子義說試探〉一文，謂「義」之本義，為斷制得宜。惟其所據者，為三國時期韋昭《國語》注，時代頗後，未足為據。
由陳來〈論古典儒學中「義」的觀念──以朱子論「義」為中心〉一文所述，知史氏〈孟子義說試探〉一文所反覆強調，謂「義」之本義為斷制者，乃出自《白虎通德論》之「義者，斷也」及《釋名》之「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凡此皆東漢人之說，未必即為「義」之本義。
天下事物需斷決、裁制者多矣。合乎義者需斷決、裁制，不合乎義者往往亦需斷決、裁制，是斷決、裁制，當非決定義與不義之關鍵。
至於「義者，宜也」，謂合乎義者適宜做、應該做，不合乎義者，不適宜做、不應該做，似反是決定義與不義之關鍵。
再看文天祥之捨生取義，乃屬義無反顧，無需裁制、斷決。自份應死社稷，即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是訓「義」為「宜」，實較以「斷制」為「義」之本義確當。
▎禮文與仁心──基於《儀禮鄭氏注》心理維度的討論／李旭
禮仁論是儒學的核心命題。《禮記‧中庸》鄭注以「相人偶」釋「仁」，隱含主客對偶的關係結構，義本禮經之學。《儀禮》節文涵攝多重差序性的倫理關係（如君臣、父子、夫婦等），而種種殊別性的互動儀節乃在東西對偶的宮室中展開，這種空間的相偶性所欲保證的是行禮者所禮敬之對象的唯一性。「相人偶」所表達的，正是此種「主一」之敬。基於「相人偶」而「主一」的禮義，一系列非常微妙的心理──不安、不敢、不必、不竭、如在、自脩等──遍見於《儀禮》節文之中，鄭君注禮，往往觸及點出。據此觀之，周孔禮文的旨趣在於熏育、感發行禮者的心志，使之破除一己之私、人我之隔，對天下一切外在於我的他者，有所關切，有所存念，仁心因得呈顯。
▎六經歸禮：鄭玄以「周禮」調和群經諸路徑／高瑞傑
鄭玄面對漢末以《公羊》學為主導的今文經學整體衰落的困境，力圖通過禮，尤其是周禮來統貫群經，以求補備先王法度，獲取致太平之道。其從六藝一體觀出發，以周禮為基點，通過時間化、空間化、等級化、常變例等方式來裁斷、融通諸經，不輕易捨棄今古文諸經，亦不輕易雜取雜說，從而勾勒完備的經典文明譜繫與美備「周禮」體系，以為漢世禮樂制作所資取。其以「周禮」為立足點，一方面推闡其明德之教、教化之義及惠民意涵，另一方面又常有資於漢法之用意，可見其經世之志。兩漢六經發展至鄭玄而結穴，鄭學由此實現經學之一統，六經歸禮，並以「周禮」為美備之說，漸成風習，深刻影響了魏晉以降禮樂文明進程。
▎略論郝懿行《爾雅義疏》動物詞匯以《山海經》、《方言》為證之注釋方法／潘銘基
清人注釋諸經，可謂勤矣，內容豐瞻，勝義屢出。《爾雅》乃是經解用書，《漢書‧藝文志》早已置諸六藝略之中，並指出如要讀懂古文《尚書》，最理想的做法乃是「文章讀應《爾雅》」。此外，《爾雅》與博物學關係密切，其中最後五篇分別是〈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分門別類討論與動物相關的詞匯，滿載先民對於大自然的想像，蔚為奇觀，堪稱漢字裡的動物大觀園。
《山海經》主題紛陳，後世多有討論，然其所載乃屬古代的奇異國度，則無爭議，其中所見動物，更與《爾雅》所載相為表裡。又，西漢末年，揚雄撰有《方言》一書，輶軒使者輾轉各地，收集不同地方相異的語言，作方言調查。所至之處，不少即屬方言裡的動物詞匯。結合二書性質及其所載，注釋《爾雅》之時，學者早有互為取證之舉，晉人郭璞便兼注三書（《爾雅》、《山海經》、《方言》），是為啟鐸。
清人郝懿行著有《爾雅義疏》，乃是《爾雅》注釋集大成之作。郝氏參考郭璞、陸德明、邢昺、鄭樵等舊注，並廣泛徵引古籍，因聲求義，探求詞源，尤其注重考辨名物，歷時十四年而成書。黃侃以為郝疏成就在於前注之上，今人研治《爾雅》，當以郝書「啟闢門戶」。管錫華稱之為「代表了《爾雅》古今注疏的最高成就」。郝疏引書甚豐，茲篇之撰，以《爾雅》最後五篇為本，討論郝氏利用《山海經》、《方言》等取為書證之法，分析其與郭璞注之異同，並論郝疏以此互為取證之法注釋的利弊。
▎禮經學研究傳統之新變──從方法論層面對「復原」的思考／張濤
《儀禮》研究的傳統方法，是以處理文本、文字為主，利用訓詁、校勘，並藉助分節、釋例、繪圖等輔助技術手段，實現對經文義理的理解與發揚。而《儀禮》「復原」是對傳統禮經學研究方法的創新發展。在新興媒介技術的觸發之下，《儀禮》「復原」計劃通過影片、彩色3D動畫、多媒體影像拍攝與人機交互數據庫平臺等技術手段，推動相關研究，激發經學研究的潛力，為中國經學、古禮穿越文化的邊界，提供可能的路徑，並將進一步促使古老的《儀禮》與社會現實生活取得關聯。
▎《儀禮》「設經之法」類型探析──以《儀禮‧士昏禮》為考察中心／李洛旻
本文探討《儀禮‧士昏禮》各種設經之法，為全面研究《儀禮》作者設經之法作準備，並嘗試確立禮經作文方式類型之框架。《儀禮》作者以文字形式記錄複合禮典，或據諸儀節，或據諸義理，或據諸簡明陳述，手法多樣，不一而足。若要確切詮釋古禮，還原真實情況，不得不深入研究《儀禮》作者設經之法。《儀禮》設經之法，早為學者重視。自鄭玄、賈公彥開始至清代禮家，各持己見，眾說紛紜。惟對設經法之研究，學者每多隨文解讀，其間臧否，容待全面研究以判。本文亦嘗試在歷代學者意見中梳理並歸納設經之法之類型，製成研究框架，將來能以此框架對全書作文本分析，以圖識別更多設經之法。此外，排比相似儀節亦能有效識別《儀禮》設經之法。諸如變文、省文、語序、特著之辭、以及儀節及陳設等，均可循此法加以鈎沉。
▎安大簡《詩》與清華簡〈耆夜〉所載〈蟋蟀〉新探──兼論先秦詩歌「族本」與「素材庫」相關問題／鄭楸鋆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之《詩》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耆夜〉均載〈蟋蟀〉一詩，其文互見今本《詩經‧唐風‧蟋蟀》。學者如蔡一峰、徐建委、史密斯（Adam D. Smith）與梅林（Maddalena Poli）已就三本〈蟋蟀〉作初步對讀，並亦探究文字釋讀、文本淵源，以至先秦《詩》之流傳相關問題。本文基於前人研究成果，嘗試再就兩篇簡本〈蟋蟀〉文字與文本層次之若干問題提出管見，冀能補苴罅漏，以就方家。
▎明刻《周易》經注本研究／顧永新
與文學和思想領域的復古思潮相適應，明代中後期先後有三種《周易》經注本刊行。嘉靖中趙府味經堂刻本（趙本），上、下經部分乾卦至坤卦卦辭、《彖》《大象》、爻辭及其《小象》所從出之底本為岳本，坤卦《文言》以下直至《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以纂圖本為底本，以建本為參校本。理論上正文部分也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趙本直接出自某一宋代建刻經注附《釋文》本比如余仁仲萬卷堂刻本（余本），其異文構成以纂圖本為主，以建本為輔，兼與宋刻十行本部分同源。趙本《略例》的構成則有所不同，係整合纂圖本和元刻十行本而成。崇禎中盧復所刊《三經晉注》本《周易》（盧本），與趙本具有直接的承繼關係，當以趙本為底本，同時又參校閩本。同樣刊於崇禎中的永懷堂本，當據閩本刪削疏文、截取經傳、注文而成。
▎明代魏校《周禮沿革傳》初探／梁德華
魏校，為明代重要儒者，事跡見於《明史‧儒林傳》、《明儒學案》等。魏氏著有《周禮沿革傳》，探討《周禮》設官分部與後世官制發展之流變，從而發明《周禮》官制之深意，乃明代《周禮》學的重要著作。由於該書鮮有現代學者注意，因而至今仍未有專文對該書作深入討論。本文擬仔細分析魏氏《沿革傳》解釋《周禮》的方法及其特點，並選取顯例，加以說明，以見魏氏對《周禮》研究之創見與其局限，從而略補前人研究之未足。
▎莊存與《春秋正辭》屬性蠡測／蔡長林
在眾多對莊存與的歷史評價中，每對其有晚清今文學或《公羊》學之祖的稱譽，此說需要稍做梳理。從思想史或學術史視野看待莊存與的先行地位，與從《春秋正辭》本身或是《公羊》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待《春秋正辭》的著作屬性之間，對莊氏學術的認識會有很大的落差。學界對莊存與或《春秋正辭》的認知，普遍預設了莊氏為晚清今文學或《公羊》學之祖之前提，而忽視了《春秋正辭》以極重的比例大量援引《穀梁》、《左傳》乃至宋儒之說以替代《公羊》本身的解釋。其尤甚者，乃是對何休建構「三科九旨」體系的刻意淡化改造，以及由此而來的解釋重心之轉換。這種轉換即是以「大義」消解「微言」，以儒術所重君臣上下之共相，消解何休三統革命之義。本文意在透過莊氏相關文獻之解讀，以釐清《春秋正辭》之屬性，還其應有之面目。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之胡適「權三條」說辨析／王利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權」字標目為「權五條」，而實際僅有四條，胡適又認為第四條為全書「後序」而提出「權三條」說。經考，「權」字內部結構緊密，首尾呼應，第四條無獨立為「後序」之可能。戴震原本僅有四條，第五條為孔繼涵編刻《戴氏遺書》時所附〈答彭進士書〉。段玉裁重刻《戴東原集》又將該篇收錄，後世大都受段氏影響，將之歸入《文集》，但卻於《疏證》目錄中仍保留「權五條」，遂致名實不符。
▎《國語‧周語》王引之《經義述聞》商兌／郭鵬飛
《國語》向為《春秋外傳》，與《左傳》互為表裏，而韋昭《國語注》，是權威訓解。清代樸學大盛，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為乾嘉巨擘，其《經義述聞》是經學研究巔峰之作，影響極為深遠。書中《國語》兩卷，乃就韋《注》之不足與其未及者，多予補正，見解精審，實發前人之未發，故深受學者推重。然細察王氏父子之訓釋，於文義理解、字形掌握，或語法分析等，均有不周之處。今就《周語‧周語》諸條，擇其可議者，略申己見，以就正於方家。
▎日本德川時代「三禮」研究概況序說／工藤卓司
「禮」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概念之一，尤其在儒家文化中一直都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在傳承「禮」文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這點無庸贅言。故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產生與「三禮」相關的著作，已不勝枚舉。
儒家文化不僅在中國，亦流傳至日本且有所發展。特別在德川時代（1603-1868），不少人士參與經學研究，相關著作亦不在少數。那麼，當時對「三禮」進行了怎樣的研究呢？依《江戶漢學書目》記載，德川儒者對「三禮」的研究並不多，但尚有近二百筆的成果，值得關注。於是，本文由書誌方面梳理日本德川時代與「三禮」相關的研究成果，以期為其內容分析的基礎。
▎近三十年香港《尚書》研究之回顧／王嘉儀
本文梳理了近三十年香港《尚書》研究的相關資料，包括專著、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及學位論文，以期對香港的《尚書》研究有深入的說明。香港專研《尚書》的學者不多，主要有陳遠止教授、宗靜航博士、鄧佩玲教授等；其他學者偶有涉足《尚書》研究，如劉殿爵教授、單周堯教授、何志華教授等，上述學者亦有指導學生研究《尚書》，薪火相傳，為學界培育後進。另外，本港大學中文系在推動經學發展方面不遺餘力，曾舉辦多個經學研討會，其中學者發表的論文不乏《尚書》研究之佳作。2016年，第四屆國際《尚書》學研討會於香港舉行，香港學者於會上發表的論文則反映了香港《尚書》研究的基本面向：《尚書》語言及文獻研究、《尚書》引書考研究、域外《尚書》學研究、《尚書》與出土文獻研究、《尚書》辨偽學研究，以及《尚書》專人專書研究。
本書特色
★ 本書共收錄15篇文章，內容涵蓋《詩》、《書》、《禮》、《易》、《春秋》等經典，展示當前經學研究的最新成果。
★ 研究兼具傳統與現代詮釋方法，從版本考證、經義新思到出土文獻的審視，探索經學典籍、義理及經學史的多樣性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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