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与南海

原文摘录   · · · · · · 

• 西域与南海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传统出口，也是域外世界向中国传递信息的必经之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熙来攘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经由西域、南海，开启了我们瞻仰文明印迹的通衢大道。民国初年，冯承钧先生翻译法国汉学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论著，其中被誉为“碎金片玉”的短篇论文，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命名，三十年间陆续出版，竟达九编之多；其个人著作汇集成编，亦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命名，由向达先生序而表之。一时之间，“西域南海”遂成中国学界研治中外关系史的代称。由于学科的分化，当代学林以一人之力而身兼两地、卓有成就者，世难其选。今年元宵刚过，姚崇新教授以《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征序，我恍悟其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征途，因为特殊的契机，而穿梭于西域、南海之间。他正是这样一位在西北、东南巨大的研究跨度中奋勇的跋涉者！崇新教授的学术道路，始于西域。他本科受业于新疆师大，得到新疆考古学家侯灿教授亲炙，并推荐其毕业后到吐鲁番文物局工作。数年艰辛的基层历练之后，他于199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荣新江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以《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的论文开始了他对西域佛教史的研究。199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从马世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唐代巴蜀地区佛教石窟造像研究，其研究的地域从西域而进巴蜀，研究的对象也从文献层面的宗教思想传播进入到物质层面的考古文物印证，最后以《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执教中山大学，在岭南从事考古研究。多年前我出差广州，他已经可以在南越王宫署遗址的考古工地上就南海船行的往事跟我侃侃而谈了。人类思想与文化的交流，本自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西域、南海跨越千山万水，虽有瀚海沧溟、舟车往还之差异，而其间文化传播，也必有万川映月之共性。崇新教授顺应其人生历程之迁移，不断将其学术触角由西北而向东南延伸，也正是基于中外交... (查看原文)

  路兮 2025-04-30 15:35:22

• 在我准备撰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读到一篇讨论史料“陷阱”的文章，这不禁让我想起即将付梓的这本小书的一些内容，因此我想从这篇文章谈起。文章指出，史料的“陷阱”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存在，由于主观因素的影响，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创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情绪；即便是亲历者的回忆，也可能因记忆的问题产生偏差（姚百慧《警惕史料的“陷阱”》，《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事实上，史料的“陷阱”还远不止这些，文献的使用一定要考虑文献生成的年代、生成的过程以及文献层累的问题，否则同样会落入史料的“陷阱”。因此文章进一步指出，要想避免落入史料“陷阱”，就要在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史料的创作和流传过程，并寻找不同史料加以对比。本人通过对广州光孝寺的研究对史料“陷阱”问题深有体会。千年古刹光孝寺在岭南佛教传播史以及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有关它的早期记载十分稀少。最早的《光孝寺志》是明崇祯年间编纂的，属晚出文献，且只有两卷，而清乾隆年间续修的《光孝寺志》骤增至十二卷，增量惊人，文献层累的痕迹显而易见。遗憾的是，以往有关光孝寺的研究大多以乾隆《光孝寺志》为主要参考文献，误判在所难免，误判又导致长期的以讹传讹。因此，如果说本人对光孝寺的研究还有些推进的话，并不是我比前人更高明，而是没有一上来就抱着乾隆《光孝寺志》不放。光孝寺的研究给我的另一个体会是，史料“陷阱”不仅仅是为初学者准备的，只要不谨慎，任何人都会落入这样的“陷阱”，即如学养深厚的大先生亦不能幸免。其实，考古图像资料的使用也有许多“陷阱”，稍有不慎，同样也会落入图像的“陷阱”，以致论证“跑风漏气”，经不起严密的逻辑推敲，甚至错漏百出，因此考古图像资料的使用也是要讲章法的。前不久我应中国传媒大学之邀以“使用考古图像资料的几个问题”为题做过一次讲座，根据我个人的研究经验，就考古图像资料中的“陷阱”，抑或是使用考古图像资料的注... (查看原文)

  路兮 2025-04-30 15:4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