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生病》的原文摘录
有时我以为它有一半是罪孽，
我觉得我难以用语言去描述它；
语言，好像自然，有一半是真实的，
另一半却失去了灵魂。
但是，面对这个不能停下来的大脑，
怎样运用有分寸的语言去欺骗它呢；
这个糟糕的机器在运转，
好像会令人迟钝的麻醉剂，
使它不感到疼痛。
——亚尔弗德·顿尼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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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ometimes hold it half a sin
To put in words the grief I feel;
For words, like Nature, half reveal
And half conceal the Soul within.
But, for the unquiet heart and brain,
A use in measured language lies;
The sad mechanic exercise,
Like dull narcotics, numbing pain. (查看原文 )
现代社会的新环境是否使抑郁和自杀更加多见？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早年快乐，某些最近的资料提示，我们可能确实面临着抑郁症的流行。有一个著名学者的研究小组审查了9份对世界上5个不同地区共39000人进行的研究报告，发现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要比他们的长辈更容易发生抑郁症。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发病率更高。证实这些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但是认真研究现代化生活中使抑郁症增加的各种新问题，确实是迫切需要的。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有广泛影响的传媒和社区的解体。
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有效地把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它们破坏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社会联系之后，竞争不再是在50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至少也是在几万人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不一定是这个城市的，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这个国家、更不是世界级的优秀选手。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一切活动都变成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勾引异性、绘画，甚至养鸟。在古代环境中，无论什么事你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第一名，即令不是第一，你的优秀的特长仍然受到一群尊重你的人们的赞赏。现在我们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个人变得很难出人头地。
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的人引起妒忌，妒忌也可能促使我们的祖先努力去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妒忌就会是有用的。现在，我们之中很少有人可能达到那种引起我们妒忌的目标，而且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可以达到电视中看到的那种神奇的目标。荧屏上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聪明、富创造性、有力量、荣耀的英雄，是这个世界以外的超人。我们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而且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ny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 (查看原文 )
所谓的“最适者"（ft）同样遭到了误解。最适应环境的个体，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最健康、最强壮或者最敏捷的。古往今来，运动健将并非都是儿孙满堂，而后代的数量大体上可以反映“适应度”。对于深谙“自然选择”规律的人来说，长辈关心晚辈的生育问实在是顺理成章。 (查看原文 )
我们在第2章解释，女孩和男孩的出生率几乎相等，因为过量性别的生殖成功率会偏低。自然选择因此有利于数量较少的性别，使性别比例在历史中维持在1：1的水平。但是，从最大化总体生殖率的角度看，它的效率不高。因为，少数男人就可以使一大批女人的生殖成功率达到最大。这清楚地说明，个体选择相对来说比群体选择要重要得多。否则，人类的性别数量比例就会向女性倾斜。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印度，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加上越来越多的超声仪器（可以用来判断胎儿性别）已经严重扭曲了性别比例。在印度90%以上的人工流产是女性胎儿，总人口中的性别比例已经开始显示出不平衡来了。同样，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因为只生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超过60%的新生儿是男孩。长远来看，这种不平衡终将被自然选择调和，但是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我们猜想，过多的男性之间将有激烈的争，而稀缺的女性则会更快地获得社会地位。 (查看原文 )
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络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遗传因素对躁狂抑郁症有决定性的影响。病人的情绪会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如果父母之一有躁狂抑郁症病史，后代患病的风险因素会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风险则会增加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这些基因并不罕见，躁狂抑郁症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为0.5%。我们的下个问题，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呢？答案同样也不陌生：它们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与其他基因联合起来发挥益处。爱荷华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南西·安第逊 Nancy Andreason）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久负盛名的爱荷华作家创作室（ lowa Writer' s Workshop）里，80%的作者都有某种情络障碍的经历。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严重破坏了一些人的生活，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能够给一些病人带来某些好处，或者给携带这个基因但并未发病的人带来某些好处。
纽约州立大学的演化论研究员约翰・哈顿（ John Hartung）观到，抑郁症在那些“功高盖主”"的下级中比较常见。一个下级，如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就有可能遭到上级的打击。哈顿提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韬光养晦，在上级面前表现得很平庸，不露锋芒。这便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自卑。哈顿的理论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
情感研究的另一个学派，他们追随的是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普菜斯（ John Price）的理论。约翰・普菜斯关注的是情感在维持人类等级制度中发挥的作用。当一个人在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但又不愿意向获胜者臣服的时候，抑郁症就会发生。他们提出，抑都症有可能是一种“非自愿的服从”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免受胜利者进一步的攻击。这些研究人员描述了一些案例，在这些案... (查看原文 )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以演化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演化源自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再版书将1999年版本中的“进化一词换成“演化"，其涵义更为中肯。实际上，达尔文向我们示的物种演变并不是朝一个理想的概念或模型前进，而是不断修补自己来适应周围的环境。生物演化论的核心观念之一是“自然选择"，而“适应”则是自然选择的核心机制。本书的基础理论依据就是“自然选择—适应”，其中心思想有三。
一是人体对于病毒病菌的入侵即使不用医治也是可以逐渐适应并产生免疫力的。早期的蛮荒时代，医学不发达时，人类对于疾病東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一次大的瘟疫流行过后，存活下来的人就是产生了抗体的适应者，他们繁衍的后代也同样具有抗体一一免疫力，相同的瘟疫便不再能伤害到这些人。这就是现代预防医学的基本概念，接种疫苗就是由此衍生出的革命突破，比如种牛痘，比如预防小儿麻症注射等等。本书同时提出了个重要的概念一适应性反应。即在与病毒病菌的对抗与适应过程中，人体会有一些症状反应，最常见的如身体某些部位的疼痛，发热、咳嗽、流涕等等。有人错误地认为，只要给药或注射以止痛、退热、止咳、止涕等，病就治好了。而事实上，这些得病后的体征很多情况下是人体的免疫反应，是减轻和击退病毒病菌的过程，如果给药让这些症状消失，对人体会产生副作用，延长得病时间，抑制人体免疫机制的反应且对药物产生依赖。因此，演化医学的视角可以帮助理解疾病发生的过程，更审慎的用药，关键是准确诊断病情，精准治疗。
二是病毒病菌也可以适应人体产生的免疫力以及新环境而变异出新的品种来攻击人类。最常见的例子是感冒病毒，人的一生总要感冒很多次，而每一次感冒都是新的变种病毒作孽。此外，抗生素的用“选择”出了更强的耐药菌。据2017年的一则新闻报道，已经有一种超级耐菌，目前任何抗生素对它都不起作用。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滥用药物对于人体的免疫机制具有... (查看原文 )
有一个聪明人发现，担心从圣诞节到新年的这一个星期吃得太多没有必要，从新年到圣诞节这一年里吃的太多更加值得关心。 (查看原文 )
许多人只要做一件事就能使他们的健康得到改善，就是减少吃的油脂。 (查看原文 )
近因解释回答的是“是什么？”（what）和“怎么发生的？”（how），即，关于构造和机制的问题；演化解释回答的是“为什么？”（why），即，关于起源与功能的问题。 (查看原文 )
有一个研究发现，使用了扑热息痛的水痘患儿与摄入了安慰剂（糖丸）的对照组相比，平均要延迟一天才能恢复 (查看原文 )
另一个研究，56名志愿者特意吸入了感冒病毒，患上了感冒，然后接受不同的治疗：一部分人用阿司匹林或扑热息痛，另一部分人用安慰剂。安慰剂组的人里，抗体水平更高，也较少鼻塞，播散传染性病毒的日程也要短些。无数的病人都在使用退热药，但事实上这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这似乎说明人们不愿意研究这些不适症状还有什么适应性功能。 (查看原文 )
母乳的蛋白质里含有20%的乳铁蛋白（lactoferrin），这是另一种可以结合铁的分子。牛奶中只含有2%的乳铁蛋白，所以母乳喂养的婴儿要比配方奶粉喂养的较少受到感染。 (查看原文 )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华莱士等一批人提出了强有力的洞察；20世纪初，遗传学发生了孟德尔革命；为什么一直等到1930年费歇尔的书出版，我们才清楚地解释了性别比例？为什么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麦德瓦（Medawar）的工作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衰老的问题？为什么要等到1964年哈密顿的书出版之后才明白亲属关系在演化中起作用？为什么一直要等到七八十年代我们才意识到寄生虫与宿主之间，植物与食草动物之间的演化相互影响？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与对演化论思想，尤其是对适应性和自然选择（许多生物学家也不例外）长期的抵触情绪有关。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演化学家没有提出这些主张，我们不能责备医学研究者没有去利用它们。 (查看原文 )
综合所有的统计资料，可以说，近视是一种遗传病，它的遗传率超过80%。 (查看原文 )
自然选择很难清除有害的隐性基因。自然选择甚至不能进一步降低它在人群中的频率。如果有害的隐性基因在人群中的频率是千分之一，人们又不与近亲通婚，那么纯合子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的平方，即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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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不幸的个体统统夭折，自然选择的影响也是非常小的。在这种条件下，新的突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速度达到自然选择淘汰的限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基因出现的频率下降时，纯合子个体的出现率下降得更快（纯合子的频率=单个基因频率的平方——校者注）。假设某个基因突变使新生儿致命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那么，该突变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将是千分之一。这便是自然选择所能达到的极限。 (查看原文 )
最近，一些科学家提出，有性繁殖是受宿主与病原体之间“军备竞赛”的选择力量维持的。如果某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基因完全一致，而一旦某个病原体找到了一个宿主的漏洞，所有宿主都容易受到该病原体的伤害。假如一群孤雌生殖的个体都易被流感伤害，那么她们可能在某一次大流感中全部死光，而那些拥有基因多样性的群体，受到的伤害则少得多。目前支持这种假说的证据日渐增多，包括有研究发现，在寄生虫较少的物种和栖息地，无性生殖更为多见 (查看原文 )
然而，性高潮不仅不协调，而且一定是男人比女人快。这种偏差正好说明了，自然选择的目的是生殖最大化而不是人类的满足感。设想一个男人很久才能达到性高潮，他的生殖成功率会怎么样呢？他也许可以使性伙伴愉快，但是如果性活动中断，或者他的性伴侣在满足之后不要再继续下去，他的精子便不能为其传递基因。同样的力量塑造了女人性反应的时间。如果一个女人很快就有高潮，那么她可能会在伴侣射精之前停止性交，这样，她受精的机会就比其他更悠哉地享受性生活的女人低不少。 (查看原文 )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演化人类学家唐纳德·西门思（Donald Symons）指出，由于演化的原因，我们在梦中能体验到的刺激非常有限。尽管每一个人的睡眠行为差异巨大，但是在梦中，我们都倾向于“看到”自己的许多活动，但是很少“听到”声音、“闻到”气味或者“感到”机械刺激。我们可以梦见正在做事但身体不动，因为在有梦睡眠这段时间，我们的运动神经是瘫痪的。我们可以记得梦中的形象和听到的话语，但很难记住他们的声音。我们可以记得在梦中愉快地喝了一杯酒，却常常记不起它的味道。我们可以记得在梦中被人打过，却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感觉。
之所以有这些局限性，在西门思看来，是因为石器时代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们可以承担视觉的幻觉，因为闭上的眼睛本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何况黑暗也使视觉失去了作用。相反，警惕的呼喊、老虎的气味、孩子惊慌的抓手，这些重要的信息都需要我们警惕的听觉、嗅觉和触觉。有些动物在睡觉时依然睁着眼睛，而人类睡觉时依然竖着耳朵，我们不能让梦阻碍听觉。西门思的理论解释了梦境的一些已知的特点，也预测了一些尚未注意到的特点。这个假说能否成立，要看它的预测跟今后发现的梦中感觉的组成是否符合。截至目前，大部分已得到的证据似乎都支持这个假说。 (查看原文 )
但是毫无疑问，现代生活中某些新的环境因素可能促进了抑郁的流行。这里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大众传媒，以及社区的解体。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一方面破坏了我们亲密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却有效地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竞争不再只是在50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在你的城市里就不一定是了，如果是在你的国家里，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人们几乎把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吸引异性、绘画，甚至是观鸟。在以前，你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最好的。即使不是最好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尊重和赞赏你的技能。但现在我们却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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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人士会引起观众的妒忌。妒忌在古时候也许是有用的，因为它促使我们的祖先去努力做到别人做到的事情。但现在，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我们没有人能够过上电视里展现的那种生活。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智慧、富有创造性、有力量、光彩照人的英雄，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我们自己的妻子（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太逊色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ug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理想的伴侣之后，对现有伴侣的忠诚度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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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也瓦解着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物种，最糟糕的惩罚便是被孤立，但现代的组织并不见得好多少。
它们多半是由竞争者组成的，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偶尔遇到的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随着每个人各奔前程，大的家族结构已经瓦解了。即使是核心家庭，社会中最后一个...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