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研究（第九輯）

“禮樂”是古代中國文明的根本底色。秦漢以後，幾乎每个朝代，立朝之初即制禮作樂，修編前朝史乘，皆重禮樂之志。後世通觀前史，往往以禮、事為要，如杜佑作《通典》，詳述禮典，司馬光編《資治通鑑》，長於政事。總之，理解中國文明，舍禮樂則不能入其門。

在現代學術硏究中，禮學硏究有多種方式。大要言之，兩種方式最為典型。其一，從經學角度理解禮經。先秦儒家與兩漢經師，多言六經分教，側重不同。《禮》是五經之一，因此硏究《周禮》《儀禮》，須置於與《詩經》《尙書》《周易》《春秋》共同構成的經學體繫中。在這一思路中，禮學硏究的主要對象是三禮及其注疏。至於漢代以後禮學思想的重新闡釋，禮儀制度的傳承演變，不過是禮經在不同時代的運用。就此而言，禮學硏究是經學硏究的組成部分。其二，從史學角度理解禮經，即把禮經、禮學置於歷史發展的脈絡中進行理解，禮經成為歷史化的“周禮”。《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固是“周禮”，《儀禮》出自周公，亦是“周禮”，《禮記》則是孔子及其後學對“周禮”的闡釋。當“三禮”變成“周禮”，獨立而言，硏究三禮之書，即是硏究周代典憲；貫通而言，硏究周代典憲，可以上承堯、舜、夏、殷之禮，下接漢、晉、唐、宋之禮，三禮成為禮制遷變的一个環節。在這樣的硏究中，禮學成為學術史的一个組成部分。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禮學硏究中，堅持第一種者少，從事第二種者多。

漢代以降的歷史中，禮學一直是經學中的重要部分。禮學根本性地塑造了政教，成為政教的重要價値源頭。然而，這幷不意味著每一朝代都希望原封不動地恢復歷史上的周禮，而是希望通過實行正确的禮來塑造當代。在這一意義上，“議”禮與“制”度，成為禮學進入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方式。對禮經的理解，無論《周禮》還是《儀禮》，主要都是具體的官制與儀節。即便經禮、曲禮都出於古聖之心，但禮制本須因時而變，況且五帝三王制法本就不同。因此，禮學的致用，是永恆的禮學精神落實於不同時代具體的制度儀軌的過程。從歷史而觀，幷非照搬禮經中的官制與儀節便可實現天下太平，而是要從這些官制與儀節中，發掘政治的精神、道德的本質、人倫的規範等，以施於當代實際。從禮經到現實中的制度與儀軌的轉化，其實現方式便是“議”禮與“制”度。

漢代以後，諸多王朝立朝之初即制作一代大典，這種制作，多本於禮經，根據實際，制定符合時代的制度。不經議禮與制度，則事不可行。《晉書·禮志》載，荀顗制《晉禮》，其中涉及喪服部分竟然直書原文，虞摯批評道：“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説，其事不可得行。”蓋不經議禮，徒有經文，不能行於當世。魏晉六朝，天下分裂不安，中原每有陸沉之憂，然尊經崇禮之風不墜，尤其是《喪服》硏究，以服制定親疏，經師通過議《喪服》以決疑獄、定人倫，政治社會得以維持基本的道德。自魏晉至明清，朝廷議論郊祀，據群經以定制度，經學的紛爭——如天有六天還是一天，五帝是天神還是人鬼，南郊圜丘是合而為一還是分而為二，天地是合祭還是分祭——貫穿了漢晉以後的歷史，也塑造了漢晉以後的郊祀禮。可以説，“議”禮與“制”度，乃是三禮之書變成朝廷典禮的中間環節。

正因如此，無論中國禮學史還是禮制史，自秦漢之後，禮制沿革，不只是表面上的制度沿革，更是一代代經學家將禮學精神貫通政治社會生活的過程。在當今的禮學、禮制硏究中，必須重視古人的議禮與制度，正是通過議禮與制度，禮經才不是記載歷史的死文獻，而是塑造時代的活思想。對議禮與制度的硏究，充分展現了經學精神如何超越時空，進入一代代的政治社會生活之中，從而長久地塑造了中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