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纸页上，摘录着一些古人的诗词，大多是比较通俗的作品。作为非中文专业人士，笔者以自己的理解或自认为尚属合理的“歪曲”，把它们串起来，给那些像自己一样的，平日在闹市中俯首耕田忙于赚钱但仍执意保守些雅趣的人随意浏览。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不如从笔者时而冒出的这样一种感觉谈起。每当身陷书店那纵横交错的管理类书籍大阵仗中时；每当翻开一本没有一句通顺中国话的大部头译作时；每当眼睛扫过那些排列着大ABC、小123的目录时；每当好不容易读完一篇管理学论文，刚想喘口气，却发现正文后边还有128个注释时；每当硬着头皮读完那些注释，却意识到那里有的信息远比正文还重要时——竟然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大学宿舍上下铺点上夹子灯读诗的时代。
其实，读诗也不光是为了满足一种怀旧的情绪。小诗、小故事、小笔记一类的“迷你文学”（你可以给它更正式的称谓）本来就是华夏文明里极有特色的一部分。诸子百家的年代开始，就是这样。
从这里开始分析，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中国历史中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是同样的人——不像现在，谁是诗人、谁是哲学家、谁是政治家，大多有专业的分工。因而古人写诗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在政治立场或哲学上的见解。文学评论家不大看得上的一些作品，有时偏偏包含着十分精湛的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见识。这些见识与诸子百家是相通的，和现代工商管理研究中的很多要点也是相通的。小诗行里有大道理。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夏威夷大学学习，导师是一位德国人，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比较东西方哲学，大意是说：德国人做的是知识分子哲学，耗尽毕生精力搭建一个系统，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巨大辉煌；但也有时已经到了完工典礼，才有同行发现这座金字塔竟然倒悬于空中、塔尖朝下、没有基座。而东方人的哲学则是平民哲学，讲究的是营造一个环境；因而一本书左看也行，右看也行，倒着看也行，跳着看也行；这就如同游水，读者只需纵身一跃，而后随波逐流即可。“从《老子》（《道德经》在西方的通常译名）到“小红书”（西方人对《毛主席语录》的叫法），都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习，开始阅读黄仁宇先生的论史杂文。至今记得在比较《论语》和《孟子》的异同时，黄先生特别注意到孔子边教学生道德、边提倡“随心所欲”的作法。在春天的河边，师生聚在一团，一边洗澡一边歌唱，乐呵呵的。这样的学习经验的确有如一种读诗式的精神体验，说不定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唱的就是《诗经》呢。
其实，现实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充满了创业、守业、征伐、陷落的故事，也从不缺少英雄、美女、君子、小人的传奇。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按照“建造金字塔”的规范来作文章，来进行客观描述或缜密推断。但是在切身参与它的时候，我们实在无须有太多的顾虑，干吗不生活得更优美、更性情一些呢？
在得意扬扬的时候，你尽可以一边喝着酒一边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大风歌），还是让你的副手去跟迈克尔•波特纠缠“竞争五力论”吧。
在事业受挫的时候，与其纠缠到底是谁出的错，倒不如先对自己说“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李咸用•送人）。
在男女之情一时放不下的时候，或许你还会想起那句古话“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白居易•和友人洛中春感）。
在策划下一轮商战直至深夜的时候，不妨走到写字楼的窗口，望着灯火闪烁的地平线，沉吟一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
况且，在如今的商业竞争中，消费者和投资者所欣赏的不只是新技术和好业绩，还有出人意表的匠心和魅力。与其把生意（和生意人的生活）做得（和活得）像一本600页的MBA教材，干吗不把日子过得像诗词那样或精致优美或畅快淋漓呢？
张晓刚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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