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

人们常常把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的侦探小说作比较，大概着眼于其共同的娱乐功能；其实在最基本的如何惩治邪恶这一点上，两者泾渭分明，难以同日而语。不论是侠客还是侦探，都认定有罪必有罚，差异在于到底由谁来主持处罚以及处罚的准则。侦探只是帮助搜寻罪人而不具备惩治罪人的权力，法官也只是执行法律而不能自作主张，真正置罪犯于死地的是人类平等的权利以及保护这种权利的铁面无私的法律。任何个人都无权直接惩治罪犯，即使对于仇人也不例外，这是法制社会的起码规则。至于武侠小说中着意渲染的“快意恩仇”，用法制观念来衡量，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触犯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举动却把法律底位子夺了。”侦探维护法律的神圣与尊严，侠客却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很难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公正的法律，可中国人就是喜欢“以武犯禁”、“不轨于法”的侠客。韩非子要求“境内之民，其言谈必轨于法”（《韩非子·五蠹》）；但如果法律不能保证“境内之民”的正当权利，为什么不能如侠客“时扞当世之文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人之不愿“法律解决”，而宁愿“以剑叛是非”，或者说现代读者之如此欣赏不讲法律的侠客，实际上也隐透出其不大健全的心态。晚清作家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特别强调其“最重人权”，“不能妄入人罪”；“下民既免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清明之天日”。至于本土的侠义小说，时人虽颇有以之与侦探小说相对抗的，只是对其政治效果，批评家一般并不乐观；有称其“叱咤杀人，借口仗义；诡秘盗物，强曰行侠”者，也有慨叹侠义小说兴“而遂有庚子拳匪之祸”者。奇怪的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最重人权”的侦探小说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而“叱咤杀人”的武侠小说则依然大走红运。以此指责中国人的缺乏法制观念，自是过于迂腐，也过于道德化；可整个民族对武侠小说如此偏爱，确实不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 说不美妙，是因武侠小说的风行，不只无意中暴露了中国人法律意识的薄弱，更暴露了其潜藏的嗜血慾望。

游侠之所以令千古文人心驰神往，就在于其不但拯救他人，而且也拯救自我...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

研究者喜欢谈论武侠小说如何接受高雅文学的影响，比如梁羽生之偏于中国古典诗文，白羽之接受五四新文学传统，金庸之重视西方现代文艺，古龙之借鉴日本推理小说……但所有这些都有割裂作品或以偏概全的危险。 武侠小说家希望“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并不限于一家一派；“多而杂”恰恰是其引进借鉴高雅文学的一大特点。 除非作更加精细的研究，否则单凭印象，很容易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简单化。高雅文学对20世纪武侠小说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中的某种表现技巧，而是从总体趋向上使得武侠小说家不再局限于讲述紧张曲折的故事，意识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金庸《<笑傲江湖>后记》）；“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因而集中精力关注人物的命运和感情。注意人物心理的表现及人物性格的刻画，这是20世纪武侠小说艺术上之所以大有进展的关键所在。

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