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

近代以来的《荀子》注本，基本上袭自清末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光绪十七年[1891]初刊）。百十余年来，全面超越其校释成果的荀学著作尚未出现。梁启雄1936年商务出版有《荀子柬释》一书。1956年，经修订后，更名为《荀子简释》而再版。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一书页163至165对其有详细的评论，可以参看。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江书并非公论。所谓梁书的三大优点，基本上取自杨树达和高亨先生之《序》以及梁启雄的《自叙》、《述例》，至于它们是否符合事实，江书并没有深究。对于梁书的问题，江认为是“个别字句的解释并非尽善尽美，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燕京学报》第20期对该书的介绍一文中就指出了这点”。然后引用了其对梁书两处字句解释的批评。其实，梁书远不是“个别字句的解释并非尽善尽美”的问题。梁启雄在19955年的《重印叙言》中已经检讨：“《柬释》之缺点甚多，而以改易正文为尤甚……此次修正，已多所复原而未能徧。”这并非自谦之语，李中生《〈荀子简释〉注释中校改意见的疏失》一文从“不明词例而改”、“不明词义而改”、“不明通假而改”、“不明语法而改”、“不明修辞而改”、“不明文意而改”、“文本易明而改”、“标注‘阙疑’而改”八个方面列举梁书24条改易原文的错误（李中生：《〈荀子简释〉注释中校改意见的疏失》，《文献》，1994年第4期；李中生：《荀子校诂丛稿》，第28～39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说基本上能成立的。如果说1994年刊发的李文只是就“疏失”而言的话，此前3年张觉的《〈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则对梁书的校勘基本进行了否定。张文说：梁书132处有关订正文字的校语表明取自等杨倞各家之说，其实皆取自王先谦《集解》一书。有17处校语表面上是作者“据群书”而校改《荀子》，“其实，这些校勘成果皆取自《集解》”。其中“转引《集解》校语时，有时还有错误”。梁书又有6处校语表面上是“据群书”而校改《荀子》，“实皆取自”久保爱《荀子增注》，其中一处，“竟连抄《增注》也抄误了”。梁书校勘所据“群书”其实不过8种，如果去掉“宋、明、日《荀子》善本”3种，就只有5种。张文又指出：梁书在使用“宋、明、日《荀子》善本”3种校勘时并不很详，而是“颇多疏漏与失误”。《简释》凭台州本校改文字共10处，其中有7处出自王先谦《集解》、久保爱《荀子增注》，真正的订正只有3处。许多地方本可据“宋台州本”校改的，反而据后世第二手资料校改了。从梁书校语可以看到，梁竟不知久保爱所谓“宋本”即“宋台州本”。如果梁真正“取宋台州本……及日本《荀子增注》各详校一过”，那会不明了其间的关系呢？所以，梁即使用古逸丛书本作了校对，其工作也是很粗疏的。《简释》据明世德堂本校改文字仅3处，却有1处误校。有许多可以据世德堂本校改的，也反而据后世第二手数据进行校改。梁之校改，除利用《集解》外，以利用《增注》最力。但却对《增注》与世德堂本、台州本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而且也有漫不经心之处。张文还指出了梁书校改文字的若干“疏漏”：一是“仅注明‘《荀子》原文如何’而不注明‘何所根据’，这不免有臆改之嫌”；二是“既不注明‘何所根据’，亦不注明‘原文如何’”，其属于梁校对失误的有68处。其中有的是改用了异体字、古今字或通用字，有滥改古书之弊。有的是校对不慎而新增加的错误等等。由“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因此，“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实为溢美之词”。张文对梁书校勘的评价，基本上是以完全归纳法得出的，当属实事求是之作。可以说，揭破了梁启雄《荀子简释》校勘的真相，得出了与学术界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视为20世纪《荀子》文献学研究的一大成绩。江心力的评论对此视而不见，是应该检讨的。
--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