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许多欧洲报纸宣称：担任共产国际书记职务多年的苏联高级官员奥托·库西宁[1]的遗孀艾诺·库西宁到西方来了(艾诺·库西宁1965年2月28日到达芬兰，但到第二年才向报界宣布此事——原注)。据报道，苏联政府只批准艾诺·库西宁对她的故土芬兰作短暂的访问，但她决定再也不回苏联了。
很自然，由于艾诺·库西宁自己只是奥托·库西宁的遗孀，这件事起先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奥托是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是列宁的朋友，是斯大林的顾问，也是赫鲁晓夫的亲密同事。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中起过重要作用，结果使他大名远扬，远远超出了共产主义世界。库西宁是1918年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到1939年，他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因此在共产主义世界组织的领导层中，他几乎是自始至终的领导人。库西宁虽然是个芬兰人，但他活跃在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中。从1940年到1957年，他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副主席；从1941年到死他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到了晚年，从1957年至1964年，他甚至还是党的主席团(政治局)——苏联的最高权力中心——委员。1964年5月17日，奥托·库西宁去世，苏联为他举行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国葬。几个月后，艾诺。库西宁被批准出国，这使她得以永远离开了苏联。这样一个苏联高级政治家的妻子到西方来，这还是第一次——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是一年以后才这样做的。这件事本身如此不一般，这就足够激起人们对艾诺·库西宁的兴趣了。
但当她同西方报界接触以后——其中有与斯德哥尔摩《快报》的会见，有与意大利《欧洲报》一次内容广泛的会见——很明显，人们不再仅仅把她看成是奥托·库西宁的附属物。她在会见中清楚地显现出：她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生活情节并具有自己见解和目的、个性很强的人物。
我的有关艾诺·库西宁的第一批报道，首先是在采访了她的详情的基础上写出的，并引起了一种进一步了解她本人的热烈兴趣和愿望。我的愿望很快就得到了满足，比我所希望的要快。1966年6月初，也就是第一批报道后的几个月，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告诉我她打算写回忆录，并请求能帮助她。
她是在阅读了我在芬兰所写的《Die ReV0 Jution entlaesst ihre Klnder》(《革命的孩子》英译本)一书，并从中知道我从1935年到1945年曾在苏联以后写信给我的。当时，她也在苏联。她还知道我在芬兰从事苏联事务和共产国际问题的研究，她认为我是能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她和她的命运的人，是能够帮助她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一次简短的通讯后，我们安排了第一次会见。艾诺·库西宁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她是个具有可爱性格的老妇人，惊人的聪明，理解力非常敏锐。她说好几种语言，包括地道的德语。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她对人和事情的牢固记忆和生动而形象地叙述个人经历的本领，以及常常以辛辣的讽刺表达出的幽默感。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70多岁了，但她仍然精神焕发，轻松愉快，生气勃勃，甚至还有点卖俏。她一心想写自己的回忆录。象她这样年纪的妇女能有如此的意志力是非常难得的。当她回忆二十年代开始从事共产国际的活动、赴美的特别使命、参与苏联在日本的间谍机构的活动、她的被捕和在苏联集中营里的生活，以及1955年她获释以后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几年的生活时，侃侃而谈，口若悬河。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提出了将她有趣的戏剧性的生活故事进行录音及一些其他的建议，她都欣然接受了。我们达成协议，她所完成的手稿部分由我发行，安排在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出版她的回忆录。差不多在过了一年的时间里，我收到了她回忆录手稿的大部分。我发现这是一份发人深省和很吸引人的材料。
我感到回忆录应尽快发表。世界一致公认，虽然现在正积极活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苏联的人们出版了数十本回忆录，但都被斯大林主义玷污了。以我之见，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在迄今出版的这些书中是与众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回忆录大多数都只包括苏联或共产主义发展的有限的几个阶段，几乎没有一本是叙述很多年或几十年历史的。但艾诺·库西宁的经历则包括从1918年到1965年，即从列宁时代起直到赫鲁晓夫倒台止这样一段历史。尤其是在这四十多年中，她在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历了天壤之别的两种生活，难以预测的命运把她从令人目眩的高处一下子抛到最底层，使她由权贵沦为囚犯。
她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新颖的、不一般的和与众不同的。她的观点既不是作为一个在苏联国内成长起来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那种观点，也不是由于对社会不公正和政治压迫感到愤懑，或受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影响而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西欧知识分子的那种观点。艾诺·库西宁并不是通过官僚系统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其感情和态度恰恰与这种“官员”的类型相反；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问题确实并没成为她生活的重要部分。她的回忆录勿宁说是一个美丽的、聪明的、有教养的和非常自信的妇女的回忆录。而她之所以参加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参加苏联情报机构的活动，是由于一系列很不寻常的情况，甚至可以说是意外事件而促成的。从她对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包括某些不平凡的使命的活生生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常常在阅读了她的回忆录后——从1918年她爱上奥托·库西宁而离开自己在芬兰的家开始——得到这样的印象：冒险、犯难可能是她生活中的主要动机。
从艾诺·库西宁的经历中清楚地浮现出一件事，这就是：尽管在共产国际活动多年，但当在对任何形势作出反应时，她首先想到的总是自己是一个芬兰人。苏联官方认为已经解决的民族问题很少遭到如此明确的反对，尽管艾诺·库西宁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政治态度。虽然一点也不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可她却间接地、如此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实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矛盾现象。
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完全是个人自叙，尤其是关于她在苏联监狱和集中营生活的那部分。和其他罪犯对比，她从把苏联当局看成无论如何也是正确的这种危险中逃了出来；她从把他们看作是仅仅采取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的“同志”的这种危险中逃了出来。我相信，就她而言，这并不是出于基本的敌意，无非是出于一个出身名门的妇女的自然权威和充分的自信。她在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很多国家中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她的勇气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根源。她和艾夫珍妮·琴兹伯格或娜德志达。曼德尔斯坦相反，前者是一个比她的折磨者要好的共产党员，后者除了痛苦和死亡外对斯大林统治不抱任何希望。艾诺·库西宁面对自己处境的严酷现实，没有什么灵魂上的忏悔，没有悲观失望，没让自己的整个内心世界崩溃；她决心生存下来，是由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她那战胜要搞垮她和弄死她的苏联当局的信心。
她的回忆录的个人性质以及常有的感情冲动不免有所夸张，尤其对她丈夫奥托·库西宁的态度就更明显。事实上，她暗中赞扬他，也从来把他与统治者联在一起；她对他的不时的批评，与其说是对事实的一个客观判断，不如说是她个人痛苦经历的结果。奥托·库西宁冤枉了她，于是她再也不爱他，而且不愿再看到他。虽然库西宁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中无可怀疑地起了重要作用，但看来艾诺的个人观点常常引导她把他所起的作用描述得比他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更重要。
艾诺·库西宁并不自称自己的生活经历具有历史分析的意义；首先强调的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意志坚强、思想活跃和情绪热烈的妇女的个人经历。她描绘了她所经历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从我们的谈话中，我能证实作者所关切的就是使她自己的经历尽量客观真实。然而很清楚，这些都带上了她的经历，特别是在集中营那段经历的感情色彩。此外，当艾诺·库西宁开始写其回忆录时，已经70多岁了，要不是她那惊人的活力和好记性，想回想几十年前的往事，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有这样的印象：她写回忆录是她生活的最后目标。这件工作越是接近结束，她好象感到自己的生命也越随之结束，她最初的乐观主义也开始衰退了。在1966年，她还充满生气随时准备接受采访，而现在则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了。她逐渐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高度的乐观主义情绪已被悲观和沮丧所取代。当她的回忆录写完时，她要求我等到她死后再发表。当她在1967年秋天给我写信时，她已经做完了她的毕生工作。但鉴于自己的岁数和身体不佳，她希望免去往往在出版一本书时所带来的激动情绪以及要会见报界等一些麻烦。因此，她把手稿委托给我等她死后出版，并希望要我公正地、诚实地和谅解地对待和处理它。
遵照她的请求，这份回忆录一直在我的抽屉里锁了将近三年。我很自然地了解她的希望，所以不得不把她的回忆录与世隔绝。这很遗憾。
艾诺·库西宁1970年9月1日去世，履行我们之间在1966年所作的协定，并完成其最后夙愿的时候终于到了。作为回忆录的编辑，我的主要任务是核对历史事实和人名以及在必要的地方加以注释。除了很小的文体变动和不重要的删节外，本书确切地保存了艾诺·库西宁的原稿。作为编辑，我不必把她对事情和人物所作的详尽描述作为历史的根本真相来接受，我也不用她的政治观点和判断来联系自己。
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对我如此重要，以至我为此曾向许多朋友和熟识的人当中的一些专家请教。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的不仅有在过去几个月中曾经仔细阅读过这份手稿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帮助我进行编辑的人。现住在慕尼黑著名的苏联事务问题专家鲍利斯·纽维茨基，他主要致力于艾诺·库西宁生活在苏联期间的那一部分，校对了很多历史数据，并帮我收集编写了人物注释；叙拉库斯大学的约翰。霍奇森教授，是公认的芬兰共产主义问题的头号专家，曾写过几本专著。他的《芬兰的共产主义》一书，提供了有关奥托·库西宁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他正在撰写奥托的传记。他还提供了在本书中所提到的其他芬兰共产主义者的资料；罗斯·冯·马冈堡(其自传由伯劳斯·伯纳特和罗特·法宁在1969年于维也纳发表)、巴毕特·格劳斯(维利·明森堡传记的作者和终身伙伴)他俩在不同的时间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有过联系，他们也帮助校对了这本回忆录的有关章节并作了校正。
我之所以编辑这些回忆录，不仅仅是由于我和艾诺·库西宁的个人友谊和为了实现其最终愿望，而是因为我以为她的经历是我们时代的一份戏剧性文件；它超出了个人结构并提供了国际共产主义及关于苏联的发展了的新见识。历史学家们将毫无疑问地处处提出异议，但我希望，至少同意我把艾诺·库西宁的生活经历——尽管有嫌琐碎，看作当前历史的一份重要文献，以把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完全不被人们知晓的人物、境遇和事件带到光天化日之下。
对于那些一般能较快地读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反映了当代事件的个人经历和遭遇——不是枯燥的编年史似的记叙——的人来说，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是拥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它是一个目击者的叙述。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1971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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