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戏剧性的宿命。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邪恶与正义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为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在这些人的诉求里，还是真的有些叫做“信念”的东西在里面，这些真的东西给政治以希望，而好的政治也给他们希望。

“西方的民主全都是骗人的东西”，是我们时不时能听到的论断——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极尽嘲讽之能事，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奇异景观之一。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洋洋得意。中国早就改革开放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可以全球到处留学、旅行和出差，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克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精神上开放”并不是说要去无条件地顶礼膜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积累的成见，保持一点虚心，一点好奇心，暂且搁置政治上的判断，真正出于知识的兴趣，去从细节上、从实际事物上去观察、去比较不同社会的运转方式。只有当一个人观察那些书本里的词汇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展开时，才能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

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纵观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众也不是没有反抗，事实上中国农民起义史恐怕是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但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使中国重新陷入暴政的新一轮循环，原因归根结底就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权力制衡”这一制度创新。

制度就像是钱，如果没有人去“花”它，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一堆废纸。而不断“消费”这些“钱”的习惯，则是文化。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制度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过程：正是在一次次的“参与仪式”中，公民一次次的肯定自己在这个政治社区里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认同感。

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筹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的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影射这一伤疤的文学作品，我们涂抹着结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体现在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有笑话听的好处就不说了，关键是，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都不会被关进监狱的社会里，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

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去退还它的另一面。精神的自由是一片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精神的自由”，也就是为了下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杰瑞.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像“探索”这样的优秀科普节目，PBS这样的知识频道，《国家地理》这样世界各国争相模仿的杂志，欧普拉秀这样倡导人文精神的电视谈话节目，史上最丰富的音乐流派和艺术展出等。在某种意义上，每天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那些“高雅艺术”演出，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定特定年代，比如反右之后，当然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同时那个年代也不会产生像鲁迅、沈从文那样有个性的作家。

当然我们可能会说，既然是罂粟，何不把它给除掉，留着他毒害人民干嘛。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罂粟和玫瑰。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他破坏的必然是自由的土壤，而被破坏的土壤，可能再也无法给玫瑰供给营养。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罗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正如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美国的“政治正确”：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大部分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分子所为，也不会因为穆斯林们烧了丹麦使馆而改变。Summers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这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是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我倒是相信，只要政府不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几千年“政治不正确”的历史，导致了“政治正确”的拨乱反正。“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又导致了“整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回潮。商品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观念的市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观念的平衡。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谁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点东西，就像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路。

民主——即使是美国的民主——也有种种问题，它鼓励政治的利益集团化，他培育民粹主义的话语，在经济衰退时它显露反自由的面目，但作为政治制衡的一种方式，它在降低当权者的专断性、促进社会公正和福利、塑造人的公共责任和意识方面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的特色从来不是民主的最大化，而恰恰是民主与自由、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博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之于政治，就像是盐之于烹饪，太多并不好，但少了也不行。

我提醒自己——正像我提醒自己的读者那样——不要让你的意识形态干预你的理性，尤其是不要让它局限你在知识上的视野。

我当然希望它能改变一些人对民主自由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激起一些人把政治作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来观察的兴趣。我想比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