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楠｜黃龍十二博士新考
黃龍十二博士新考
马楠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長聘副教授）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漢經學佚籍的新輯與研究”（23&ZD281）的階段性成果
摘 要：宣帝末年黃龍十二博士，舊說以爲某經某家有經師爲博士則能立博士，以《詩》齊魯韓三家、《禮》后氏一家，合《書》三家、《易》三家、《春秋》二家，總爲十二；大小戴《禮》立博士在元帝、成帝時期。事實上“有博士則能立博士”的判斷依據反證頗多，不能成立。“立博士”的標準應爲章句學說得到官方認可，未必實有其人“爲博士”；《漢書·儒林傳》“某經有某氏之學”即謂有某氏章句，是立博士的必要條件。據此《詩》齊魯韓三家有章句、立博士在元、成之時，宣帝黃龍十二博士爲《詩》一家，《禮》后氏、大小戴三家，合《書》三家、《易》三家、《春秋》二家，總爲十二。
關鍵詞：宣帝 博士 章句
《漢書·百官公卿表》論及：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前49）稍增員十二人。
[《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中華書局，1962年，第726頁。]
即武帝建元五年以前之博士爲“通古今”之博士，可能通一經或數經，如孔襄爲孝惠帝博士[《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第1947頁。]，魯申公、韓嬰孝文時爲博士[《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第1922頁。卷八八《儒林傳》，第3613頁。]，董仲舒以治《春秋》、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495頁。卷八八《儒林傳》，第3612頁。]。也可能不以治經爲博士，如賈誼“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公孫臣論“漢當土德”，文帝拜爲博士[《漢書》卷四八《賈誼傳》，第2221頁。卷二五《郊祀志》，第1212-1213頁。]；因而趙岐稱“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謂傳記猶置博士。
至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後，則皆以治經爲博士，也就是趙岐所謂“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孟子注疏》，清嘉慶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5793頁。]建元五年至宣帝末年八十餘年，博士未必專治一經，如后蒼“通《詩》、《禮》，爲博士”，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至其孫江公爲博士。[《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13、3617頁。]
而“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立學官標準較“五經博士”又有變化。十二博士所指，《漢書·儒林傳》贊稱：
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20-3621頁。]
其中所涉諸經，或爲增置（如《書》《春秋》），或有更易（如《易》），不能簡單理解爲前四後八。
黃龍元年（前49）乃是宣帝末年，石渠奏議在兩年之前的甘露三年（前51），石渠論的直接結果是《宣帝紀》 所謂：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72頁。]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云：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劉歆，第1971頁。]
可見宣帝末年所立博士，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四家無爭議，施氏、孟氏《易》立博士在梁丘《易》前。無論之前《易》唯有楊何抑或田王孫，宣帝末年一定是施氏、孟氏、梁丘三家並立的局面。
《漢書·儒林傳》贊以“詩、書、禮、易、春秋”即孔子編纂六經順序爲次，未及《詩》博士，而《書》三家、《易》三家、《春秋》二家皆無爭議，因而爭論焦點集中在《詩》《禮》共四家上，也是本文與舊說主要的分歧所在。如下表所示：
一 舊說質疑
關於黃龍十二博士的考證，以王國維《漢魏博士考》、沈文倬《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等研究爲代表（下簡稱“王文”、“沈文”）。[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王國維全集》第八冊《觀堂集林》卷四，第106-137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又《漢魏博士考》中下兩卷改題作《漢魏博士題名考》，收入《王國維全集》第五冊，第59-122頁。沈文倬《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菿闇文存》，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59-617頁。]
梳理王文、沈文的推理思路，是根據《後漢書·儒林傳》東漢十四博士《詩》齊魯韓三家並立[《後漢書》卷七九《儒林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545頁。]，逆推黃龍十二博士《詩》博士亦爲齊魯韓三家，因此要力證《禮》依然是后氏一家，大小戴之立不在宣帝時，以足十二之數。如下表所示：
王、沈之說的主要困難，則是需要否定《漢書·儒林傳》初《禮》唯有后，至孝宣世立大小戴《禮》的記載，《儒林傳》《通典》中可確認的小戴戴聖“以博士論石渠”也需要論證爲尚不足立說名家，實爲《禮》后氏博士，大小戴之立晚至元帝、成帝時。
至於王、沈黃龍十二博士的判斷依據，是某經某家先要有經師“爲博士”，即“有博士則能立博士”，後來學者的補充、修訂也建立在該依據的基礎上。[如近年程元敏《漢經學史》將黃龍十二博士問題“置而弗論”，合宣帝、元帝十五博士述其授受，但依然關注立於學官之經師是否“身爲博士”。台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61-173頁。]這一點看似理所當然，卻並不可靠，即使是沈文也無法證明黃龍元年五經十二家恰好同時有博士，也無法證明宣帝時期十二家皆有經師爲博士，反而我們可以證明宣帝時期五經十二家一定有若干家沒有博士。下面分經詳說。
1.《詩》
宣帝以前，韓嬰孝文時爲博士，轅固孝景時爲博士，武帝時魯申公弟子十餘人爲博士，但皆非五經博士。建元五年後有申公弟子俆偃爲博士。[《漢書》卷六四《終軍傳》，第2817頁。]昭帝時《魯詩》韋賢徵爲博士，《韓詩》蔡義（即蔡誼，下同）據褚少孫說亦拜博士，教授昭帝；《齊詩》則蕭望之事后倉，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漢書》卷七三《韋賢傳》“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第3107頁。卷六六《蔡義傳》“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第2898頁。而《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褚少孫所補宣帝時所封陽平侯下云“蔡義，家在温。故師受《韓詩》，爲博士。”卷七八《蕭望之傳》第3271頁。]
宣帝時《詩》博士有《韓詩》王吉，宣帝誅殺霍氏後（地節四年，前66）徵爲博士，但王吉迂闊不爲宣帝所喜。[《漢書》卷七二《王吉傳》，第3065頁。]王吉以外，蔡義又授食子公，食子公爲博士不知何時。《魯詩》則王式爲博士，約在元康中，旋即謝病免歸。同時又有“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江公被徵爲博士本爲教授《穀梁》。[《漢書》卷八八《儒林傳》言王式“詔除下爲博士”，徵來止舍中，時又有“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第3610頁。]又有韋賢門生博士義倩。[《漢書》卷七三《韋賢傳》“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第3108頁。]甘露三年石渠論時韋玄成、張長安、薛廣德皆習《魯詩》，薛廣德爲博士；習《齊詩》者唯太子太傅蕭望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韋賢）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張生（張長安）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第3609-3611頁。卷七三《韋賢傳》：“（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第3113頁。]，《漢志》未載石渠《詩》之議奏。
如果採取“有博士則能立博士”的判斷依據，就要承認昭帝時就已有齊魯韓三家博士，宣帝時得以保留。但實際上蔡義依附霍光，王吉迂闊，元康年間《韓詩》是否依然受到重視很可懷疑。《齊詩》昭帝白奇以後，元帝成帝匡衡、翼奉以前，沒有爲博士的記錄。沈文認爲“石渠會議時沒有《齊詩》代表參加，蕭望之以太子太傅主持會議，《齊詩》博士名額不會受到排擠”[《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第580頁。]，是難以服人的。
2.《書》
宣帝以前，伏生弟子張生爲博士，非五經博士。孔安國與侄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彼時“《書》唯有歐陽”，則孔安國、延年皆治歐陽《尚書》。伏生弟子歐陽生之曾孫歐陽高爲博士，在武帝、昭帝時。而夏侯勝爲博士在昭帝之世，弟子孔霸“昭帝末年爲博士”，楊敞、霍光奏昌邑王時有“博士臣霸”，當時仍爲博士。[《漢書》卷八一《孔光傳》，第3352頁。卷六八《霍光傳》，第2945頁。]
宣帝時爲博士的，歐陽《尚書》有歐陽高之孫歐陽地餘、歐陽高弟子林尊，皆與石渠議。大夏侯《尚書》博士先有夏侯勝弟子孔霸，而與石渠議的則是夏侯勝另一弟子議官令周堪。小夏侯《尚書》則有張山拊以博士論石渠，另有假倉以謁者論石渠。[《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03-3605頁。]
按照“有博士則能立博士”的判斷依據，就要承認昭帝時大夏侯已立博士。這不僅違背《漢書·儒林傳》，也違背了《宣帝紀》《移書》關於石渠議結果的記載。
3.《禮》
宣帝以前爲博士者，只有《儒林傳》述《齊詩》夏侯始昌弟子后蒼“亦通《詩》、《禮》，爲博士”。宣帝時爲博士的，只有小戴戴聖，“以博士論石渠”。另外參與石渠論的還有后蒼另一弟子太子舍人聞人通漢。[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13、3615頁。]
王、沈堅稱小戴依然《禮》后氏博士，后倉弟子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立於學官皆在宣帝以後，元、成之時，否定《儒林傳》贊宣帝時復立大小戴的說法。沈先生的理由是戴德官至信都太傅、戴聖至九江太守、慶普至東平太傅都在元、成時，小戴昭帝末年約二十三四歲，宣帝末年未盈五十，學術未精，不足以立爲學官，成帝時戴聖免九江太守，後又爲博士，此時才得立《禮》小戴博士。而大戴要到弟子徐良爲博士時才立於學官。[沈文倬先生認爲，戴德官至信都太傅，元帝建昭二年（前37）劉興封信都王，成帝陽朔二年（前23）徙封中山王，戴德任信都太傅當在元、成時。戴聖官至九江太守，《漢書·何武傳》“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據《百官公卿表》，成帝河平三年（前26）“侍中中郎將王音爲太僕，三年遷”。三年爲陽朔二年（前23），“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則王音舉何武在此間。而慶普任東平太傅，《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卽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據《成帝紀》在建始二年（前31）。詳沈文倬《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菿闇文存》，商務印書館，第503-558頁。又《漢魏博士考》，第112頁；《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第591頁。]但沈說的問題在於，戴德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慶普爲東平太傅，皆晚年高位，考諸他經，先爲博士，後至大官是相當普遍的情況，也就是鮑宣所謂“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漢書》卷七二《鮑宣傳》宣上疏“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第3090頁。]。戴聖宣帝末“以博士論石渠”的記載無法否定，《通典》所引聞人通漢、戴聖論辯亦班班可考，沈文論證也未能與他經別家“有博士則能立博士”的標準相一致。
沈文認爲石渠論中聞人通漢見解最爲精深，勝於戴聖，而戴德《喪服變除》不及《儀禮》全經，力證大小戴學術未能名家、不足以立爲學官，只能是《禮》后氏博士，這一理解也是錯誤的。石渠論所見諸人禮論，實以韋玄成、蕭望之最爲精深[如父卒爲嫁母服條，《通典》卷八九《禮》四十九，中華書局，1988年，第2455頁。]，聞人通漢雌黃反覆，並不足觀，小戴因循守文，尚愈於聞人通漢。[如宗子孤爲殤、大宗是否可絕條，《通典》卷七三《禮》三三、卷九六《禮》五六，第1998頁-第1999頁，第2581頁。討論可參看唐宸《漢代今文禮學考論》，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第94-96頁。]蕭望之從后倉學《齊詩》，年輩與大小戴相仿，蕭望之元帝初年自殺，仕宦主要在宣帝時期，推論大小戴立說時間亦在宣帝時，並無不合。
4.《易》
宣帝以前爲博士者，只有田王孫。[《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598頁。]施讎、孟喜、梁丘賀同爲田王孫門人，比照劉歆《移書》與《宣帝紀》，施氏、孟氏之立早於石渠，石渠論的直接結果是立梁丘《易》。宣帝時爲博士的，其實只有參與石渠議的施讎。
宣帝時梁丘《易》最爲貴盛，神爵三年（前59）梁丘賀爲少府，麒麟閣功臣次蕭望之上；梁丘賀子梁丘臨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朱雲傳》亦云“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五鹿）充宗與諸《易》家論。”《王吉傳》亦載王吉遣子王駿從梁丘臨受《易》，都體現了宣帝末年的學術風向。[《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807-808頁。卷五四《蘇武傳》，第2469頁。卷六七《朱雲傳》，第2913頁。卷七二《王吉傳》第3066頁。]但梁丘賀與梁丘臨都不曾爲博士。
梁丘氏與施氏《易》相互稱譽，排斥孟氏。梁丘賀引薦施讎，遣子梁丘臨、張禹從施讎問學，施讎得以“詔拜爲博士”。[《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598頁。]但梁丘氏宣帝年間實無博士，沈文說“梁丘賀已至顯官，本人固然不會覬覦博士之職，但他的兒子梁丘臨是施讎弟子，施讎被選中，梁丘臨即屬當然的後繼者”；又說直至五鹿充宗弟子士孫張爲博士，“才填補了這虛懸已久的博士席位”，恐怕是難以服人的。[《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第586-588頁。]
至於孟喜，善爲陰陽災變占候，改易田王孫師法，梁丘賀爲少府，以近幸排擠孟氏，宣帝不用爲博士[《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䣛，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第3599頁。]。孟喜弟子白光、翟牧爲博士不知何時，即使白光在宣帝末爲博士，也未能符合《移書》孟氏之立在梁丘《易》之前的記載。
- 《春秋》
《春秋》公羊博士，景帝時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武帝時有公孫弘、褚大。宣帝時公羊博士有孟卿弟子疏廣，眭孟弟子貢禹、嚴彭祖[《漢書》卷七一《疏廣傳》，第3039。卷七二《貢禹傳》，第3069頁。卷八八《儒林傳》，第3618頁。《春秋公羊傳注疏》引鄭玄《六藝論》：“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則嚴彭祖爲避明帝諱。清嘉慶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第4759頁。]
《穀梁》學瑕丘江公之孫爲博士，宣帝選郎十人從蔡千秋、周慶、丁姓及此江博士受《穀梁》，約自從元康年間至甘露初年，在石渠議之前。而《穀梁》立博士，及周慶、丁姓爲博士，是石渠議的結果。如果以“爲博士”作爲立博士的依據，則立博士當在江博士時，而非在石渠論後。
綜上，以某經某家有經師“爲博士”的記錄作爲立博士的判斷標準，看似合理，卻反證頗多，如梁丘氏《易》實無博士；《齊詩》宣帝時似無博士；大夏侯勝爲博士在昭帝時；瑕丘江公之孫爲博士也在石渠論以前，都不符合《宣帝紀》《移書》石渠論後“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的記載。又既以“有博士則能立博士”爲標準，獨小戴“以博士論石渠”一定要解釋爲小戴不足立學，時爲后氏《禮》博士，實不可解。更不要說以此得出黃龍十二博士有齊魯韓《詩》與后氏《禮》，無大小戴，與《儒林傳》贊“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顯然相悖了。
二 十二博士新考
上文已證明，將某經某家有經師“爲博士”的記錄作爲立博士的判斷標準，即“有博士則能立博士”，看似合理，實不可信。我們需要重新確立標準，重新認識宣帝末年的十二博士。
我們同意錢穆先生的看法，認爲《漢書·儒林傳》“某經（家）有某氏之學”謂某氏有章句得到官方認可，以此作爲“立博士”，也就是經有數家、家有數說成立的必要條件[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81-262頁。]。如丁恭“習公羊《嚴氏春秋》”，建武初爲博士；樊鯈受學丁恭，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張霸以樊鯈所刪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傳》、卷三二《樊鯈傳》、卷三六《張霸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578頁、第1125頁、第1242頁。]也就是樊鯈、張霸以改定章句而立學名家，丁恭雖爲博士卻未別自立學。“立博士”是章句學說得到官方認可，得以立於學官，得以“顓門名家”，十二博士只是員額、科目，未必實有其人“爲博士”；撰作章句、學說之經師，也未必要“爲博士”，也不必先“爲博士”方能“立博士”。這樣可以避免討論各經都難以覆蓋考索的“爲博士”的記錄。並且從有章句學說到立於學官容許有時間間隔，這一標準要比“有博士則能立博士”合理，且符合東漢初年，也就是班彪、班固撰《漢書》時的普遍認識。
綜合考察《宣帝紀》《移書》所載石渠議的直接結果（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
，與《儒林傳》贊宣帝時所增立的博士（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我們認爲，大小戴《禮》當與施氏、孟氏《易》一致，立於學官在甘露三年以前。《漢書·藝文志》禮類小序所云“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10頁。]將慶氏立學列於宣帝以後、成帝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縣以前，亦無不合。則黃龍十二博士當爲：
這樣十二博士及宣帝以後所立，都能符合有章句學說，即有固定教本的特點。我們先來看沒有爭議的《書》《易》《春秋》。
1.《書》《易》《春秋》
《漢書·儒林傳》稱田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598頁。]施、孟、梁丘主要活動於宣帝時期，三家皆有章句，即《漢書·藝文志》所載：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04頁。]
《漢書·儒林傳》稱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倪寬，“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04頁。]歐陽有章句時間應當較早，大夏侯勝遷太子太傅，撰《尚書》說應當在宣帝早期，小夏侯建師事大夏侯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爲大夏侯所非，也應在宣帝時。[《漢書》卷七五《夏侯勝傳》，第3159頁。]三家章句即《漢書·藝文志》所載：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05頁。]
同樣，《春秋》公羊、穀梁二家皆有章句，即《漢書·藝文志》所載：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13頁。]
故《漢志》小序云“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鄒氏、夾氏具有“傳”，“無師”、“未有書”指未有章句。
再說有爭議的《詩》《禮》。
2.《詩》
《漢書·藝文志》載《詩》類文獻有：
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07-1708頁。]
申公、轅固、韓嬰爲博士皆在武帝五經博士前，爲通古今之博士。《漢志》齊魯韓三家有故、有傳、有雜記、又說，但無章句，直到昭宣時的后倉一代也未改變。[樊波成《章句學興衰史——兼論漢代儒術的統一與今古學的升降》（《文史哲》2020年第1期）也認爲武帝時《詩》未有完整解釋體系。]《漢志》載《書》《禮》《春秋》皆有石渠議奏，《易》《詩》無之，可能也有這方面的緣故。
三家《詩》出現“某家有某氏之學”恐怕都在宣帝以後，元、成之際。根據《漢書·儒林傳》，《魯詩》“有韋（玄成）氏學”、“有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氏之學”，“張家有許（晏）氏學”。[《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09、3610-3611頁。]韋玄成、許晏可證確有章句：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
[《隸釋》卷十二《執金吾丞武榮碑》，清乾隆汪氏樓松書屋刊本，第7a葉。]
許晏受《魯詩》于琅邪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
[《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引《陳留風俗傳》，中華書局，1995年，第2267頁下欄。韋氏章句、許氏章句爲錢穆指出，《兩漢博士家法考》，第228頁。]
《齊詩》則“有翼（奉）、匡（衡）、師（丹）、伏（理）之學。”匡衡弟子滿昌、伏理子伏黯、孫伏恭可證確有章句：
（馬）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章懷太子注：《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
伏恭……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卷七九《儒林傳》，第827頁-第828頁、第2571頁。]
可見匡衡弟子滿昌受有章句；伏理子黯改定章句，黯子恭省減之。
從《魯詩》《齊詩》“有某氏之學”（即有某氏章句）看來，最爲興盛的時代顯然在元帝、成帝時期。元帝即位之初，初元元年（前48），以“淮陽中尉韋玄成爲少府，二年，爲太子太傅”，永光元年（前43）七月辛亥“太子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次年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建昭元年（前38），“太子少傅匡衡爲光祿勳”，次年八月癸亥“諸吏散騎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至建昭三年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的翼奉，也在元帝初即位後爲諸儒所薦，徵待詔宦者署。[《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813、817-818、820-821頁。卷七五《翼奉傳》，第3167頁。]
至於《韓詩》，《儒林傳》稱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14頁。]王吉、食子公皆蔡義弟子，蔡義依附霍光，本傳所謂“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漢書敘傳》亦有“敞、義依霍”之譏。[《漢書》卷六六《蔡義傳》，第2899頁；卷一〇〇《敍傳》，第4258頁]宣帝誅殺霍氏後徵王吉爲博士，約在元康時，王吉迂闊不爲宣帝所喜，遂謝病歸家。宣帝後期王吉行止不詳，但王吉乃《齊論》名家，王駿卻習《魯論》，吉又遣王駿從梁丘臨受《易》，未必當真迂闊。[《漢書》卷三〇《藝文志》論語類載“魯王駿說二十篇”，第1716頁。]元帝即位後王吉被徵，道卒，王駿爲光祿勳匡衡舉薦。[《漢書》卷七二《王駿傳》“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匡衡爲光祿勳在建昭元年至建昭二年八月。第3066頁]成帝河平元年（前28），“司隸校尉王駿爲少府，七年徙”，陽朔四年（前21），“少府王駿爲京兆尹，一年遷”，次年四月庚辰“京兆尹王駿爲御史大夫，五年卒”[《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826、831、832頁。]，王吉章句、學說撰作時間可以不論，被重視可能也在元成之際。此外《韓詩》章句最著者爲東漢薛方丘、薛漢父子章句，薛方丘爲《魯詩》薛廣德曾孫[《新唐書》卷七三《宰相世系表》“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爲淮陽太守，因徙居焉。生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字公子，後漢千乘太守。”中華書局，1975年，第2990頁。]，之間授受關係不詳，但薛漢傳父業、爲博士在建武初年。
3.《禮》
前文已論，沈文論戴德官至信都太傅、戴聖至九江太守、慶普至東平太傅都在元、成時，固然可信；但說小戴昭帝末年約二十三四歲，宣帝末年未盈五十，學術未精，不足以立爲學官，因以論大小戴立於學官不在宣帝時，絕不可信。后倉另一弟子蕭望之年輩與大小戴相仿，望之本以《齊詩》名家，石渠論時議論精當，優於聞人通漢與戴聖，可見僅以年輩爲說並不不可靠。
至於以學說建立爲立博士的標準，《通典》引石渠論殘文中聞人通漢與戴聖義不同，其實正可爲《禮》后氏（聞人通漢）與小戴並立的明證。而從文獻記載看來，《禮》《樂》的說解方式應以“記”的形式表現。《通典》石渠論聞人通漢與小戴屢引“記”文，涉及《曲禮》《雜記》《王制》等篇。[參看唐宸《漢代今文禮學考論》，第94-95頁。]
而《漢志》載《禮》類文獻有：
經十七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09頁。]
分經、記、說三個層次。《曲臺后倉記》一般認爲是后倉立博士的依據[《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第3615頁。又，關於“記”文與經文的關係，可參看馬楠《從清華簡<大夫食禮>再論禮經禮記關係及成篇先後問題》，《出土文獻》2023年第4期。]那麼《記》百三十一篇，即錢大昕認爲是大戴八十五、小戴四十六者[《廿二史考異·漢書》卷二“藝文志”條：“鄭康成《六蓺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卅一之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2頁。]，當然可以成爲大小戴立學的依據。
《漢志》著錄可作錢說外證：“明堂陰陽說”對應“明堂陰陽記”，則從順序上看，“中庸說”當對應“記百三十一篇”，其中也一定包含了小戴的《中庸》。而錢說的內證來自《禮記正義·樂記》所引劉向《別錄》：
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
[《禮記正義》卷三七《樂記》，清嘉慶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第3310頁。]
可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於劉向成帝校書以前已經成書，篇次亦與今本相合。
此外，《漢書·儒林傳》稱“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大戴有徐（良）氏，小戴有橋（仁）、楊（榮）氏之學。”[《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15頁。]小戴橋仁可確認有章句：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
[《後漢書》卷五一《橋玄傳》，第1695頁。]
橋仁平帝元始二年（2）爲大鴻臚[《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855頁。]，既然以作《禮記章句》四十九篇稱“橋君學”，反推小戴也必以《禮記》立學。
與《禮》相同的是《樂》，成帝時王禹世受河間獻王樂，能說其義，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平當以爲“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敎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云云，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漢書》卷二二《禮樂志》，第1071-1072頁。]《藝文志》有“《王禹記》二十四篇”[《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11頁。]，也是以“記”爲說解方式。如成帝時事下公卿得到支持承認，應當就可以立“《樂》王氏”了。
綜上，《詩》《書》《易》《春秋》形成章句，或《禮》《樂》形成記文，並得到官方承認，乃得以立於學官。過程大約如西漢成帝時宋曅等上書言《樂》王禹記，“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復“事下公卿”，也就是得到學術、行政雙重認可。張奐以牟長章句浮辭繁多，減四十五萬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第2138頁。]又劉歆：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劉歆，第1967頁。]
上述三例，或因博士不肯置對（劉歆），或因本人以疾去官（張奐），或博士議可而公卿未可（宋曅），皆未能立於學官。
至於甘露三年的石渠議，可能正因爲諸儒講論，蕭望之平奏其議，宣帝親稱制臨決，直接完成了諸儒講論到事下公卿的流程，得到了學術、行政雙重認可，因此直接產生了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的結果。
三 餘論
以章句完成、得到官方承認作爲立博士的必要條件，才符合西漢後期以降的基本認識，也是東漢初年班彪、班固撰作《漢書》時代的基本認識。上引丁恭建武初爲博士，而弟子樊鯈以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名“樊侯學”；張霸更刪樊鯈，名“張氏學”；又曹充本“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後“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後漢書》卷三五《曹襃傳》，第1201頁。]，可見並不以“爲博士”而立學，也不以曹襃制漢禮而立學，作而是以作章句而立學。
考慮到東漢章句與博士試策的緊密關係，更可見出所謂“顓門名家”的基礎正是章句。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論衡校釋》卷一三《效力》，中華書局，1990年，第583頁。]，光武帝中元元年（56）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章帝建初四年（79）白虎觀“諸儒共正經義”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第138頁。]，以至於和帝永和十四年（102）徐防請策試從其家章句，都指向了博士策試與家法章句的關係。如徐防上疏所言：
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後漢書》卷四四《徐防傳》，第1500-1501頁。]
綜上，考察兩漢“某氏學”的記錄，我們認爲，宣帝黃龍十二博士改變了五經博士的立學標準，立學官者並非先要有經師爲博士，而是要有章句，即相對固定的解說體系甚至是論難應對。這才能解釋何以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於學官，先要發明章句。章句是立學官的必要條件，而博士選試更與章句緊密相關。正因如此，王莽至東漢前期，博士選試苦於章句繁冗，各經都出現了減省的趨勢，但直到東漢晚期也無法廢止。
作者簡介
馬楠，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長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先秦兩漢文獻與出土文獻、目錄版本學與書籍史。著有：《比經推例 : 漢唐經學導論》（新世界出版社，2011）、《唐宋官私目錄研究》（中西書局，2020）等。
來源：本文原文刊載於《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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