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茶店说书
ISBN: 9787101066142

作者: 止庵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09年7月
页数: 234
定价: 2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园田文库
ISBN: 9787101066142

豆瓣评分

7.4

266人评价

5星

14.7%
4星

48.9%
3星

32.0%
2星

3.4%
1星

1.1%

评价: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为止庵最新读书随笔集。文中内容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但皆因读书而生。虽是作者一己的阅读体验，却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目录 · · · · · ·

序
卷上
侦探小说的两派
人性的因素及其后果
无法从寒冷中归来的间谍
为什么读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 · · · · · (更多)

"茶店说书"试读 · · · · · ·

我是个侦探小说迷，去年夏天以来所读尤多。新看的两套值得一提，一是约翰·狄克森·卡尔所著“菲尔博士系列”，一是雷蒙德·钱德勒的七部长篇小说。侦探小说有“硬汉派”与“古典派”之分，钱德勒是前一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则是后一派的重要角色。钱德勒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简单的谋杀艺术》，用作所著同名短篇集的引言。其中说，侦探小说“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吸引读者阅读这种作品的因...

· · · · · · (查看全部试读)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侦探小说又称推理小说，本是因为日本战后文字改革，取消了日文中“侦”这汉字，所以才另外命名； (查看原文)

ヒイラギ 2013-07-27 17:47:33

—— 引自第4页
为什么要看电影，或者进一步讲，为什么要阅读，假如将看电影也包括在广义的阅读之内。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其一，我需要有人对我说些什么；其二，我需要有人替我说些什么。二者都不妨形容为“契合”，然而程度有所不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重要性上存在差别。前者也许讲出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多真谛，然而如果我开口，所说的将是后者讲的那些。以俄罗斯作家为例，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列斯科夫、迦尔洵、契诃夫、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蒲宁、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别雷所说我都想听，其中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尤其想听，但要说当中有谁代表了我，大概只有契诃夫了。如果在世界范围里举出一位的话，那就是卡夫卡，虽然我另外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藉此正可回答我为什么不事创作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人已经替我写了。——我这样讲，似乎忽略了才能、机缘之类与创作相关的重要因素。那么换个说法:卡夫卡或契诃夫是我希望成为的作家，他们是我梦想中的自己。因为世界上有了他们，我不曾虚度此生。 (查看原文)

疯狂的石头 2020-10-13 02:33:23

—— 引自章节：安东尼奥尼与我

> 全部原文摘录

豆瓣成员常用的标签(共72个) · · · · · ·

止庵书话随笔关于书的书中国文学散文文学书

丛书信息

　　园田文库 (共23册), 这套丛书还有《拟管锥编》,《看张及其他》,《书生活》,《书人行脚》,《书情书色二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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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短评 · · · · · · ( 全部 66 条 )

茶店说书的话题 · · · · · · ( 全部条 )

什么是话题

无论是一部作品、一个人，还是一件事，都往往可以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话题。将这些话题细分出来，分别进行讨论，会有更多收获。

我要写书评

茶店说书的书评 · · · · · · ( 全部 4 条 )

平淡中自有滋味

到书店无意间发现有这本书。因为是止庵先生写的，而且又是中华书局出版，装帧朴质大气，没怎么想就付款买了。这本书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海上文库的样子很像，我也想看看这两家大书店的对台戏。止庵先生的书，我买了很多。他是对我读书的品位有影响的人。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 (展开)

4回应

CH 2014-10-06 15:29:15

止庵的《茶店说书》

用了一天的时间翻完了止庵的《茶店说书》（中华书局2009），记有关键词“侦探”、“丐辞”、“周作人”、“张爱玲”等。在图书馆见到这本书时还很纠结，因为原本就打算购齐“园田文库”这一套书。此次读了，恐无心再收。读完并无惊艳之感，惟“平实”二字，这在当下，实... (展开)

0回应

朴素 2011-08-04 08:29:28

茶店说书

《茶店说书》（止庵著·中华书局2009年第一版）一向喜欢止庵的文字，杭州一游，买了止庵的《茶店说书》。当时书店里还有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因书价而忍痛割爱。《茶店说书》分上下卷，上卷谈具体的书，下卷谈与书有关的事。止庵说书，大多是自己有兴趣或认真读过的书，不... (展开)

1 0回应

果皮橙 2010-09-13 16:07:29

不对味。。。

书的装帧很好，但气味却很怪异，毫无墨香，竟似多有厕中味，虽然入厕总习惯手捏一本，但从未闻书中如是味，书中谈得最多的是周作人和张爱玲，也不对我的味。 (展开)

4 0回应

> 更多书评 4篇

读书笔记 · · · · · · (共2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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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页

亖米 (平静的坏心情)

事后我想起了孔子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这句话要切记。
2011-04-17 11:19

事后我想起了孔子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引自第114页
这句话要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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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11-04-1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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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读者

疯狂的石头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伍尔夫说...
2020-11-27 02:55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引自普通读者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前几天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远书》所收我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最多的正是此事。
引自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如此，把读书所得写下来同样如此。其间只有两点差别：第一，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第二，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有些书平生最爱，所受影响亦巨，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拘长短我都读过，有的不止一遍，迄今却未写过任何文章，因为我想的尚不周全。又如卡夫卡，想法倒是够写一篇文章了，可要动笔的话，还得找时间把他的作品再读一遍。再如去年有人约我谈谈《呼啸山庄》，这是个好题目，又正可藉此重读该书，但也迟迟不能动笔，因为看过相关评论，感到要想说出新意并非易事。笔记已写了两万多字，估计成文也不过三五千字罢。与那些通常称作“书评”的短文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所著《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用心可能多些，所得可能也多些。《庄子》和《老子》皆为经典，一两千年来注疏无数，但未必就把话都说尽了，也还由得我们开口。且各举一例。《庄子·养生主》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一节，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二句，郭象《庄子注》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以后注家多从此说，譬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即云：“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到刑戮之害。”然而遍观全书，作者何尝有“为善”、“为恶”之意，而且小心计算分寸，无些子境界。在我看来，还以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成理：“夫有为俗学，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恶。故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也就是说，两个“无”字作“无不”解。我的解说即基于此：“‘吾生也有涯’是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前提，本身无以改变，但却可以引出两个方向。庄学就是由此展开其思考，所以说这也是庄学的前提罢。一个方向是‘殆已’，‘殆而已矣’，是更其‘有涯’；另一个方向则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让人生能充满它的‘涯’，最大程度地减少限制。而方向的取舍，差不多即是庄学之为庄学了。关键是在与‘知’的关系，也就是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然后才是怎么做法。‘知’并不只当一般知识讲的，最主要的还是‘善’、‘恶’这类社会意识……在庄学看来，善与恶同为社会意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名无非是另外一种刑而已。为善即以善为方向的人生，遵从社会道德；为恶即以恶为方向的人生，背离社会道德，如果不以社会而以自我为出发点，则其实都是一码事。在‘善’、‘恶’、‘名’、‘刑’等等范畴里，人都失去了自我，‘无涯’的这些‘知’要把本来就‘有涯’的人生给吞吃了。所以应该拒绝‘善’、‘恶’、‘名’、‘刑’，跳出它们所做成的那个秩序，另外走一条顺乎自然、保全自我的路，这就是‘缘督以为经’。简而言之，就是不做社会的人。”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大家念得顺口，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倡言：“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论家多因循之。然而如此“名”与“道”岂不同样重要了，通读《老子》当知，在作者看来惟有“道”才至高无上，“名”何曾有此地位。《老子》有超越“可道”之“道”的“常道”这一概念（如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却从未出现超越“可名”之“名”的“常名”的概念。书中每言及“名”，均在认识或表象层次，不在本质层次，即不“常”也。更标举“无名”以形容“道”（前引第三十二章如是，第三十七章亦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又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第一章下文“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然后“有名”，“名”非始终存在，亦即否定“常名”）。在我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实为假设复句（“如果……就……”），“名可名，非常名”实为因果复句（“因为……所以……”），前一句是说“道”有“常道”，后一句是说“名”无“常名”。也就是说，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名可名，非常名”说的乃是“道可道”后面那个“道”字。“可道”，也就是“名”。
引自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最近重读《论语》，打算写本小书。这里也来举个例子。牛泽群著《论语札记》颇多创见，但亦有令人不能信服之处。如针对《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云：“‘不违，如愚’，似反见孔子喜人问难之常，然而《论语》一书所记，凡有弟子问难，多遭斥诃，如宰我、子路等，虽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见师之滨于浅涸，亦未废师之贬讥也。知实喜‘不违’而能‘反’、能‘发’者，孔子于门生中最喜颜回，推之誉之，特立于众，当时无辈，殁后绝伦，然未足以闻其名归之实至者，恐职由于此。”然而倘若结合《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一章来看，当知孔子意思，从学生一方面考虑，喜欢“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从自己一方面考虑，则以“终日不违，如愚”、“于吾言无所不说”为憾，盖此“非助我者也”，所希望的还是学生能够问难，以激发自己的想法。《为政》此章，还可与同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相参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即是“思”，“罔”、“愚”则实为一事。又《雍也》篇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好学”，即“学”而“思”，即“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学而不思”，谈不上“好学”。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伍尔夫说：“我有时这样遐想：当世界审判日最终来临，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此刻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王冠、桂冠以及永久地镂刻在不会磨灭的大理石上的名字。而当万能的主看见我们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会转向圣?彼得，不无妒意地说：‘看啊，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奖赏。他们热爱读书’”（《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此语稍嫌夸张，但我还是觉得能够理解。回顾平生，读书未必使我高尚，但至少使我不堕落；未必使我广博，但至少使我不狭隘；未必使我更有力量，但至少使我不随波逐流。伍尔夫说：“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匆忙、肤浅、不准确，时而抓一首诗，时而捡一块旧材料，不管在哪里找到，也不管它的性质，只要能满足他的意图，充实他的结构。他作为批评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普通读者》）。她将自己的评论集取名“普通读者”，实乃谦词；我却颇愿以此自居。虽然我曾讲，像《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文章，我要能写出一篇就心满意足了。
引自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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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20-11-27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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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原创”

疯狂的石头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
2020-11-27 02:47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巴特、哈耶克等等不断传入中国，不断融入这条河流，越往后就越难区分。现在很多人强分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我很怀疑所说“本土”是不是真的，其中有多少本土的因素。
引自说“原创”
经常听人说，翻译的书出得多了，本土的书就受排挤了，我并不以为然。说来“中”和“外”不能完全用语言来分，但同时它们也可以用语言来分。我的意思是，用中文写作的东西并不百分之百是中国的，而凡是变成中文的就是中国的了。比如《诉讼》、《城堡》被译成中文，就是“弗兰茨•卡夫卡”的著作，而原来那个叫Franz Kafka的捷克作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佛经早被列入“四库”，就因为它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把阿伦特或埃科的著作译成中文，它们也成了中国的书了。用中文写就的作品和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后者除了那种“硬译”之外，都是某个人——作者或译者——经过中文思维的产物。
引自说“原创”
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界线不是不能逾越的。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而尼采的思想被鲁迅接受后，它就作为鲁迅的思想来影响我们了，这超越了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界线。当年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为“可怜的阿Q”所感动，阿Q也超越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界线。我们有时觉得身边某些人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很像，这些文学形象也已经超越了中西方之间的界线。
引自说“原创”
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为中国的作者提供了模仿学习的参照物。我们许多作者就从立意，构思，甚至语言——当然是已经变成中文的语言——上“依样画葫芦”。比如《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后，不少号称原创的小说，开头都是：“许多年以后，面对什么，某某将会回想起什么。”为何《百年孤独》翻译过来之前，没有作家这么写呢。那么《百年孤独》是帮助了我们，还是跟我们竞争了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要加入翻译史的部分才算齐全。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文学，颇得益于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福克纳、川端康成、艾特玛托夫等，影响尤其明显。外国文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像驼鸟把头扎进沙土似的强调自己的原创性。有些评论家阅读量往往有限，看见什么就说是原创的，不知道别人早已写过了。
引自说“原创”
原创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从多个层次和方面来把握。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视野、阅历和知识，必须知道什么是已经存在的。知道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学，一是不学，不学才是真的“原创”。但说老实话，做到这点非常困难。无论是理论，还是小说、诗歌、戏剧，几乎已经不可能有人再写一本书，说一套话，意思一点儿都跟人家不一样了。绝对的、完全的原创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我想提个最低标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就有原创性。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呢。第一，不能只有一个来源，得兼容并蓄；第二，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第三，不能从现成的结论开始说话。第一点可能好办，第二点是个问题，第三点就更是问题了，而且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我们很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领来，当成立论的依据。举个例子，一九五〇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出了一大套《胡适思想批判》。胡适说，也许除了他自己，没有谁把它们全部看过一遍。我感兴趣的则是，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上头领来一个胡适是坏人的结论，大家就想方设法说他怎么坏；过了几十年，胡适又变成好人了，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当年那番作为呢。类似的事情，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非常严重。逻辑学告诉我们：大前提一定是公理，小前提一定要与大前提相合，如此结论才能成立。而现在很多文章，大前提本身往往是需要论证的，却被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个道理，胡适早就讲过：“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让我们从避免“丐辞”来讲原创性罢。强调原创性，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原创性。原创就是我们真的给这世界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这未免太难了，所以我对“原创”一词一直存有敬畏。
引自说“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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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典”

疯狂的石头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
2020-11-27 02:42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以后很多人都认为是假的。很多先秦的书都有类似情况，就连《论语》，也有人怀疑后五篇的真实性。第四是改名，如《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等。第五是删节，如明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都给删去了。第六是续作，如续《红楼梦》就有好多种，《水浒传》、《西游记》也有续书，有的续本甚至假冒作者的名义。
引自说“经典”
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里，有些作家把外国戏剧的情节换成中国的背景，人物改成中国的名字，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高尔基的《底层》，都有这种遭遇。这种事情不能说完全不可为，但我不认为是对待经典的好的态度。可以把改编后的作品看作改编者的作品，但不能当成原作者的作品。我们对待经典，不仅要利用它，还要尊重它。
引自说“经典”
时至今日，不少先秦典籍仍然真假难辩，乃是文化史上很惨痛的教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再做。
引自说“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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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序

Big L

我取这个书名，是告诫自己不要信口开河。<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一点也不开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
2013-03-27 18:17

我取这个书名，是告诫自己不要信口开河。<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一点也不开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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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页侦探小说的两派

ヒイラギ (Move on)

侦探小说又称推理小说，本是因为日本战后文字改革，取消了日文中“侦”这汉字，所以才另外命名；
2013-07-27 17:47

侦探小说又称推理小说，本是因为日本战后文字改革，取消了日文中“侦”这汉字，所以才另外命名；
引自侦探小说的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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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页

亖米 (平静的坏心情)

事后我想起了孔子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这句话要切记。
2011-04-17 11:19

事后我想起了孔子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引自第114页
这句话要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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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页

CH

“诗人沙蕾曾经教我：‘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而至今为止，我也只对废名下过这种功夫。我曾说，周作人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有领会，后者可以学习。”
2014-10-06 15:31

“诗人沙蕾曾经教我：‘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而至今为止，我也只对废名下过这种功夫。我曾说，周作人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有领会，后者可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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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读者

疯狂的石头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伍尔夫说...
2020-11-27 02:55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引自普通读者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前几天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远书》所收我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最多的正是此事。
引自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如此，把读书所得写下来同样如此。其间只有两点差别：第一，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第二，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有些书平生最爱，所受影响亦巨，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拘长短我都读过，有的不止一遍，迄今却未写过任何文章，因为我想的尚不周全。又如卡夫卡，想法倒是够写一篇文章了，可要动笔的话，还得找时间把他的作品再读一遍。再如去年有人约我谈谈《呼啸山庄》，这是个好题目，又正可藉此重读该书，但也迟迟不能动笔，因为看过相关评论，感到要想说出新意并非易事。笔记已写了两万多字，估计成文也不过三五千字罢。与那些通常称作“书评”的短文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所著《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用心可能多些，所得可能也多些。《庄子》和《老子》皆为经典，一两千年来注疏无数，但未必就把话都说尽了，也还由得我们开口。且各举一例。《庄子·养生主》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一节，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二句，郭象《庄子注》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以后注家多从此说，譬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即云：“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到刑戮之害。”然而遍观全书，作者何尝有“为善”、“为恶”之意，而且小心计算分寸，无些子境界。在我看来，还以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成理：“夫有为俗学，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恶。故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也就是说，两个“无”字作“无不”解。我的解说即基于此：“‘吾生也有涯’是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前提，本身无以改变，但却可以引出两个方向。庄学就是由此展开其思考，所以说这也是庄学的前提罢。一个方向是‘殆已’，‘殆而已矣’，是更其‘有涯’；另一个方向则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让人生能充满它的‘涯’，最大程度地减少限制。而方向的取舍，差不多即是庄学之为庄学了。关键是在与‘知’的关系，也就是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然后才是怎么做法。‘知’并不只当一般知识讲的，最主要的还是‘善’、‘恶’这类社会意识……在庄学看来，善与恶同为社会意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名无非是另外一种刑而已。为善即以善为方向的人生，遵从社会道德；为恶即以恶为方向的人生，背离社会道德，如果不以社会而以自我为出发点，则其实都是一码事。在‘善’、‘恶’、‘名’、‘刑’等等范畴里，人都失去了自我，‘无涯’的这些‘知’要把本来就‘有涯’的人生给吞吃了。所以应该拒绝‘善’、‘恶’、‘名’、‘刑’，跳出它们所做成的那个秩序，另外走一条顺乎自然、保全自我的路，这就是‘缘督以为经’。简而言之，就是不做社会的人。”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大家念得顺口，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倡言：“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论家多因循之。然而如此“名”与“道”岂不同样重要了，通读《老子》当知，在作者看来惟有“道”才至高无上，“名”何曾有此地位。《老子》有超越“可道”之“道”的“常道”这一概念（如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却从未出现超越“可名”之“名”的“常名”的概念。书中每言及“名”，均在认识或表象层次，不在本质层次，即不“常”也。更标举“无名”以形容“道”（前引第三十二章如是，第三十七章亦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又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第一章下文“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然后“有名”，“名”非始终存在，亦即否定“常名”）。在我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实为假设复句（“如果……就……”），“名可名，非常名”实为因果复句（“因为……所以……”），前一句是说“道”有“常道”，后一句是说“名”无“常名”。也就是说，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名可名，非常名”说的乃是“道可道”后面那个“道”字。“可道”，也就是“名”。
引自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最近重读《论语》，打算写本小书。这里也来举个例子。牛泽群著《论语札记》颇多创见，但亦有令人不能信服之处。如针对《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云：“‘不违，如愚’，似反见孔子喜人问难之常，然而《论语》一书所记，凡有弟子问难，多遭斥诃，如宰我、子路等，虽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见师之滨于浅涸，亦未废师之贬讥也。知实喜‘不违’而能‘反’、能‘发’者，孔子于门生中最喜颜回，推之誉之，特立于众，当时无辈，殁后绝伦，然未足以闻其名归之实至者，恐职由于此。”然而倘若结合《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一章来看，当知孔子意思，从学生一方面考虑，喜欢“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从自己一方面考虑，则以“终日不违，如愚”、“于吾言无所不说”为憾，盖此“非助我者也”，所希望的还是学生能够问难，以激发自己的想法。《为政》此章，还可与同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相参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即是“思”，“罔”、“愚”则实为一事。又《雍也》篇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好学”，即“学”而“思”，即“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学而不思”，谈不上“好学”。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伍尔夫说：“我有时这样遐想：当世界审判日最终来临，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此刻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王冠、桂冠以及永久地镂刻在不会磨灭的大理石上的名字。而当万能的主看见我们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会转向圣?彼得，不无妒意地说：‘看啊，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奖赏。他们热爱读书’”（《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此语稍嫌夸张，但我还是觉得能够理解。回顾平生，读书未必使我高尚，但至少使我不堕落；未必使我广博，但至少使我不狭隘；未必使我更有力量，但至少使我不随波逐流。伍尔夫说：“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匆忙、肤浅、不准确，时而抓一首诗，时而捡一块旧材料，不管在哪里找到，也不管它的性质，只要能满足他的意图，充实他的结构。他作为批评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普通读者》）。她将自己的评论集取名“普通读者”，实乃谦词；我却颇愿以此自居。虽然我曾讲，像《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文章，我要能写出一篇就心满意足了。
引自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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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20-11-27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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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原创”

疯狂的石头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
2020-11-27 02:47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巴特、哈耶克等等不断传入中国，不断融入这条河流，越往后就越难区分。现在很多人强分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我很怀疑所说“本土”是不是真的，其中有多少本土的因素。
引自说“原创”
经常听人说，翻译的书出得多了，本土的书就受排挤了，我并不以为然。说来“中”和“外”不能完全用语言来分，但同时它们也可以用语言来分。我的意思是，用中文写作的东西并不百分之百是中国的，而凡是变成中文的就是中国的了。比如《诉讼》、《城堡》被译成中文，就是“弗兰茨•卡夫卡”的著作，而原来那个叫Franz Kafka的捷克作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佛经早被列入“四库”，就因为它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把阿伦特或埃科的著作译成中文，它们也成了中国的书了。用中文写就的作品和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后者除了那种“硬译”之外，都是某个人——作者或译者——经过中文思维的产物。
引自说“原创”
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界线不是不能逾越的。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而尼采的思想被鲁迅接受后，它就作为鲁迅的思想来影响我们了，这超越了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界线。当年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为“可怜的阿Q”所感动，阿Q也超越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界线。我们有时觉得身边某些人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很像，这些文学形象也已经超越了中西方之间的界线。
引自说“原创”
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为中国的作者提供了模仿学习的参照物。我们许多作者就从立意，构思，甚至语言——当然是已经变成中文的语言——上“依样画葫芦”。比如《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后，不少号称原创的小说，开头都是：“许多年以后，面对什么，某某将会回想起什么。”为何《百年孤独》翻译过来之前，没有作家这么写呢。那么《百年孤独》是帮助了我们，还是跟我们竞争了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要加入翻译史的部分才算齐全。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文学，颇得益于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福克纳、川端康成、艾特玛托夫等，影响尤其明显。外国文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像驼鸟把头扎进沙土似的强调自己的原创性。有些评论家阅读量往往有限，看见什么就说是原创的，不知道别人早已写过了。
引自说“原创”
原创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从多个层次和方面来把握。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视野、阅历和知识，必须知道什么是已经存在的。知道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学，一是不学，不学才是真的“原创”。但说老实话，做到这点非常困难。无论是理论，还是小说、诗歌、戏剧，几乎已经不可能有人再写一本书，说一套话，意思一点儿都跟人家不一样了。绝对的、完全的原创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我想提个最低标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就有原创性。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呢。第一，不能只有一个来源，得兼容并蓄；第二，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第三，不能从现成的结论开始说话。第一点可能好办，第二点是个问题，第三点就更是问题了，而且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我们很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领来，当成立论的依据。举个例子，一九五〇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出了一大套《胡适思想批判》。胡适说，也许除了他自己，没有谁把它们全部看过一遍。我感兴趣的则是，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上头领来一个胡适是坏人的结论，大家就想方设法说他怎么坏；过了几十年，胡适又变成好人了，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当年那番作为呢。类似的事情，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非常严重。逻辑学告诉我们：大前提一定是公理，小前提一定要与大前提相合，如此结论才能成立。而现在很多文章，大前提本身往往是需要论证的，却被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个道理，胡适早就讲过：“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让我们从避免“丐辞”来讲原创性罢。强调原创性，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原创性。原创就是我们真的给这世界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这未免太难了，所以我对“原创”一词一直存有敬畏。
引自说“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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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典”

疯狂的石头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
2020-11-27 02:42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以后很多人都认为是假的。很多先秦的书都有类似情况，就连《论语》，也有人怀疑后五篇的真实性。第四是改名，如《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等。第五是删节，如明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都给删去了。第六是续作，如续《红楼梦》就有好多种，《水浒传》、《西游记》也有续书，有的续本甚至假冒作者的名义。
引自说“经典”
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里，有些作家把外国戏剧的情节换成中国的背景，人物改成中国的名字，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高尔基的《底层》，都有这种遭遇。这种事情不能说完全不可为，但我不认为是对待经典的好的态度。可以把改编后的作品看作改编者的作品，但不能当成原作者的作品。我们对待经典，不仅要利用它，还要尊重它。
引自说“经典”
时至今日，不少先秦典籍仍然真假难辩，乃是文化史上很惨痛的教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再做。
引自说“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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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与《开卷》”谈起

疯狂的石头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出了近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也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
2020-11-27 02:39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出了近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也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上是彼辈此时所表现的一种姿态。
引自从“我与《开卷》”谈起
前些时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在我看来，此乃时势使然，归结为编辑方针有误，未免倒果为因。当“广泛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被启蒙的要求——其实是他们已经大众化了——“小众”、“同人”们只能讲给自己听了。“后知后觉”的启蒙时代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先知先觉”自娱自乐的时代。在这个“自”——一群人，若干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范围之内，仍可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目下有“读书界”或“读书圈”一说，听来好笑，却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读书已经成为一个“界”或一个“圈”里的事儿了，“界”或“圈”外的人对此不复关心。当年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另办《语丝》，恰恰是一份“同人杂志”。较之《晨报副刊》，《语丝》知识介绍减少，言论发布增多，而这正是启蒙色彩转趋淡化的迹象。到了三十年代，废名、冯至办的《骆驼草》就更“小众化”和“圈子化”了。鲁迅批评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致章廷谦）说来还是时势使然。周作人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俞平伯）也可以理解为看出今昔时代不同，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有关历史上每次启蒙时代兴起，议论很多；它的消歇，人们仿佛较少留意。所以消歇，各具原由，这里无暇细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启蒙只是一时之事，不会无止无休。启蒙时代告一段落，并非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业已解决，而是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了。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思想问题实已与“广泛的知识分子”无甚关系；知识介绍则别有更为便捷的途径，但是那种旨在丰富自我、健全人生的“无为而为”的求知已被普遍放弃，转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要求，而这与启蒙实际上已经无甚关系。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谈谈《开卷》之类民刊。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规出版的刊物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而我所谓多点“民”的味道，也是这个意思。
引自从“我与《开卷》”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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