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为止庵最新读书随笔集。文中内容或涉事实,或涉思想,或涉生活,但皆因读书而生。虽是作者一己的阅读体验,却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目录 · · · · · ·
卷上
侦探小说的两派
人性的因素及其后果
无法从寒冷中归来的间谍
为什么读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纸房子》与读书
“失落的书”补遗
历史的复杂之处
鲁迅与美术
鲁译刍议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总序
《明清笑话集》整理后记
张爱玲小说谈片
浮生只合小团圆
“听”与“谈”之外
也谈《废名讲诗》的选编
再关于废名
关于《废名集》
安东尼奥尼与我
. 话说出版事
读《学画记》
卷下
读书、写书与编书
普通读者
关于读《老子》
我读外国文学
悔其少读
被冷落与被忽视的
读书又一年
关于牺牲
一则以讹传讹的趣闻
周作人与章士钊
“没有好久”之类
后园诗话
苦竹诗话
“水的冷暖只有马儿知情”
从童年说到“编辑之痒”
从“我与《开卷》”谈起
说“经典”
说“原创”
我的签名本
感逝篇
后记
· · · · · · (收起)
"茶店说书"试读 · · · · · ·
我是个侦探小说迷,去年夏天以来所读尤多。新看的两套值得一提,一是约翰·狄克森·卡尔所著“菲尔博士系列”,一是雷蒙德·钱德勒的七部长篇小说。侦探小说有“硬汉派”与“古典派”之分,钱德勒是前一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则是后一派的重要角色。 钱德勒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简单的谋杀艺术》,用作所著同名短篇集的引言。其中说,侦探小说“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吸引读者阅读这种作品的因...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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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又称推理小说,本是因为日本战后文字改革,取消了日文中“侦”这汉字,所以才另外命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为什么要看电影,或者进一步讲,为什么要阅读,假如将看电影也包括在广义的阅读之内。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其一,我需要有人对我说些什么;其二,我需要有人替我说些什么。二者都不妨形容为“契合”,然而程度有所不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重要性上存在差别。前者也许讲出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多真谛,然而如果我开口,所说的将是后者讲的那些。以俄罗斯作家为例,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列斯科夫、迦尔洵、契诃夫、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蒲宁、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别雷所说我都想听,其中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尤其想听,但要说当中有谁代表了我,大概只有契诃夫了。如果在世界范围里举出一位的话,那就是卡夫卡,虽然我另外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藉此正可回答我为什么不事创作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人已经替我写了。——我这样讲,似乎忽略了才能、机缘之类与创作相关的重要因素。那么换个说法:卡夫卡或契诃夫是我希望成为的作家,他们是我梦想中的自己。因为世界上有了他们,我不曾虚度此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安东尼奥尼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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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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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店说书的话题 · · · · · · ( 全部 条 )



茶店说书的书评 · · · · · · ( 全部 4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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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伍尔夫说...
2020-11-27 02:55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引自 普通读者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 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前几天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远书》所收我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最多的正是此事。 引自 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如此,把读书所得写下来同样如此。其间只有两点差别:第一,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第二,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有些书平生最爱,所受影响亦巨,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拘长短我都读过,有的不止一遍,迄今却未写过任何文章,因为我想的尚不周全。又如卡夫卡,想法倒是够写一篇文章了,可要动笔的话,还得找时间把他的作品再读一遍。再如去年有人约我谈谈《呼啸山庄》,这是个好题目,又正可藉此重读该书,但也迟迟不能动笔,因为看过相关评论,感到要想说出新意并非易事。笔记已写了两万多字,估计成文也不过三五千字罢。与那些通常称作“书评”的短文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所著《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用心可能多些,所得可能也多些。《庄子》和《老子》皆为经典,一两千年来注疏无数,但未必就把话都说尽了,也还由得我们开口。且各举一例。 《庄子·养生主》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一节,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二句,郭象《庄子注》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以后注家多从此说,譬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即云:“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到刑戮之害。”然而遍观全书,作者何尝有“为善”、“为恶”之意,而且小心计算分寸,无些子境界。在我看来,还以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成理:“夫有为俗学,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恶。故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也就是说,两个“无”字作“无不”解。我的解说即基于此:“‘吾生也有涯’是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前提,本身无以改变,但却可以引出两个方向。庄学就是由此展开其思考,所以说这也是庄学的前提罢。一个方向是‘殆已’,‘殆而已矣’,是更其‘有涯’;另一个方向则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让人生能充满它的‘涯’,最大程度地减少限制。而方向的取舍,差不多即是庄学之为庄学了。关键是在与‘知’的关系,也就是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然后才是怎么做法。‘知’并不只当一般知识讲的,最主要的还是‘善’、‘恶’这类社会意识……在庄学看来,善与恶同为社会意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名无非是另外一种刑而已。为善即以善为方向的人生,遵从社会道德;为恶即以恶为方向的人生,背离社会道德,如果不以社会而以自我为出发点,则其实都是一码事。在‘善’、‘恶’、‘名’、‘刑’等等范畴里,人都失去了自我,‘无涯’的这些‘知’要把本来就‘有涯’的人生给吞吃了。所以应该拒绝‘善’、‘恶’、‘名’、‘刑’,跳出它们所做成的那个秩序,另外走一条顺乎自然、保全自我的路,这就是‘缘督以为经’。简而言之,就是不做社会的人。”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大家念得顺口,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倡言:“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论家多因循之。然而如此“名”与“道”岂不同样重要了,通读《老子》当知,在作者看来惟有“道”才至高无上,“名”何曾有此地位。《老子》有超越“可道”之“道”的“常道”这一概念(如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却从未出现超越“可名”之“名”的“常名”的概念。书中每言及“名”,均在认识或表象层次,不在本质层次,即不“常”也。更标举“无名”以形容“道”(前引第三十二章如是,第三十七章亦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又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第一章下文“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然后“有名”,“名”非始终存在,亦即否定“常名”)。在我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实为假设复句(“如果……就……”),“名可名,非常名”实为因果复句(“因为……所以……”),前一句是说“道”有“常道”,后一句是说“名”无“常名”。也就是说,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名可名,非常名”说的乃是“道可道”后面那个“道”字。“可道”,也就是“名”。 引自 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最近重读《论语》,打算写本小书。这里也来举个例子。牛泽群著《论语札记》颇多创见,但亦有令人不能信服之处。如针对《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云:“‘不违,如愚’,似反见孔子喜人问难之常,然而《论语》一书所记,凡有弟子问难,多遭斥诃,如宰我、子路等,虽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见师之滨于浅涸,亦未废师之贬讥也。知实喜‘不违’而能‘反’、能‘发’者,孔子于门生中最喜颜回,推之誉之,特立于众,当时无辈,殁后绝伦,然未足以闻其名归之实至者,恐职由于此。”然而倘若结合《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一章来看,当知孔子意思,从学生一方面考虑,喜欢“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从自己一方面考虑,则以“终日不违,如愚”、“于吾言无所不说”为憾,盖此“非助我者也”,所希望的还是学生能够问难,以激发自己的想法。《为政》此章,还可与同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相参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即是“思”,“罔”、“愚”则实为一事。又《雍也》篇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好学”,即“学”而“思”,即“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学而不思”,谈不上“好学”。 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伍尔夫说:“我有时这样遐想:当世界审判日最终来临,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此刻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王冠、桂冠以及永久地镂刻在不会磨灭的大理石上的名字。而当万能的主看见我们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会转向圣?彼得,不无妒意地说:‘看啊,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奖赏。他们热爱读书’”(《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此语稍嫌夸张,但我还是觉得能够理解。回顾平生,读书未必使我高尚,但至少使我不堕落;未必使我广博,但至少使我不狭隘;未必使我更有力量,但至少使我不随波逐流。伍尔夫说:“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匆忙、肤浅、不准确,时而抓一首诗,时而捡一块旧材料,不管在哪里找到,也不管它的性质,只要能满足他的意图,充实他的结构。他作为批评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普通读者》)。她将自己的评论集取名“普通读者”,实乃谦词;我却颇愿以此自居。虽然我曾讲,像《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文章,我要能写出一篇就心满意足了。 引自 普通读者 回应 2020-11-27 02:55 -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
2020-11-27 02:47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巴特、哈耶克等等不断传入中国,不断融入这条河流,越往后就越难区分。现在很多人强分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我很怀疑所说“本土”是不是真的,其中有多少本土的因素。 引自 说“原创” 经常听人说,翻译的书出得多了,本土的书就受排挤了,我并不以为然。说来“中”和“外”不能完全用语言来分,但同时它们也可以用语言来分。我的意思是,用中文写作的东西并不百分之百是中国的,而凡是变成中文的就是中国的了。比如《诉讼》、《城堡》被译成中文,就是“弗兰茨•卡夫卡”的著作,而原来那个叫Franz Kafka的捷克作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佛经早被列入“四库”,就因为它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把阿伦特或埃科的著作译成中文,它们也成了中国的书了。用中文写就的作品和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后者除了那种“硬译”之外,都是某个人——作者或译者——经过中文思维的产物。 引自 说“原创” 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界线不是不能逾越的。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而尼采的思想被鲁迅接受后,它就作为鲁迅的思想来影响我们了,这超越了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界线。当年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为“可怜的阿Q”所感动,阿Q也超越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界线。我们有时觉得身边某些人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很像,这些文学形象也已经超越了中西方之间的界线。 引自 说“原创” 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为中国的作者提供了模仿学习的参照物。我们许多作者就从立意,构思,甚至语言——当然是已经变成中文的语言——上“依样画葫芦”。比如《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后,不少号称原创的小说,开头都是:“许多年以后,面对什么,某某将会回想起什么。”为何《百年孤独》翻译过来之前,没有作家这么写呢。那么《百年孤独》是帮助了我们,还是跟我们竞争了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要加入翻译史的部分才算齐全。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文学,颇得益于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福克纳、川端康成、艾特玛托夫等,影响尤其明显。外国文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像驼鸟把头扎进沙土似的强调自己的原创性。有些评论家阅读量往往有限,看见什么就说是原创的,不知道别人早已写过了。 引自 说“原创” 原创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从多个层次和方面来把握。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视野、阅历和知识,必须知道什么是已经存在的。知道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学,一是不学,不学才是真的“原创”。但说老实话,做到这点非常困难。无论是理论,还是小说、诗歌、戏剧,几乎已经不可能有人再写一本书,说一套话,意思一点儿都跟人家不一样了。绝对的、完全的原创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我想提个最低标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就有原创性。 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呢。第一,不能只有一个来源,得兼容并蓄;第二,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第三,不能从现成的结论开始说话。第一点可能好办,第二点是个问题,第三点就更是问题了,而且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我们很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领来,当成立论的依据。举个例子,一九五〇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出了一大套《胡适思想批判》。胡适说,也许除了他自己,没有谁把它们全部看过一遍。我感兴趣的则是,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上头领来一个胡适是坏人的结论,大家就想方设法说他怎么坏;过了几十年,胡适又变成好人了,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当年那番作为呢。类似的事情,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非常严重。逻辑学告诉我们:大前提一定是公理,小前提一定要与大前提相合,如此结论才能成立。而现在很多文章,大前提本身往往是需要论证的,却被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个道理,胡适早就讲过:“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让我们从避免“丐辞”来讲原创性罢。 强调原创性,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原创性。原创就是我们真的给这世界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这未免太难了,所以我对“原创”一词一直存有敬畏。 引自 说“原创” 回应 2020-11-27 02:47 -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
2020-11-27 02:42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以后很多人都认为是假的。很多先秦的书都有类似情况,就连《论语》,也有人怀疑后五篇的真实性。第四是改名,如《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等。第五是删节,如明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都给删去了。第六是续作,如续《红楼梦》就有好多种,《水浒传》、《西游记》也有续书,有的续本甚至假冒作者的名义。 引自 说“经典” 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里,有些作家把外国戏剧的情节换成中国的背景,人物改成中国的名字,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高尔基的《底层》,都有这种遭遇。这种事情不能说完全不可为,但我不认为是对待经典的好的态度。可以把改编后的作品看作改编者的作品,但不能当成原作者的作品。我们对待经典,不仅要利用它,还要尊重它。 引自 说“经典” 时至今日,不少先秦典籍仍然真假难辩,乃是文化史上很惨痛的教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再做。 引自 说“经典” 回应 2020-11-27 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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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伍尔夫说...
2020-11-27 02:55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引自 普通读者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 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前几天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远书》所收我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最多的正是此事。 引自 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如此,把读书所得写下来同样如此。其间只有两点差别:第一,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第二,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有些书平生最爱,所受影响亦巨,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拘长短我都读过,有的不止一遍,迄今却未写过任何文章,因为我想的尚不周全。又如卡夫卡,想法倒是够写一篇文章了,可要动笔的话,还得找时间把他的作品再读一遍。再如去年有人约我谈谈《呼啸山庄》,这是个好题目,又正可藉此重读该书,但也迟迟不能动笔,因为看过相关评论,感到要想说出新意并非易事。笔记已写了两万多字,估计成文也不过三五千字罢。与那些通常称作“书评”的短文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所著《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用心可能多些,所得可能也多些。《庄子》和《老子》皆为经典,一两千年来注疏无数,但未必就把话都说尽了,也还由得我们开口。且各举一例。 《庄子·养生主》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一节,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二句,郭象《庄子注》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以后注家多从此说,譬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即云:“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到刑戮之害。”然而遍观全书,作者何尝有“为善”、“为恶”之意,而且小心计算分寸,无些子境界。在我看来,还以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成理:“夫有为俗学,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恶。故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也就是说,两个“无”字作“无不”解。我的解说即基于此:“‘吾生也有涯’是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前提,本身无以改变,但却可以引出两个方向。庄学就是由此展开其思考,所以说这也是庄学的前提罢。一个方向是‘殆已’,‘殆而已矣’,是更其‘有涯’;另一个方向则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让人生能充满它的‘涯’,最大程度地减少限制。而方向的取舍,差不多即是庄学之为庄学了。关键是在与‘知’的关系,也就是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然后才是怎么做法。‘知’并不只当一般知识讲的,最主要的还是‘善’、‘恶’这类社会意识……在庄学看来,善与恶同为社会意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名无非是另外一种刑而已。为善即以善为方向的人生,遵从社会道德;为恶即以恶为方向的人生,背离社会道德,如果不以社会而以自我为出发点,则其实都是一码事。在‘善’、‘恶’、‘名’、‘刑’等等范畴里,人都失去了自我,‘无涯’的这些‘知’要把本来就‘有涯’的人生给吞吃了。所以应该拒绝‘善’、‘恶’、‘名’、‘刑’,跳出它们所做成的那个秩序,另外走一条顺乎自然、保全自我的路,这就是‘缘督以为经’。简而言之,就是不做社会的人。”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大家念得顺口,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倡言:“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论家多因循之。然而如此“名”与“道”岂不同样重要了,通读《老子》当知,在作者看来惟有“道”才至高无上,“名”何曾有此地位。《老子》有超越“可道”之“道”的“常道”这一概念(如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却从未出现超越“可名”之“名”的“常名”的概念。书中每言及“名”,均在认识或表象层次,不在本质层次,即不“常”也。更标举“无名”以形容“道”(前引第三十二章如是,第三十七章亦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又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第一章下文“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然后“有名”,“名”非始终存在,亦即否定“常名”)。在我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实为假设复句(“如果……就……”),“名可名,非常名”实为因果复句(“因为……所以……”),前一句是说“道”有“常道”,后一句是说“名”无“常名”。也就是说,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名可名,非常名”说的乃是“道可道”后面那个“道”字。“可道”,也就是“名”。 引自 普通读者 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最近重读《论语》,打算写本小书。这里也来举个例子。牛泽群著《论语札记》颇多创见,但亦有令人不能信服之处。如针对《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云:“‘不违,如愚’,似反见孔子喜人问难之常,然而《论语》一书所记,凡有弟子问难,多遭斥诃,如宰我、子路等,虽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见师之滨于浅涸,亦未废师之贬讥也。知实喜‘不违’而能‘反’、能‘发’者,孔子于门生中最喜颜回,推之誉之,特立于众,当时无辈,殁后绝伦,然未足以闻其名归之实至者,恐职由于此。”然而倘若结合《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一章来看,当知孔子意思,从学生一方面考虑,喜欢“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从自己一方面考虑,则以“终日不违,如愚”、“于吾言无所不说”为憾,盖此“非助我者也”,所希望的还是学生能够问难,以激发自己的想法。《为政》此章,还可与同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相参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即是“思”,“罔”、“愚”则实为一事。又《雍也》篇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好学”,即“学”而“思”,即“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学而不思”,谈不上“好学”。 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伍尔夫说:“我有时这样遐想:当世界审判日最终来临,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此刻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王冠、桂冠以及永久地镂刻在不会磨灭的大理石上的名字。而当万能的主看见我们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会转向圣?彼得,不无妒意地说:‘看啊,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奖赏。他们热爱读书’”(《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此语稍嫌夸张,但我还是觉得能够理解。回顾平生,读书未必使我高尚,但至少使我不堕落;未必使我广博,但至少使我不狭隘;未必使我更有力量,但至少使我不随波逐流。伍尔夫说:“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匆忙、肤浅、不准确,时而抓一首诗,时而捡一块旧材料,不管在哪里找到,也不管它的性质,只要能满足他的意图,充实他的结构。他作为批评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普通读者》)。她将自己的评论集取名“普通读者”,实乃谦词;我却颇愿以此自居。虽然我曾讲,像《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文章,我要能写出一篇就心满意足了。 引自 普通读者 回应 2020-11-27 02:55 -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
2020-11-27 02:47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巴特、哈耶克等等不断传入中国,不断融入这条河流,越往后就越难区分。现在很多人强分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我很怀疑所说“本土”是不是真的,其中有多少本土的因素。 引自 说“原创” 经常听人说,翻译的书出得多了,本土的书就受排挤了,我并不以为然。说来“中”和“外”不能完全用语言来分,但同时它们也可以用语言来分。我的意思是,用中文写作的东西并不百分之百是中国的,而凡是变成中文的就是中国的了。比如《诉讼》、《城堡》被译成中文,就是“弗兰茨•卡夫卡”的著作,而原来那个叫Franz Kafka的捷克作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佛经早被列入“四库”,就因为它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把阿伦特或埃科的著作译成中文,它们也成了中国的书了。用中文写就的作品和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后者除了那种“硬译”之外,都是某个人——作者或译者——经过中文思维的产物。 引自 说“原创” 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界线不是不能逾越的。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而尼采的思想被鲁迅接受后,它就作为鲁迅的思想来影响我们了,这超越了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界线。当年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为“可怜的阿Q”所感动,阿Q也超越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界线。我们有时觉得身边某些人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很像,这些文学形象也已经超越了中西方之间的界线。 引自 说“原创” 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为中国的作者提供了模仿学习的参照物。我们许多作者就从立意,构思,甚至语言——当然是已经变成中文的语言——上“依样画葫芦”。比如《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后,不少号称原创的小说,开头都是:“许多年以后,面对什么,某某将会回想起什么。”为何《百年孤独》翻译过来之前,没有作家这么写呢。那么《百年孤独》是帮助了我们,还是跟我们竞争了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要加入翻译史的部分才算齐全。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文学,颇得益于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福克纳、川端康成、艾特玛托夫等,影响尤其明显。外国文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像驼鸟把头扎进沙土似的强调自己的原创性。有些评论家阅读量往往有限,看见什么就说是原创的,不知道别人早已写过了。 引自 说“原创” 原创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从多个层次和方面来把握。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视野、阅历和知识,必须知道什么是已经存在的。知道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学,一是不学,不学才是真的“原创”。但说老实话,做到这点非常困难。无论是理论,还是小说、诗歌、戏剧,几乎已经不可能有人再写一本书,说一套话,意思一点儿都跟人家不一样了。绝对的、完全的原创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我想提个最低标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就有原创性。 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呢。第一,不能只有一个来源,得兼容并蓄;第二,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第三,不能从现成的结论开始说话。第一点可能好办,第二点是个问题,第三点就更是问题了,而且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我们很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领来,当成立论的依据。举个例子,一九五〇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出了一大套《胡适思想批判》。胡适说,也许除了他自己,没有谁把它们全部看过一遍。我感兴趣的则是,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上头领来一个胡适是坏人的结论,大家就想方设法说他怎么坏;过了几十年,胡适又变成好人了,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当年那番作为呢。类似的事情,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非常严重。逻辑学告诉我们:大前提一定是公理,小前提一定要与大前提相合,如此结论才能成立。而现在很多文章,大前提本身往往是需要论证的,却被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个道理,胡适早就讲过:“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让我们从避免“丐辞”来讲原创性罢。 强调原创性,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原创性。原创就是我们真的给这世界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这未免太难了,所以我对“原创”一词一直存有敬畏。 引自 说“原创” 回应 2020-11-27 02:47 -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
2020-11-27 02:42
我国古代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待经典,也就有些不好的做法沿袭下来。第一是造假,汉代以后伪书很多,譬如《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有著名的伪《古文尚书》等。有些是原来的书亡佚了,有些是原来根本没有这本书。第二是篡改,把原来的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库全书》,可以说是对典籍的全面篡改。第三是掺假,这在中国也曾是很盛行的事。如《庄子》中《盗跖》、《渔父》、《说剑》、《让王》这四篇,宋朝以后很多人都认为是假的。很多先秦的书都有类似情况,就连《论语》,也有人怀疑后五篇的真实性。第四是改名,如《老子》叫《道德经》,《庄子》叫《南华经》等。第五是删节,如明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都给删去了。第六是续作,如续《红楼梦》就有好多种,《水浒传》、《西游记》也有续书,有的续本甚至假冒作者的名义。 引自 说“经典” 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里,有些作家把外国戏剧的情节换成中国的背景,人物改成中国的名字,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高尔基的《底层》,都有这种遭遇。这种事情不能说完全不可为,但我不认为是对待经典的好的态度。可以把改编后的作品看作改编者的作品,但不能当成原作者的作品。我们对待经典,不仅要利用它,还要尊重它。 引自 说“经典” 时至今日,不少先秦典籍仍然真假难辩,乃是文化史上很惨痛的教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再做。 引自 说“经典” 回应 2020-11-27 02:42 -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出了近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 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也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
2020-11-27 02:39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出了近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 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也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上是彼辈此时所表现的一种姿态。 引自 从“我与《开卷》”谈起 前些时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在我看来,此乃时势使然,归结为编辑方针有误,未免倒果为因。当“广泛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被启蒙的要求——其实是他们已经大众化了——“小众”、“同人”们只能讲给自己听了。“后知后觉”的启蒙时代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先知先觉”自娱自乐的时代。在这个“自”——一群人,若干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范围之内,仍可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目下有“读书界”或“读书圈”一说,听来好笑,却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读书已经成为一个“界”或一个“圈”里的事儿了,“界”或“圈”外的人对此不复关心。 当年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另办《语丝》,恰恰是一份“同人杂志”。较之《晨报副刊》,《语丝》知识介绍减少,言论发布增多,而这正是启蒙色彩转趋淡化的迹象。到了三十年代,废名、冯至办的《骆驼草》就更“小众化”和“圈子化”了。鲁迅批评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致章廷谦)说来还是时势使然。周作人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俞平伯)也可以理解为看出今昔时代不同,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 有关历史上每次启蒙时代兴起,议论很多;它的消歇,人们仿佛较少留意。所以消歇,各具原由,这里无暇细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启蒙只是一时之事,不会无止无休。启蒙时代告一段落,并非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业已解决,而是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了。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思想问题实已与“广泛的知识分子”无甚关系;知识介绍则别有更为便捷的途径,但是那种旨在丰富自我、健全人生的“无为而为”的求知已被普遍放弃,转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要求,而这与启蒙实际上已经无甚关系。 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谈谈《开卷》之类民刊。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规出版的刊物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而我所谓多点“民”的味道,也是这个意思。 引自 从“我与《开卷》”谈起 回应 2020-11-27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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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评止庵的《茶店说书》 | 来自[已注销] | 2009-11-16 | |
這套叢書叫什麽名字? | 来自北窓 | 2 回应 | 2009-10-27 |
茶店说书 之序与后记 | 来自pianissimo | 2009-09-11 |
0 有用 屁屁虹 2010-04-05
关于止老师内心的严肃和真诚。
0 有用 舒叔叔 2015-05-14
看完就出,谁要
0 有用 机智勇敢昭昭昭 2010-12-17
如果这辈子可以选择不计光阴地看一本书,你选择什么?
0 有用 sophie 2009-12-26
好书,很扎实,也很给人启发。
0 有用 姜齐 2009-10-27
止君格调终究高于时代主流,耽于此道,则鲜有他书可读。叹叹
0 有用 MissLonely2074 2020-12-19
读毕此书开始看二先生和黄裳的,意义还是挺大的。
0 有用 小二 2020-11-05
20.87。
0 有用 Neil 2020-09-01
HZBK25,20200801。20200901凌晨读完。
0 有用 五蠹子 2020-06-25
2018年3月2日读讫。
0 有用 麻麻麻花辫儿 2019-06-24
有、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