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

“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它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事物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把经济问题解决，现在俺们解决的还算可以吧；但同时教育也告诉我事物都是动态变化的，矛盾也是会转化的，现在的次要矛盾是不是有变为主要矛盾的趋势？贪污、司法制度、言论控制、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等这些现在对俺们的影响是不是更重要呢？ 张五常是典型的经济学家，学术人士，他的讨论具有逻辑性和宏观性，但对民生关心不足，但这正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做的！

此书的重点，是指出，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是一个分成合约。 最近重读此书，以前看的是热闹，现在才算看到一点门道，勉强算知其所以然吧。 此书思想核心，沿袭的是作者1969年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的理论逻辑，我也是读了佃农理论后，才加深了此书的理解。 佃农理论讲的是地主与耕农的分成合约，而中国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多层的分成合约体系，这里的分成，是各地方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分成、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分成，分成的比例呢，就是全国统一的增值税。 各地方把农用土地整理出来，引进各种企业，企业获得收入里，按增值税率上缴分成收入给政府，而地方与地方之间存在竞争，企业和企业之间存在竞争，这些竞争和增值税率分成，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足够的动力去追求经济收入的增长。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当年佃农理论推出的是，在存在竞争、土地可交易的情况下，地主和耕农会确定一个最优的分成比，来保证双方的利益都达到最优。 但在县际竞争模型里面，分成比——增值税是固定不变的，这样如何达到有效率呢。 本书其实是当年佃农模型的一个拓展，张五常受马歇尔一个注脚的启发，解决了分成比固定的问题（P152） 当分成比固定为统一的增值税率时，要保证分成合约获得效率解，需要地主（政府）能自由调整相关的资本投入才行，这里资本投入，具体表现就是各地出现的“负地价”。负地价其实指的是，由政府而不是企业，来承担非土地的资本投入，比如通水通电通气等工程、修路等，这些非土地的资本投入，如果说分成比不固定的话，是可以由双方分摊，或全由企业来承担的。 那么，负地价的底线在哪里呢，粗略算的话，临界点应该是政府的增值税收入与政府非土地投入资本的利息（P157，其实就是一个永续年金的计算）。 所以，总结一下， 1）过去中国取得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是，各地方政府有经济决策自主权+招商引资各地存在竞争+增值税分成+允许政府负地价，以上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凡一个要素不满足，都会影响这套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 2）目前促使增长的竞争点，是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即工业化、城镇化。但随着农转工的边际价值下降至均衡点，这种工业化的县际竞争会转弱，若想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可以在保有县竞争制度下，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科技的发展。 以上是二读后的理解，for now。 ********************************************2年前读后感的浅陋的分界线***************************** 【这是两年前写的读后感，以前的认识浅陋啊】 首先，这不能算是一本书，只是一篇paper。 有不少人觉得，老张老了老了，晚节不保，开始拍Z@F的马屁，抱G@D的大腿，中国现在是，买不起房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教改和医改越改越糊涂，上网发表个言论还要注意敏感词，公仆们不管事贪污也就罢了，居然还有吃黑混江湖的。就这样，老张还说中国经济制度好，这不是跟人民作对吗？ 我的理解是，先把爱国主义的愤慨放到冰箱里，再来看这篇paper，大概更容易看清文章论点成立的前提和分析的逻辑。 老张对自己的分析强调了两点。 第一，文章的主旨不是要批判以上提到的各类问题，而是要解释，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中国在改革后的三十年里，即使存在这么多问题，依然能够做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大幅的提高？ 第二，只谈效率，不谈福利公平。不是说，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优的，各类问题都可以忽视了，并非如此！只是，在中国地大人多、资源短缺的自然条件下，中国的这种基本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完全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对此，基于福利分析的论点不必无谓争论。 在此基础上，主要结论是，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和扩大收入提高的农民范围，至少在短期的近几十年内，即使改革，也应该是在不破坏当下基本制度安排的前提下进行。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制度安排做到了这一点呢？ 简单总结，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对经济制度做对了两件事情： 第一，改革前，制度中交易合约的安排，主要按权力的等级排列进行，不同权力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改革后，渐进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在农村，这表现为，通过承包责任合约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在城市的工业领域，则表现为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来招商引资，土地买卖合约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来层层分包。 第二，在以上的基本制度安排下，以全国统一增值税率下的财政收入分成框架，构建了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中国地区关系的特点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所以地区竞争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因为，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在县的手里，各县以买卖土地为起点，进而推动建设基础设施、开展农工商等各类企业，这意味着一系列经济合约由此展开，从而能保证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分成框架下则进一步能保证上级以及上上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由此，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成了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决定因素。 此外，老张也解释了县际竞争中出现的一些看似低效率、实则合意的现象，比如各县为了招商引资，大肆修路架桥建园区，投入人力出去招商，给县级官员以奖励，给被占地的农民补偿，减免落户企业头几年的税收等等，这些投入带来的成本可能会使得政府卖地的净收入为负，即张五常提到的“负地价”，但是落户企业后续给政府带来的税收等收入效应完全可以cover这些投入，这也是各县不出现财政赤字，并且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当然，以上只是目前的理解。

除以下笔记外，另参见谌洪果 《看透不一定要说透》一文以及Stigrex的回应。 在这个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页116-117） 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按资历级别的排列。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p130) 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p135） 从一种以合约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另一种，过程的初期中国幸运地得到一张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用于农地功效立见。一九八六我写道：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p138) 不怀疑执掌政权的人有本领，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有那么多人要吃饭，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聋。处理当时的风起水涌，指导的原则可不是邓小平说过的名句：「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寡言的邓老曾经说的：「试一试，看一看。」(p143)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北京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它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科技的改进与资产及知识的积累当然重要——目前中国正迈步向这些方面走：私营的科技研究投资的增长率，今天的中国冠于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饱，科技及投资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处理好土地的使用，让广大的群众脱离饥寒交迫之境，经济会因为有储蓄、投资与科技改进的支持而上升。(p144-145) 不同的地区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连，同层或左右不连。这是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 再火上加油，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政治游戏与贪污无疑存在，但这些行为，就是先进之邦的市场经济中的大商业机构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奖赏方程式，县干部的应酬费用相当慷慨，视乎那个县能赚多少钱。每个干部可以按建筑成本作价购买一间住所，而工作成绩好有机会升职。有一个流行的「五十六岁的假说」：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积蓄不够，干部贪污的倾向上升。他们也告诉我，能干的县干部不难有外间的商业机构招手，因为管理一个县其实是管理一盘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进的产品增值税，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农分成。我早期的论著指出，在佃农制度下，地主关心农户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为甚，因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农的工作表现（注三十八）。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那是购物商场。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比起上述假设的购物商场，县的制度对鼓励竞争犹有过之。这是因为县要对上层作交代或报告。上层不仅鼓励竞争——他们强迫这竞争的出现。说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税是上层收的。这是层层承包促长竞争的激烈性的原因。p161-162 互相竞争的县的权利结构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县的利益而县有权说话的，我不担心。例如我不担心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这些管制出现，我敢打赌要 不是不被执行，就是执行也不会持久。我担心的是县无权过问的政策。这方面，货币政策居于头痛项目之首。p177-178 正在竞争的县的权力怎样了？虽然通过新劳动法之前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但我说过，他们对中央上头的不当干预有顽固的弹性抗拒力。他们会怎样应对呢？目前，大部 分的县对新劳动法忙顾左右。可惜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新法之前有旧劳动法，软性的，基本没有执行。新劳动法引起人们注意违反旧法的旧帐。其二，因为新法中的第十四条（终生雇用条款），雇主与员工要回头看十年的已往。最后，北京建议如果员工起诉雇主，政府提供律师费。一团糟！ 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新劳动法，效果会如何？上文说过的不论，两项发展是肯定的，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其一是企业会采取逃避性的合约安排，不仅是员工合约，企业本身的合约结构也会改变。这会使交易费用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其二，从事生产的老板会多置机械，解雇那些生产力较弱的员工。目前的情况，是倒闭的大部分是较小的或在「边际」的工厂。这可能使北京认为他们成功地推进科技，减少了劳力密集的产出，但实际上，科技的进步会因为少了下层的劳动力支持而转慢了。 今天，北京当局显然忘记了邓小平的对改革过程帮助很大的格言：试一试，看一看。他们应该选几个县来试行新劳动法，监管与观察他们的表现，与没有推行此法的其它县比较一下，然后才决定上不上马。（后记）

In my view, competition for the use of scarce resources must be restrained for social survival, because rent dissipation under unrestrained competition would result in starvation for all. These restraints can assume a variety of forms or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rights, which then define the institutional na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Q: why "rent dissipation under unrestrained competition would result in starvation for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