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导论

前面两章作者写的不是很好，太混乱，信息量又太大。最后一个部分，还是交给维特根斯坦 1概念纵观法：就是举例子然后设法让引导读者看到一些要点，这就是“纵观”而当我们把概念与不同的对象联系起来，这就是“迁移” 图画与意象：当我试图理解一个概念时，我会想着某个东西，这是一种心理活动而言，这个被想着的东西就是意象，而就我试图以这个东西为依据来设想其他东西，进而理解这个概念而言，这个东西就是图画，意象关乎心理活动，图画涉及意义或者说概念。 2语言游戏：意义与用法，用法是意义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家族相似），脱离了用法就谈不上概念。 3规则悖论：意义内嵌于实践中，这就体现为用法（例子，没看过枪的人怎么做），实践之外，没有意义（小孩自己创造数数规则），于是克里普克认为在此维特根斯坦导致了一个关于意义的怀疑论：一条规则不能确定任何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使任何行动方式与这条规则相符合，比如PLUS可以作为任何解释。 参见蓝绿悖论（T时刻）于是在此克里普克借此否定了会有私人语言（问题在于但不是由于不存在关于意义的事实，因而只能放在共同体中，而是有确定的意义，而这要以实践为基础，这种实践是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在201，维特跟斯坦论证到：1对于任何规则都存在解释，该解释描述了遵守该规则的行为是怎样的2对于同一个规则存在多种解释，每种对应一种行为3 所以遵行规则的行为不确定4 3是错的 5 1，2至少有一个不成立。 用法不在说了什么的层次上而在如何说的层次上 4私人语言论证 策略不说了。直接看例子，假设以下后市私人的，当一个感觉E出现，我写“E”，当“E”下次出现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限制地用它来表示另一个感觉。只有当用“E”指称E与指称其他感觉之间有某种差别，才说二者建立了语义关联。 艾耶尔解读为维特根斯坦这是依赖于记忆不可靠的预设（所以他认为这会导致对知识的否定所以是错的）。 另一种理解，在t时刻我又使用了“E”为了说明对“E”的使用是正确的，在t时刻我需要回忆E而要判断这种回忆是对的，只能再次回忆E，这意味着我不能够说，我正确的回忆起了E，这就是标准规定的东西与判定标准正确与否的东西是一样东西，就像有人买了几份同一种报纸来确保报纸是否属实，这就好比一个人把手放自己头上说“我当然知道自己有多高”标准的联系也是一种语言用法，只有不同的用法联系在一起才构成语言游戏。既然用法不能通过解释确定，由此意义即用法不是一个定义，只是一种“看”不是“说” 5私人经验,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私人经验就是“甲虫实验”中所描述的。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确实存在私人经验，并且要以指称的方式谈论它，那么私人经验是什么样，对于谈论是不相关的，于是要么否认私人经验要么否认可以指称这种经验。而似乎维特根斯坦的认为我们所说的是自我经验，“别人不可能以我知道我痛的方式知道我痛”我们就是把两个知道混淆了，于是认为我的痛具有某种特征，而前者不陈述经验事实而后者陈述。表述自我经验的是语法句子，表述他人经验的是经验句子（要知道就前者而言，痛这个词要有意义并不需要痛这个实体） 摩尔的常识观，看似摩尔是在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是在循环论证，其实他的目的是区分证据和证明，在摩尔看来这里重要的不是证明而是需要一些证据。摩尔说:我可以给出一个不遵守怀疑论的证据，就是我确实知道我自己有两只手。怀疑论说：只有我证明P我才能说我知道P，但摩尔让他们明白，我即使不能证明P我也能知道P，于是论证的负担就落到了怀疑论头上。于是有"提出违背常识的观点就无形中承担了相应的论证义务，从而面临更大的立论阻力"摩尔他没有说明什么是常识观点因此他与怀疑论的交锋永远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 而维特根斯坦继续下去，他说摩尔的句子都是语法句子不是经验句子，这些语法句子是相关的语言游戏能够进行下去的基础，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被怀疑，那么只能因为这个句子没有被用来传达知识。于是维特根斯坦转变角度，把这句句子置于游戏之中，句子被用来说些什么而不是句子本身在说些什么（后者就受到语言游戏的限制，要放在周边环境下看）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是怀疑的基础不是任何一种可能性，而是使用句子的目的所涉及到的那些可能性，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与“我知道我有大脑”相冲突，即使我的头盖骨是空的。于是摩尔的证据术语游戏活动的关联域，确实的知道P，这一点是以相应的语言游戏为北京的，此时需要仅仅是摩尔意义上的证据。可见日志2.这就是维特跟斯坦的世界图画。 世界之外还有怀疑论，但这对人类实践没有任何影响，就由它去吧。语言给了为自由意志留下了逻辑余地（而我们持这种态度就是一个怀疑态度“我就是要怀疑”没有理由的怀疑） 对于维特根斯坦从理论转化为实践，不可能被说服也没有理论说服。就如同哈姆雷特的问题：我应当先去生活，还是应当先思考该如何生活，如果选择思考生活，那么这个问题就存在，而如果选择生活，就等于从来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选择发生过。两者都是决绝的， 而作者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是：他会说：既然没有理由来支持一种回答，这里就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那就是在生活，就等于根本没有选择过。 而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当我在思考如何生活时，仍然是在实践一种生活，既然如此，都是生活，那么从一开始就是伪问题，那就应当生活，也如同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存在过 《剑桥哲学指南系列》

可能世界的理论不说了，克里普克的要点就是严格指示词，以此来说明摹状词为什么并不能保真替换， 严格指示词要求了克里普克建立专名理论，先说专名理论的模态论证，要点就是专名的严格性的使用要求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克里普克用了p：对于任何x，x是D，iff“D”指称X这个原则来让从形而上学同一性等价于专名的严格性（从A不可能不是A到“A”不可能不指称A）从而当我们已经用A来指称A，并不代表A就是A，但是当我们用A来指称A时，对于使用者来说A就不能不是A，要点在于两个视角。并且还要注意事实严格性与法定严格性的区分。 于是克里普克决定建立语义外部论。知识论论证要解决的是专名即使存在语义内容，其语义内容也与指称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简单的就是说专名之所以不可能指称错误的对象，是因为这种指称没有认知内容，于是专名没有认知内容。 1那么专名以何种方式确定的哪？2那如何认为启明星=长庚星这样有认知意义的专名组成哪？ 对于1的回答，克里普克给出了因果链条模式（类似于一种命名仪式，成链条式传递）：对于说话者B来说，N指称O，仅当在事实上说话者A用N指称O。显然这就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语义外部论 而对于2，他的选择是认为这不是一个关于语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信念的问题（弗雷格可是把这个看做是间接意谓，而克里普克认为这是一个信念之谜，）（去引号原则，信念语境下保真替换？）（要点在于克里普克有两个难题，去引号原则表达的是从言信念，而例子是把两个东西看做是从物信念，这两个不等价那么如何过渡，过渡的依据，还有就是认知意义问题的解决不以设定专名具有语义为必要条件的论证缺乏）后面有点薄弱，不是很明白 模态本质主义 几乎没有看懂， 不过就是“”巴黎刻度尺在时刻T的长度是一米“，抓住两点，无论标准米多长，它就是一米长，第二则是标准米的长度本身可能变化，因此它在T时刻它可能不是一米长，从而把形而上学从知识论框架拉到经验实验中。其他的基本没有看懂。 阅读建议 《命名与必然性》

戴维森的方法论：如果语言不具有性质C，就不可能习得，现在语言是可以习得的，就必须具有性质C。 这就是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理论。既然要彻底解释，那么问题则是，在既不知道意义又不知道信念的情况下，如何知道这两者。 戴维森的思路是意义通过真值条件语义学得到（形式限制），信念则是通过经验限制得到。 真值条件语义学，前几章已经提到外延定义和内涵定义，前者可以避免循环。塔斯基的思路就是对“是真的”这一个谓词入手，为了避免循环，则“snow is white”is true,iff snow is white. 其实就是"f(x)"为真，当且仅当，f（x）。这就是约定T，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元语言的技巧。于是通过这种外延定义，我们可以刻画所有语义。注意，支配其的一个直觉就是，知道一个句子的意义也就相当于知道这个句子的真值条件。所以才叫真值条件语义学。其形式就是：S means that P，IFF，（S is true iff P）这里的P就是S的语义，而这里的MEAN也是内涵的表达式，因此才会有约定T，以此防止循环。因此对于意义的习得就是：1找到约定T形式的结论 2找到对应关系，从而确定关于真句子的公理（比如A在干B，B成长了这两句话都有B的贡献，然后开始一步步走）3试探性了摸索公理模式4习得。 信念解释学：为了解决A与B两个人各自不同的信念如何习得，戴维森选择了宽容原则+决策论技术。前者：融贯性原则+对应性原则。运用了这个就是采用回溯性推理（先验论证，就是必要条件，然后回头） 后者是一种实践的技术论。 但是很快就有一个问题，解释不可避免的是不确定的，由于信念和语义的双重约束，那么必然的就是一个两元一次方程，这样的话必然是不确定的，但戴维森认为已经知道两个变量的关系那么就已经足够，意义概念就确定了。 之后的语义外部论论证没有看懂。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结果让戴维森选择了一种三角测量法来揭示语言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ABO三点，AB很近相当于说话者和接受者，O是信念，然后近似认为OA=OB（这大家就懂了说明O非常的远）而目标就是解释者确定OA这个距离。 弹弓论证。 前提：A逻辑等价的单称词项具有相同指称 B如果用一个指称相同的单称词项来替换包含于另外一个单称词项中的相信部分，那么后面哪个单称此项的指称不变。如果句子指称事实，那么句子就被认为是单称词项。 R [X:X=X∧R]=[x:x=x] [X:X=X∧S]=[x:x=x] S由A可得 前两个指称同一个 后两个指称同一个 根据B 第二个和第三个指称相同。所以所有真句子都指称同一个事实。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针对A，要把逻辑等价扩展到单称词项肯定是包含一个预设的问题 另一个针对B 应当有个限制，被替换的部分应当是其指称作用的部分（主目词项） 心灵的无律则性：不存在涉及心理事件的严格定律：对于严格的要点就是1无例外性（不能证伪）2普适性（均可用定律所用术语表达） 论证没看懂，放弃。 物理主义一元论，乍看很奇怪，心灵无律则性不是告诉我们心灵不是物理事件吗？要点在于说心灵无律则是在概念的层次上说的，而心灵事件就是物理事件是在殊相的层次上说的。（就类似于康德的殊相是被给予的，然后要其成为知识，需要概念的先天联系，因此其关系就像在殊相的世界的关系诉诸于“概念”的世界，从而在殊相世界的投射？）（当然这是殊相被置于概念之下为前提条件的）但是这样始终会导致要么副现象论要么威胁物理主义一元论的情况发生。 《truth and meaning》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mental events》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knowledge》及其附《afterthoughts》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就不说了，也就那么回事。日常语言学派的要点在奥斯丁那里就在于断定式言说与述形式言说：我向你道歉，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后者就是断定式，而前者就是述形式，而奥斯丁认为真与假是不在于述形式式而只在于断定式。 别以为这样完了，接下来奥斯丁说述形式和断言式是不存在真正的界限，因为当我说：I AM SORRY，既可以表达心里状态，又可以是一个道歉行为。而断定式又可能会有恰不恰当之分，因为比如A的所有孩子都是秃顶，当A没有孩子时是不恰当的。于是告诉我们断定式是述形式中的一种。因为一个断定语式P可以等效于“我断定P”。 斯特劳森于是站出来反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我们知道当法国没有国王时，罗素认为法国国王是秃子就是假的。而斯特劳森紧随奥斯丁，认为仅当一个句子被用来做出一个陈述行为的时候才能说真与假。于是真值载体就从句子变成陈述行为了。很明显用斯特劳森来看那句句子，那么它就是不恰当的陈述，于是句子没有真也没有假。于是很明显斯特劳森的优势就在于，他更符合我们平时的语言，我们会说“你在说什么？法国根本就没国王”而不会说“当然不是秃子，因为法国没有国王”于是在斯特劳森看来并非那句话蕴含“存在唯一的X，X是当今法国国王”而是预设了这句话（预设不同于蕴含，因为A预设B，那么A蕴含B，并且非A同样蕴含B）。一旦如同斯特劳森一样将哲学分析内嵌于陈述行为中的分析后，指称就将变成一个相当宽松的东西，只需要识别而不必定义。 从此发展在语言哲学上：字面意义VS说话人意义。而在形而上学上就变成描述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显得十分的不严肃，而此也导致世界图景于我们的相互影响关系） 奥斯丁还区分了：言谈行为，言内行为，言效行为（警察来了，我警告警察来了，我说的目的是要小偷快跑），而塞尔1修正了言内行为，强调其可表达原则并且引入了表达行为。2从罗尔斯那里得到启发，区分了调节性行为和构成性行为（类似于管理性与效力性规范） 最后是塞尔论意向性，意向性因为平行与意识与语言，所以哪个依赖于哪个就是个论点，戴维森觉得意识的意向性依赖于语言的意向性。而塞尔则相反。这也是导致语言哲学往心智哲学转移。塞尔的基本假设是意向内容决定了意向对象，因为只有先有对于一个东西的意识才能说是这个意识是对于这个对象的。 于是就有他所要求的三个要件：1描述性内容2内容与对象有一种联系，使其是关于这个对象的识别性描述3这种联系依赖于意识内容。（塞尔认为，意向关系是内在的，不需要对象，所依赖的是意向对象是否通过意向关系被引入到意向内容中） 于是有VC（视知觉意向内容）=【（一个描述性内容）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并且上面。。，并且，这里有一只杯子这个事态引起了VC】 非常特别，这里竟然有自我指涉，因为意向内容通过与自身建立关系而与对象建立关系。然后又改造了休谟提出了心理样式的概念来建立意向内容与外部对象的联系。最后选择直接知觉理论来表达经验是意识到这是一个杯子本身，而不是被这个意识意识到的东西。以此意识的意向性是原初的，而语言的意向性则是派生的。 必读文章《完成行为式表述》《论指称》（斯特劳森） 《什么是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