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史（全二册）

在疏浚北方诸河道的同时，淤田随之发展起来。所谓淤田，就是利用决水的办法，把河水中挟带来的肥沃的淤泥，漫浸到田地里，使泻卤不毛之区成为沃壤。

王安石对淤田大为赞赏，在变法期间大力推行了淤田法。北方的稻田也因水利兴修而扩大了，稻田扩大集中在河北路。在河东、陕西诸路，水利条件许可的地方，也有的旱地变成了水田。

-----------------------------

P92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曾亲自乘小船考察了“上自池阳，下至当涂”的圩田，对圩田作了如下解释：

P99

木兰坡之类的工程，一面蓄水，一面防潮。对于两淮两浙滨海地区，有广泛意义和作用。

防海潮侵袭的办法是筑堤，或者筑塘。

沿海人民以陂塘灌注沿海的盐碱地，使之成为稻田。如福建“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街、大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盐地一千余倾为田，八千余家耕种为业”。

在福建路，这些修建湖陂的做法，使得福建沿海成为重要的粮产区：所谓“濒海之稻岁两获”，“名园荔枝尝三熟，负郭潮田插两收”。

这些堤塘等工程都是由当地居民首先是贫户承担的，以余姚为例，每年调民工6千，役20日，费15000缗，成为一项重负。自南宋以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元代，“田既籍之于官，而潮汐之侵齧日益为害。”

------------------------------------------

P103

宋仁宗时候编纂成功的《武经总要》已经记录了水平仪的形制，著名科学家沈括则在《梦溪笔谈》中提到用这种仪器测量地势。

-------------------------

王祯《农书》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 陈旉《农书》 司农寺《农桑辑要》

----------------------

P123

大体上，西方诸路采取原始经营和粗放经营，而东方地区则以精耕细作为主，但在程度上又有差别。

“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经营在以峡州为中轴的一线西侧还占优势。峡州山区即实行刀耕火种。

峡州以西诸路，也有不少的河谷、平原地区，也种植水稻。但从耕作方式看来，已然是落后的。广南西路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粗放经营方式。

静江府（广西桂林）是宋代广南西路生产较为先进的地区，可是这里的犁，直到宋孝宗年间，还极为“薄小”，“不足以尽地力”。

其次，包括静江府在内的广南西路地区还不懂得水利灌溉，“且无沟畎，何以行水”？不知道积粪沤肥，也不知道移植秧苗。而且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妇女。

与广南西路紧邻的广南东路，除广州、韶州等地区生产有相当的发展外，其余地区大都是落后的。南宋年间，此地人口并没增长，还不时有象群出没。

------------

P129

淮南路在北宋分为东西两路，是东南六路经济发达的地区，沿江一带的农业生产堪与两浙江东比美，特别是盐产量，居于全国首位，使这一地区占重要位置。然而经过北宋末年以来战乱，几度破坏，终南宋150年一直没有恢复旧观。因之，这个地区就从原来的精耕细作倒退到广种薄收，从集约经营倒退到粗放经营。

北方诸路以及江南西路、荆湖南路、江南东路、成都府路、福建路和两浙路，大都采用这种耕作方式。

-----------------------

P132

两浙路是两宋300年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是我国古代农业上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一个典型地区。首先，这里使用的犁、麗刀，是当时先进的工具，为垦辟低洼地和精耕细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P158

荔枝生长于“岭南及巴中，今泉、福、漳、嘉、蜀、渝、涪州、兴化军，及二广州军皆有之”。就其质量而言，“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章》）福建路四州军所产荔枝，则以“福州种植最多，延胣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兴化军“园池处唯种荔枝”，”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蔡襄，《荔枝谱》）许久以来，荔枝就是福建路著名的特产。

经过培植，荔枝的品种到北宋末年已有32种，仅在福州一地就有25种，而以江家绿为之首。北宋著名抗战派首领李纲在题为《画荔枝谱》一诗中，对许多优良的品种作了如下描述：‘’牛心最大蚶壳扁，虎皮斑驳龙牙长。火山最依炎气热，中元晚待秋风凉。色奇更爱江家绿，味旨尤称十八娘。葡萄结实极繁盛，硫黄著子何芬芳.....”（《梁溪全集》）

当中，陈紫一种远远超过了江家绿、十八娘，最受人们的青睐。蔡襄曾经指出：‘’富室大家，岁或不尝，虽别种千计，不为满意”。因此，当陈紫采摘之时，“必先闭户，隔墙入钱，度钱与之，不敢较其直多少也。”

荔枝不但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是驰名于海外诸国的产品。每年荔枝成熟之后，除“水浮陆转以入京师”之外，北则运至辽夏，“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荔枝谱》）

由于是远销国内外的名牌货，福建路所产荔枝，几乎全部都被商人包买：“初著花时，计林断之，立劵，若后丰盛，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民间用盐梅佛桑花成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干，色红而甘酸，不三四年不虫，称之红盐花）”这样，商人通果园主果农之间结合成为包买关系，而这种包买关系便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之上。由于商人的“断林”式的收购、包买，当地虽然尝不到荔枝，但它却极大地推动了荔枝生产的发展：‘’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商业资本在宋代福建路同荔枝生产结合起来，并对这项生产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宋代寺院是怎样占有大片土地的呢？

第一，皇室赏赐；

第二，私家布施；尤以官僚武将施舍为多；

第三，兼并土地。

P275

从全国范围看，寺院的分布、僧徒的多少，及其经济力量的大小，各地大小不相同。在宋人看来，“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许国公奏议》）以福建路的情况来看，单在福州，以庆历年间为最多，达1625所，至淳煕年间仍有1504所。由于寺院多，僧人也就多。谢泌《长乐集总序》有诗提及：“潮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千簇寺，夜间双塔万枝灯。”（《舆地纪胜》）

即使是无地少地的寺院，并不像客户和自耕农那样全靠自己的双手过活，而是通过化缘式的乞食、宗教迷信活动以取得衣食之资，从而表现了它所固有的不劳而食的寄生性。至于中上寺院的寄生性就毋庸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