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中叶到如今，文化史研究已经由附庸而蔚为大观，当今西方史学界，大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确实，自布克哈特以来，西方文化史研究就有许多经典的著作，多为我们耳熟能详，其中最重要的像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人的经典著作都已有中文本。至于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大量生产的新文化史研究作品，被译为中文的也颇不少见，流风所及，影响于中文历史学界甚大，目前在台湾新文化史已经是史学研究的主流。
受到台湾及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大陆史学界这几年也开始兴起新文化史研究热，这种热潮尤其反映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但是，由于这股新文化史研究热主要系一种对外来刺激的追随和模仿，并非为学术史内在理路的水到渠成，故此，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在对新文化史研究典范的接受和运用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存在不少的误解和不解，特别是不了解新文化史的研究系谱及发展方向。
幸运的是，眼下就有一部通俗易懂且短小精悍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系谱和发展方向，此书即是英国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什么是文化史》。
这本《什么是文化史》，伯克以一贯隽永、清新的风格和简练、通俗的文字书写技巧，将文化史的源起、传统、概况、多样性和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辅以“文化史论著选目”和“推荐阅读书目”，在不到两百页的篇幅中为我们一一展现。
伯克此书从十九世纪文化史的再发现开始讲起，梳理出文化史自身的学术史。伯克认为从1800至1950年这段时期，文化史研究主要在德语世界发展。有意思的是，文化史研究中的贡献卓著者如马克斯·韦伯、埃利亚斯、瓦尔堡等人，多是大学历史系之外的研究者，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兰克史学追随者的打压与贬斥，被认为是末流或业余爱好者。这些德语文化史学者一般都受到了布克哈特和瓦尔堡的影响，特别是以瓦尔堡为创建人的瓦尔堡研究所这个核心圈子，他们是艺术社会史的提倡者和布克哈特文化史遗产的继承人。后来，迫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压力，研究所迁往伦敦，包括与研究所有联系的许多学者则广泛流散到美国和英国。这样客观上却推动了文化史研究向英国、美国的扩展。
在英美此波大众文化史研究热潮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当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汤普森对年轻一代史学家的影响通过左派史学杂志《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可以表现出来。英雄所见略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史家和英国史学界之外的一些学院派文化研究者，大概都在这时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史，文化研究者还试图从更宽广的背景去考察。
大众文化史研究的热潮极大挑战了经典时代的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质疑了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的材料观、研究方法与理论预设。伯克在书中以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的著作为例，讨论了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的缺失，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这也正促成葛兰西、汤普森、雷蒙·威廉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反省经济和社会基础与文化的上层建筑等核心概念及其关系。此种反省又提醒我们重新注意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些见解——尤其是他们关注传统的创新以及传统在传递过程中的改变和被接受情况。不过，对于大众文化史的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大众”、“文化”两个词本身都是歧义迭出、纷繁复杂的。凭借外援——人类学上“文化”概念的介入，文化史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所谓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时代。这也是伯克本书第三章着力描绘的内容。
不止是人类学影响了这段时期的文化史研究，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也对文化史研究影响很大；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运动亦极大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并成为新文化史家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它们的贡献在于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揭露和祛魅，主张从女性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强调女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是没有得到体现的。
以上这些因素只是文化史向新文化史过渡的部分原因，事实上，伯克认为，“无论在整体还是在个别的层面上，‘新文化史’都是博采众长的结果。”（页57）
现在的文化史之所以被冠以“新”字，表明它遵从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以往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异，也与思想史、社会史研究有很大不同。新文化史实际上是对大众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后殖民主义与女权论述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是对“‘文化’领域的扩张做出的反应，也是对崭露头角的‘文化理论’的兴起做出的反应”（页58）。实际上，关注理论正是新文化史最明显的特征，文化史是历史学科各分支中最具理论化的一支，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日常生活论述等都是最先从文化史这里展示其影响，然后再扩张其军的。关注表象（Representations）和实践（Practices），这是新文化史研究最突出的两个特征。
实践史主要包括社会语言史、信仰文化史、旅游史、收藏史、科技文化史等，其中，目前最受欢迎的实践史是阅读史研究。表象史一直是新文化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它既注重文学或视觉中的形象，亦关注精神中的意象。在美国和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吸引了很多一流的史家。在各种表象史研究中，记忆史属于研究热点。
通常，文化史研究者比较重视思想，对物质文化注意不够，把该领域留给了经济史学家和艺术史家。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一些文化史家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将研究兴趣转向了物质文化的研究，关注物背后的文化意涵，尤其是人与物的互动、物品和认同的关系，且吸收了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果，强调研究传统的三大课题——食品、服饰、住宅，聚焦于消费史和想象层面——因广告的煽惑而对商品需求的刺激。
医学范围内的身体史研究古已有之，福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系列研究开辟了身体史研究的新典范，但在新文化史的脉络里，这种身体史研究才发扬光大，并与医疗、性别、心态、政治和文化联合起来讨论，关注点主要是作为经历和作为符号的身体，以及各种对身体的看法与使用，即所谓身体的文化建构。
在以上对新文化史及对新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表述中，伯克一直试图让读者意识到，“在新文化史这把大伞底下进行的实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页85）。他也很明白地提醒，很大程度上，新文化史是“通过借助一些新概念，让许多新的主题得到了发现和探索”（页85）。所以，新文化史不是一个完全的创新，它对过去的学术研究像历史人类学、经典时代的文化史研究、艺术社会史研究等，都有很大的继承和延续，正像伯克在之前的讨论中所揭示的。因之，新文化史只是标志史家研究重点的转移，“是对传统的改造而不是一场革命”（页86）。抑有进者，支撑新文化史的基础理论，经常遭受传统实证史家和像汤普森那样的创新型史家的批判与拒绝，而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也是富有争议的。接下来，伯克在第五章对文化建构的价值和局限进行了考察。
新文化史的实践者普遍将“表象”视为现实的“建构”或生产，这样建构主义的做法反对把文化或社会群体看作是同质的或本质主义的，且与外部世界截然分割的文化建构物。但学者们在多大程度上乃至用什么方式建构了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类问题本身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而1980年代以来一系列以“建构”、“发明”、“想象”等为标题的史学论著，都表明史家对文化建构重要性的认识。更有新文化史研究者认为，过去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如阶级、种族、民族、君主制、性别等皆是如此；个人身份的建构、认同和区隔的建构，同样是新文化史的重点关注对象。饶是如此，建构主义也有自己矫枉过正的局限，如文化建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人的不同作用，个人和集体建构的重要性问题，文化建构过程中政治、经济或文化传统的因素决定程度，文化建构过程中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取舍情况。这些问题既为新文化史招致了批评，亦为它向社会史的靠拢埋下了伏笔。
在第六章中，伯克主要论述新文化史产生的问题及自己提出的补救之道。这部分也是伯克此书的重点所在。新文化史在八十年代达到鼎盛，但旋即在九十年代后渐入颓势，圈子内外皆开始出现针对它的反思与批评。新文化史未来的发展该何去何从？伯克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可能是“布克哈特的回归”，即所谓传统文化史的复兴，重新重视高雅文化以及高雅文化被接受的历史；第二种可能是新文化史继续开疆拓土，开发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以前被忽视的领域：政治、暴力与情感、感觉的文化史研究；第三种可能是反对或取消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向社会史回归。这主要源自新文化史日益变得帝国主义，侵占了更多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地盘，在这个过程中自身却暴露了愈来愈多的文化建构论的局限，如将研究范畴等同于研究本身，以及文化定义的过度宽泛与研究中的泛文化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和具有争议，研究的碎化及附会过甚等问题。
对以上这些问题，伯克认为新文化史家都没有很好解决，他自己通过对欧美最近出版的一些有关文化边界、文化碰撞与文化史叙事著作的分析，试图提出一些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首先是重新思考和界定文化边界的作用与意义，文化边界不一定是壁垒，经常是文化混杂和文化交往的场所；其次，用文化碰撞取代“发现”这一带有种族中心论的词汇，重视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误解及其具体脉络，特别是参与者的能动作用；第三，考虑叙事在文化史中的位置，尽量融合多元的叙事方式而又充满批判性地书写文化史，这样或可以弥补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遗憾。
在接下来的结论部分，伯克对文化史研究的前景提出了一个审慎又具开放性的论断，文化史成为一种研究的时尚，“不仅让历史更接近于广大的公众，而且扩展了历史学家的领域”，（页148）丰富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证明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固有弱点，让历史学家重视历史书写的修辞、语言与形式，为我们理解过去的“整体史”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文化史并不一定是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最佳形式，它当前的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且新的问题依然在不断出现。然而，文化史研究不会就此止步不前，自然围绕它的争议也会如影随形，无论如何，我们至少都应该保留文化史研究带给我们的积极成果。
目前，布克哈特开创的精英式的文化史研究业已转到更为多元的新文化史研究，其研究典范、问题意识、处理领域、材料观等一直在因应形势，不停地吐故纳新。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文化史研究实践经验的杰出史家，作为今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重镇，伯克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有着特殊的兴趣与关注，这与通常的大多数实证主义的英国史家是非常不同的。如何看待文化史研究以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如何更好将理论和实践结合，推进新文化史研究，伯克以他自己过去的研究实践和历史书写为我们做出了完美的示范。透过伯克在书中的现身说法，我们在对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总体情况一目了然之余，也完全可以对伯克的研究情况及其文化史成就窥豹一斑。
一言以蔽之，《什么是文化史》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文化史的系谱，全面展现了伯克对文化史研究的定位和反思，尤其是该书中有关新文化史的讨论，对于当下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该有不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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