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谭徐锋工作室
副标题: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出版年: 2009-11
页数: 317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ISBN: 9787300113388
内容简介 · · · · · ·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 · · · · ·
河北肃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等。
目录 · · · · · ·
第一章 死与生
1.1 困惑
1.2 田野
1.3 文献
1.4 自杀理论
1.5 自杀状态
第二章 命与义
2.1 过日子
2.2 人格
2.3 委屈
2.4 做人
2.5 家国
第二部分 家之礼
第三章 人伦
3.1 爱
3.2 慈
3.3 孝
3.4 综论
第四章 礼义
4.1 “从良”
4.2 夫妇
4.3 齐家
4.4 综论
第五章 命运
5.1 寿夭
5.2 人鬼
5.3 祸福
5.4 综论
第三部分 人之宜
第六章 边缘人
6.1 疾病
6.2 魔怔
6.3 癫狂
6.4 综论
第七章 赌气
7.1 任性
7.2 压力
7.3 综论
第八章 脸面
8.1 烈性
8.2 丢人
8.3 综论
第九章 想不开
9.1 牛角尖
9.2 没心没肺
9.3 综论
第四部分 国之法
第十章 法义
10.1 纠纷
10.2 青天
10.3 冤枉
10.4 综论
第十一章 造福
11.1 治病
11.2 救人
11.3 革命
11.4 祝福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好日子的一种可能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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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涂尔干在此假定有一个最恰当的社会状态,自杀就是在偏离这种中庸状态时发生的。可以说,此后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遵循了这一基本思路。 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berow)共同指出,自杀者常常会犯一种逻辑错误。人们若是这么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的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加系统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禁止自杀的理由:由于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若被允许侵犯这一神圣物,那么别人和国家就也有可能侵犯它,那就违背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此,禁止人有自杀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至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侵犯 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对人的神圣性的保护不再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现,而是先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后又表现为心理健康的形式。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为身心健康的神圣不可侵犯。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精神医学家所说的心智不健全、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谬误、情痛。简言之,自杀,就是对神圣的求生法则的侵犯,因而是有罪的或病态的。 康德认为,虽然按照纯粹理性无法推出宗教的合理性,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指引。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 在他看来,人性不仅包括生物性的个体本能,而且,社会因素的内在化形成了第二重本能。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人性中神圣的部分。 于是,每个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人性中都既有一个神圣的社会性,也有一个世俗的个体性。而自杀就发生在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涂尔干在此所指的,当然首先是那些利他型自杀。这些倾向于利他型自杀的人情感丰富、生性忧郁,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他们把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这些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从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还要危险。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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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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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pea (且喝一壶诗降了侠气)
第一章 死与生 作者立足于这样的基本观念: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 对各种自杀理论进行了综述。 第二章 命与义 “过日子”。在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中国,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的意义,即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好日...2013-07-12 16:12:57 14人喜欢
第一章 死与生 作者立足于这样的基本观念: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 对各种自杀理论进行了综述。 第二章 命与义 “过日子”。在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中国,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的意义,即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好日子了。 而作者认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就是有资格、有能力过日子的人,而且也只有能过正常日子的人,才能成就人格。如果没有自己的家庭,就不能过正常的日子。是否得到别人的尊重,既不是年龄大小的问题,也不只是家庭是否健全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是否会“做人”或“为人”。 家庭中的政治斗争可以归于一系列的权力游戏,特点:1、围绕家庭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人们希望有更大发言权,至少得到更多尊重。2、权力游戏的目的是维护亲密关系,但权力关系同样会渗入到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之中。3、权力游戏并非玩过就完,而是会引起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后面的游戏。4、家庭政治中的形式正义理解为常态的权力平衡。5、由于全家的利益是公认的目的,在这样的权力游戏中,决定胜负的不仅是力量高低,而是“道德资本”。道德资本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会使人在权力游戏中取得上风,而一场权力游戏的结果又会为下一场权力游戏准备道德资本。 第三章 人伦 主要人伦:夫妇之爱,父母对子女的慈,子女对父母的孝。这三种亲密关系也是三种政治关系,会关系到正义问题。 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要过日子,必须通过明确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得到应有尊重并享受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需要用政治过程来维护,也就是微妙的权力游戏。亲密关系不仅是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成为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 第四章 礼义 家庭正义中的三个特点:1、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2、权力关系不能简化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一切的根本原则是过好日子。3、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靠法律,要靠礼。 人们有基本的道德感,即知道过日子中的基本是非,委屈来自于是非观遭受挫折。这种正衣冠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符合整个家庭的利益,是正义的,反之是不义的。 第五章 命运 从命运的角度理解自杀:1、将人造灾难当做神怪插手般人所不能控制;2、灾难并非不可更改的“命定”,二是人鬼间的权力游戏;3、将厄运理解为过日子的悖谬结果,明明想过有尊严的生活却陷入更糟糕的命运最终自杀。 自杀最集中反映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 年轻人的自杀这种夭丧显得如飞来横祸。 第六章边缘人 研究者支出,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是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而边缘人没有完整人格,所以人们不认为他们的自杀式因为勇敢和人格价值。所以自杀虽然是悲剧,但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去演,是只有过正常日子的人才配。在当地人的理解中,自杀式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旺旺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第七章 赌气 在家庭政治中,我们不能把赌气理解为委屈的一个结果,而要把它当做通过对委屈轻率但积极的反抗,是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的行为。赌气反映了对人格的重视和强调。生气是否定性地表达人格价值,即对委屈和羞辱的拒绝。以任性的方式表达这种人格价值,即一心只考虑当下的尊严得失,而忘记了更长远的利弊。赌气自杀的正面意义在于它肯定人格,负面在于以任性的方式非理性地表达人格价值。 吉登斯认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的,有负罪感的人希望以彻底的忏悔获得宽恕,自杀的姿态是忏悔的方式,倾向于把自杀场景戏剧化,希望别人的介入,给他们提供机会做出反应。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的,羞感有更多的自我否定,目的并非求得原谅,而是志在必死。 著名的对联:“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少完人;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寒门无孝子。” 通过赌气来实现人格价值,所强调的是权力游戏的胜负,认为只有赢得一系列权力游戏,充分获得尊重后才获得人格尊严,面对各种琐碎的冲突委屈,总难以释怀,于是以自杀方式反抗委屈,惩罚对方对自己的不尊重,成就人格价值。而实际上,赌气寻死者没有意识到,家庭生活毕竟是以更好的亲密关系为目的,而不是以挣得道德资本、使别人承认自己的价值为根本目的。如果人们在家也想在公共政治中通过杀身成仁来成就自己的气节就导致自杀悲剧,进一步破坏家庭中的亲密关系。实际上真正能够使自己的人格价值得以实现的,并不是权力游戏中的那口气,而是和乐的家庭生活。 第八章 脸面 胡先缙:“脸”是道德的认可,“面子”是社会中的威信和声望。 戈夫曼:面子是神圣自我的像。在人际交往中建构,重要性在于它是神圣自我的像,自我在任何文化中都是神圣的所以面子是普遍人性。 因丢人而自杀并非丢人导致的消极后果,而更是对人格的积极维护,所以丢面子是常有的,但自杀却不,只有一些特别看重自己人格价值的人才会做。 第九章 想不开 越容忍一次,就为自己积累的一次道德资本,而越积越多就越有理由与对方发生争执。如果矛盾的根源依然在,那么这种方法不过是延缓矛盾的爆发,而新的冲突可能更加激烈。 第十章 法义 冤枉和委屈一样,都表达了无辜受苦的不公状态。但人们认为在家庭政治中,委屈应该自杀,而冤枉的话,就不应该自杀。这是以为内家庭政治中的公正和公共政治中的正义是不同的。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满腹怨气的人会以死相拼,对方会悔恨或屈服,从而使自己的在权力游戏中取胜,但充满仇恨的人自杀,不会使对方悔恨,只能表明自己是弱者,没有胆量再对抗下去,在权力游戏中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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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1.4 自杀理论 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
2017-02-05 00:33:16 7人喜欢
章节:1.4 自杀理论
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涂尔干在此假定有一个最恰当的社会状态,自杀就是在偏离这种中庸状态时发生的。可以说,此后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遵循了这一基本思路。 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berow)共同指出,自杀者常常会犯一种逻辑错误。人们若是这么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的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5 自杀状态
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加系统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禁止自杀的理由:由于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若被允许侵犯这一神圣物,那么别人和国家就也有可能侵犯它,那就违背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此,禁止人有自杀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至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侵犯 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对人的神圣性的保护不再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现,而是先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后又表现为心理健康的形式。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为身心健康的神圣不可侵犯。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精神医学家所说的心智不健全、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谬误、情痛。简言之,自杀,就是对神圣的求生法则的侵犯,因而是有罪的或病态的。 康德认为,虽然按照纯粹理性无法推出宗教的合理性,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指引。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 在他看来,人性不仅包括生物性的个体本能,而且,社会因素的内在化形成了第二重本能。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人性中神圣的部分。 于是,每个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人性中都既有一个神圣的社会性,也有一个世俗的个体性。而自杀就发生在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涂尔干在此所指的,当然首先是那些利他型自杀。这些倾向于利他型自杀的人情感丰富、生性忧郁,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他们把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这些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从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还要危险。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2.1 过日子
滋贺秀三教授说,人、财产、祭祀是维持中国一个旧家族的三个因素。当代中国家庭虽然与此已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连续的。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3.4 综论
一个家庭要过日子,就必须通过明确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而家庭中的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关系的违背。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4.1 “从良”
我佩服第一流的混混。孟陬就有这样的人:他喝了酒,顺着大街走,见人打人,一路打过去,不管你是谁都不放过。他谁也不怕,对朋友两肋插刀。二流的混混光打跟他有仇的人,不怕当官的。三流的混混就是那种软的欺负硬的怕的了。石磊也许连第三流的混混都算不上。我和他不太熟,但我知道他窝窝囊囊的,没什么本事。” 葛曼这种毫无希望的地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平衡和道德资本都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人们把葛曼的自杀当成非典型的自杀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更典型的自杀者,往往像石磊的妻子那样,处在家庭政治当中,在遭受委屈的同时又享有明确的道德资本的人,也就是,在过日子的人。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4.2 夫妇
素荣之所以不愿意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是因为害怕老人家担心。虽然家中的种种不幸说起来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但她毕竟还是常常和村里人抱怨,也愿意向我倾诉,因为她自己没有理亏的地方,她的委屈都不能由她自己负责。她深知,我们都会比较同情她。在家里的那些斗争中,她随时可以反抗,从来都不仅仅是个被动的受害者。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4.4 综论
4.4 综论 通过以上三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正义中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家庭虽然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因此,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第二,这种权力关系不能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则是全家过日子;第三,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都与公共政治中的正义不同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第五章 命运
自杀是反抗委屈、求取更多正义和幸福的行为,但给人带来最大的不幸。自杀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对自杀者命运的解释,都是理解过日子中的这种悖谬的不同努力。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5.1 寿夭
人们之所以把这些矛盾说成小事,就在于,家庭本来是以亲密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即使旷日持久的冲突,也往往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诉求纠缠在一起。而自杀者往往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反而是更加看重自己的尊严的人。自杀,就是通过不恰当的暴力方式,寻求亲密关系和别人的尊重导致的。这种为了追求更大的福分导致的灾祸,是自杀反映的一对基本悖谬。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5.4 综论
一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权力游戏中把生活逐渐过好。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6.1 疾病
研究者们不断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疯子、傻子、“小姐”等边缘人没有完整的人格,所以,人们不认为他们的自杀是因为勇敢和人格价值。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6.2 魔怔
中医喜欢用生理概念来描述心理疾病。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7.1 任性
吉登斯早已意识到,自杀未遂并不仅仅是失败的自杀,而是与自杀成功非常不同的一种行为。不过,他并不认为自杀成功与自杀未遂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行为。吉登斯指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的,而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的。罪感之所以容易导致自杀未遂,是因为有负罪感的人希望通过彻底的忏悔来获得宽恕,因而其自杀姿态是忏悔的方式。于是,因罪感而自杀者往往倾向于把自杀场景戏剧化,希望别人的介入,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做出反应。而羞感则有更强的自我否定感,目的并不是求得别人的原谅,因此往往志在必死。维斯(James Weiss)把自杀未遂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失败了的自杀,即自杀者确实想死,但没有死成;第二种是最典型的,即自杀者知道他可能死,但并不确定是否一定要死;第三种是自杀姿态,即根本不想死,只是用自杀的姿态来吓唬人。其中第二种是最多的,是一种求助行为,如果求助成功,则会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求助不成,则干脆就死了。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第八章 脸面
说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而不是戈夫曼所谓的“神圣自我”的像,其区别很细微,但还是根本的。“神圣自我”把“自我”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神圣存在;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权力游戏中,通过“做人”或“为人”的过程形成和维持的。面子之为外在标志,并不是说,它是“人格”的摹本,与人格有一个对应关系,而是说,人们就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即“以面成人”。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8.1 烈性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周流对人格的理解和培养方式,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孟陬很多暴发户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头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致富。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江中、昌披、大招子、落蕊等人,就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的造反青年(参见4.2)。娘娘庙村另外一个40多岁的企业家跟我说:“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张铁生。我初中毕业后,他是我的偶像。我那时候在社会上闯,靠的就是白卷英雄那股劲。”在周流这些20世纪80年代暴发户的身上,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两个阶段虽然迥然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隐秘的连续性。这些人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面子。他们只不过试图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闯出一片天地来,使人们刮目相看。周流和 […]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8.3 综论
因丢人而自杀并不是丢人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而更是对人格的积极维护 最后的自杀和以前的开大额发票、修桥补路、资助小学等的意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成就他的人格价值,只是因为这时已经太丢人了,整个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程度,他已经不可能积极地成就人格,而只能消极地完善人格,即:消极地否定已经一塌糊涂的人格状况,使自己不至于过于丢人。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9.3 综论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各种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的人。评价命运的基本依据,也在于这一辈子是否能顺利过完。自杀者虽然追求了非常重要的气节和面子,却人为地打断了过日子的进程,使很多必须完成的责任无法完成,从而也使许多应该享受的快乐无法享受。因此,自杀者即使报复了一时的不义,维护了一时的尊严,也不能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呢?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抗权威”和“蔑视成规”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旋律。但对这种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人们要么以任性赌气的方式一味反抗,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看得比幸福家庭更重要;要么以并不道德的方式积累道德资本,把面子看得比伦理规范更重要;要么把蔑视家庭伦理当做自由,将不负责任当做洒脱,却很难认真地在普通的家庭伦理中成就有尊严的生活模式,更不会认真思考家庭生活背后仍然存在非常微妙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1 纠纷
法律并不负责家庭政治,只负责公共政治;如果坠露爷爷亲自带人教训了坠露的丈夫,公安机关倒有可能出面,但目的是调解,而不是帮他报复。作为维护正义的国家法律,其对正义的理解虽然奠基于家庭中的礼义,但又与它不同。 ,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果一定要惩罚乃至诛杀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因此,礼义与法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正义。法义只是礼义的一种。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礼义的关照,法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充分理解这层意思,我们就要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但这种 引自 1.4自杀理论 从农村家庭礼义推论出来的公共领域法义,能适用于现在的城市生活吗?比如医闹的处理,显然已经不合适了。
公共政治中的法义虽然与家庭政治中的礼义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果一定要惩罚乃至诛杀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因此,礼义与法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正义。法义只是礼义的一种。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礼义的关照,法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充分理解这层意思,我们就要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但这种伦理关系必须依靠法律来实现和维持。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2 青天
但吉登斯笔下出于耻感的自杀者是承认失败,出于罪感的自杀者是忏悔罪过,二者都有很强的示弱和自我否定的成分。但中国的自杀威胁不同,往往是为了告诉对方,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不是那么软弱,才要以死相拼。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3 冤枉
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 正是因为两种政治之间的逻辑不同,所以,家庭中的礼义与家庭之外的法义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在公共领域,惩罚与刑杀永远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使善良的人们共同过上好日子。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4 综论
礼义与法义相辅相成,是有尊严的生活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没有礼义,法义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失去意义;没有法义,礼义也会丧失屏障,最终不能实现。人生的幸福与尊严必须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而人类克服命运的最大创造就是建立国家,国家的基本架构又要靠法律来维护。以法义来调解和支撑礼义,最终成就的,乃是国之大礼大义。因此,要根本解决自杀问题,特别是自杀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问题,最终还要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 引自 1.4自杀理论 回应 2017-02-05 00:33:16 -
纪恩同学 (政治抑郁症患者)
作者认为农村自杀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本是公正问题。尊严和公正是日常生活随时会碰到的,对于多数人来说,社会公共领域的公正并不经常发生,而家庭场域里的生活秩序更为重要,作者认为应当把自杀问题放置在当代中国家庭秩序的委屈和公正的情景里来理解。 作者在华北某乡村做了18个月的调查,搜集了公安局和县医院的档案,和204个个案访谈。 在文献回顾部分,作者讨论了已有对中国自杀问题的学术研究。基于这些文献回顾和作者的田野... (2回应)2011-09-15 20:17:10 8人喜欢
作者认为农村自杀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本是公正问题。尊严和公正是日常生活随时会碰到的,对于多数人来说,社会公共领域的公正并不经常发生,而家庭场域里的生活秩序更为重要,作者认为应当把自杀问题放置在当代中国家庭秩序的委屈和公正的情景里来理解。 作者在华北某乡村做了18个月的调查,搜集了公安局和县医院的档案,和204个个案访谈。 在文献回顾部分,作者讨论了已有对中国自杀问题的学术研究。基于这些文献回顾和作者的田野材料,他认为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这两点是理解自杀问题的核心。精神疾病因素并非不重要,但必须和家庭政治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它的意义。作者也讨论了西方学界关于自杀的经典理论,分为两大研究传统,一个是以涂尔干为鼻祖的社会学研究传统,认为自杀是社会失序在个体身上的体现。一个是精神医学的研究传统,认为自杀是精神疾病导致的。这两大研究传统虽然看上去很不同,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是针对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而提出的,但两者却有着相同的文化假定,即认为自杀是某种紊乱导致的。社会学家认为自杀来自社会秩序的紊乱,而精神医学家认为它来自精神紊乱。所谓的紊乱,就是偏离了某种正常状 态。他们对自杀的态度,都基于对这种正常状态的看法--自杀要么是个体发生紊乱,要么是社会发生紊乱时出的事情。他们都将自杀当作一种非正常的状况,背后又隐藏着一个基本的假定:求生是人的本能,凡是主动求死的人,一定是陷入了混乱,要么是个人的混乱,要么是社会的混乱。所以在西方长久的历史进程里,自杀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的违背人性的行为。直到大约涂尔干的观点,虽然也持负面看法,但他并没有简单谴责和否定自杀行为,认为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自杀可以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阀,在不用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以最简单经济的办法摆脱一定数量无用和有害的人;2。自杀有时是高贵的,人类必要保持一种悲观的倾向,必须要有一批人代表这种集体情绪,他们将价值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如果哪个社会完全没有自杀,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这个社会比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还要危险。古希腊罗马时代,乃至基督教的思想也同样保留了对自杀的看法,它代表一个自我否定和忏悔的精神。在基督教视野里,它的问题在于彻底的自我否定和忏悔,但没有保留对救赎的希望。 在第二章中,作者把观察自杀的落脚点放在家庭单位上,来理解当地人关于生命和人格的观念以便知晓他们所理解的正义和不公的意涵。作者提出“过日子”是当地人对日常生活状态的一种普遍的描述,它不仅是一种生活存在的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状态。过日子的过程镶嵌在家庭关系里,在人与人的互动中。过日子是人的个体努力和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它的每一个环节的结果都是下一个环节的开始,其中可能存在家庭秩序的改变(把过日子的方式从一个模式转换到另一个模式,这其中权力格局和秩序的变化,可能带来家庭中个体感觉的变化,产生出“不公”,“受气”等感觉)。 接下来作者也讨论了对个体/家庭“人格”[或者“做人”]的关注是理解正义/不公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乡村社会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对完整意义上“人”的界定(即被接收和认可的社会人是怎么样的,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和条件),这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社区当中的人们,需要通过经营家庭生活,通过他人交往,来实现人的价值,具备人的人格和尊严。 对这两组词汇的梳理和理解,有利于审查导致自杀的“不公”因素的产生。在作者看来,每个家庭和其中的家庭成员,需要依赖一套规则来过日子和做人,这里面包括财产支配权和礼仪制度(道德支配权),来维护一定的权力平衡,是一个家庭内的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则必然会涉及公正与否的问题,不公与委屈就会存在了。 区别于公共领域的政治,家庭生活的政治是一个情感和政治的混合。作者将家庭中的正义氛围两个层面来理解:1。形式上的正义(过日子的制度框架,更具体在我看来是一套权力分配和礼仪规范),规定家庭当中各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有了制度却不落实,尤其得不到公平待遇,就会出现不公/委屈。2。形式正义基础上的公平交往,如果在落实时出现反常规的情况,也会产生不公/委屈。这点尤其体现在一些因为琐碎小事引起的自杀。于是,家庭政治里的委屈,常常并不在于一般的正义或公平原则受到了挑战,而是指所依赖和预期的某种相互关系没有达到。而自杀行为,是对这种造成委屈的权力的报复和矫正的手段。 再下来,作者谈到即使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自杀也是家庭政治委屈的结果。长期的委屈会使人陷入抑郁,也可能导致人自杀。抑郁和自杀是人受到委屈的两个结果,而不是抑郁症导致了自杀的出现。对于非精神问题自杀者,当地人认为导致他们的自杀的几个心理状态的关键词:赌气,丢人/面子,想不开。作者依次进行分析。譬如赌气被认为是一种任性轻率但同时也是勇敢有骨气的表现,这就回到作者关于人格概念的讨论。因为在自杀者和当地人理解自杀行为的视野中,赌气是在为自我或家庭的尊严抗争失败以后的选择,这种委屈感源自人格价值(或与个人尊严有关的家庭问题)受挫。由此作者认为,自杀所体现出的正义问题,根本上是个人格问题。人们孜孜不倦的“义”,是使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充分实现,有尊严乐趣有劲头地过日子(P 52-53)。而“丢人”和“丢面子”同样也涉及到人格价值。剩下的"想不开"则从反面评价了自杀行为不符合过日子和做人的智慧。在这章的末尾,作者把家庭政治的委屈放到社会层面来讨论,有很多当地人说近几年妇女自杀率增高是因为女权发展,女性地位提高的后果。作者指出,近代以来对父系家庭制度的革命使两性在人格价值上的觉醒,同时现在的家庭不再具有父系制度来维护先前的稳定结构,使家庭政治变得更微妙和复杂。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自我的人格价值更为看重,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进行反抗。
2回应 2011-09-15 20:17:10 -
好奇家 (豆瓣是精神自留地,熟人请回避)
浮生取义 论点梳理 【第一部分·导言】 第一章 死与生 1.我们将遭受的不公分为两种:委屈和冤枉。 2.将冤枉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将委屈界定为:遭到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 3.冤枉因为涉及到公共安全往往被给予更多的社会关注而委屈则不然。 4.自杀理论: ①涂尔干的《自杀论》提出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种。 ②涂尔干认为自杀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当中固有的个体...2017-05-06 14:00:03 4人喜欢
浮生取义 论点梳理
【第一部分·导言】
第一章 死与生
1.我们将遭受的不公分为两种:委屈和冤枉。
2.将冤枉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将委屈界定为:遭到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
3.冤枉因为涉及到公共安全往往被给予更多的社会关注而委屈则不然。
4.自杀理论:
①涂尔干的《自杀论》提出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种。
②涂尔干认为自杀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当中固有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只有在社会性与个体性保持平衡的时候,人才处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个体性,那么,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己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过于强调社会性,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他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整体上失去稳定,就会带来失范型自杀。
③施耐德曼认为,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这样一个逻辑推理:“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他们指出,这个逻辑推理中的错误在于,自杀者把自杀的“我”和获得重视的“我”混淆了。前者是主我,后者是客我。自杀者误以为,“我”在自杀之后还会获得重视。但已经死去的“我”不会作为主体享受别人给的重视。我们在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形时,经常无意中以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而让人真的想像一个自己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种死后仍然存在的“我”的假象,被施耐德曼称为“后我(post-ego)”。
④精神医学家认为自杀是由精神疾病导致的。这种观点已成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
⑤生物学家发现色洛托宁过少和自杀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⑥社会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都认为自杀是一种紊乱显现。(社会秩序或精神世界的紊乱)
5.在中国自杀问题往往涉及正义问题,而非精神疾病或社会紊乱
第二章 命与义
1.理解中国人的“正义观”就得先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处境。
2.只有同时具备人、财、礼三个基本特点才能构成一个家庭。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成年)、具备健全的家庭(非矜寡非单身有子女)和社会地位(不是黑五、上门女婿)才具备“人格”
3.人的生活(过日子)要在家庭生活中展开,人格要通过建立家庭来实现。在中国家庭对于一个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4.家庭生活是情感和政治的一种混合。因为有了情感和政治这对基本张力,使得家庭政治有别于公共政治。
5.我们可以把家庭政治理解为一系列权力游戏,它具备某些特征:
①围绕家庭事件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权力游戏的角逐由此展开。
②因为家庭利益是共同的。所以在权力争斗中决定胜负的是道德资本即家庭中公认的对家庭有益的言行。
③家庭政治常常是环环相扣的,每一场游戏的结果都可能带来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通过一场场游戏实现家庭正义和公平,从而达到权力的动态平衡。
④虽然权力游戏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亲密关系但权力关系也会渗透到亲密关系中。
6.和外国人不同,中国人认为精神失常的自杀不算自杀,自杀是正常人享有的一种“特权”。最常见的三个原因是:赌气、丢人、想不开
7.赌气、丢人、想不开都是觉得正义没得到伸张,自杀是对家庭委屈的反抗,是对人格价值的张扬,其核心在于“义”(点题)
8.高自杀率说明很多人觉得自己的人格价值(正义)没有得到保护,可能存在两种原因:①是公共政治没能有效维护或教会人们维护人格价值 ②是人们对人格价值变得敏感。(作者倾向后者)
9.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家庭中的权利结构和稳定机制。家庭关系的主轴从父子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夫妻的横向关系。伴随着解放运动人格的独立性被高度强化,使得许多原来不那么激烈的冲突变得非常敏感。
【第二部分·家之礼】
第三章 人伦
1.家庭中存在着三种基本亲密关系,夫妻之间的亲、父母对子女的慈和子女对父母的孝。作者列举了三个例子说明在这三种情景下权力失衡带来的自杀现象。(并简单的把自杀归因为爱、慈、孝的缺失,过于片面)
第四章 礼义
1.作者举了三个例子论述更负责的家庭情况下权力斗争是如何进行的。
2.通过案例分析归结出家庭正义的三个基本特征:
①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
②家庭政治不能简化成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亲密关系,如果不能促进关系的亲密发展,积累再多的道德资本,再每次权力斗争中都取胜也只是枉然
③处理家庭正义不能仅依靠冰冷的“法律”(权力斗争的胜者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为所欲为),必须通过礼,惩恶扬善、消灭对手并不是家庭政治的目的。而是要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3.针对上述特点作者提出“礼义”的概念即通过礼来实现正义。
第五章 命运
1.作者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当人们面对自杀时的态度。通过将其归结为鬼神插手或者人鬼之间的权力斗争,从而减轻活人的罪责,掩盖家庭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2.夫妻关系中自杀是想取得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还想要继续家庭政治,而离婚是彻底放弃这段关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自杀是此于离婚的一个选择。
【第三部分·人之宜】
第六章 边缘人
1.作者介绍了一些边缘人的案例。包括傻子、疯子、乞丐、小姐等。在当地人看来他们的自杀不是典型自杀,只有人格健全的人才有资格自杀。因为自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第七章 赌气
1.讨论了赌气自杀的现象。
2.赌气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格价值。在家庭政治中,在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道德资本并没有得到认可时就会感到委屈。希望通过自杀的方式改变委屈的处境。
3.但自杀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维护人格的方式,而是一种任性的举动。
4.吉登斯指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而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罪感自杀希望借此忏悔获得宽恕,而羞感自杀包含了更强烈的自我否定感,目的不是求得别人的原谅往往志在必死
5.维斯把自杀未遂分成三种:①自杀失败 ②自杀者知道他可能死但不确定一定会死 ③自杀姿态
6.赌气自杀和西方的自杀未遂有相似之处但大有不同。赌气自杀不一定带有罪感或羞感不需要获得他人的原谅或自我救赎。他们是希望通过自杀的方式赢得权力斗争
第八章 脸面
1.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又可以分为“社会面子”和“道德面子”一个人丢面子就是丢失了道德资本或使道德资本贬值。
2.通过周流自杀的案例分析因丢面子而自杀的现象。(在周流的故事里自杀的原因比较复杂,不仅仅是丢面子这么简单的事。作者把主要原因归结于丢面子有失公允的)
3.赌气涉及的更多的是内在的尊严,往往是针对某个人的反抗,赌气的人往往不过多考虑赌气的后果,采取任性行为。面子涉及的更多的是外在地位和道德资本,常常是对整体状况的不满甚至是后悔。所以因面子自杀往往经过更长时间的考虑态度更坚决,大多报了必死之心。(这样看来因丢面子的自杀有点类似于羞感自杀)
第九章 想不开
1.独立精神和人格与家庭和谐存在某种冲突。赌气和挣面子的自杀就是实现人格价值的两种努力,但并非人格的完美实现。
2.存在两种想开的方式。一种是假装冲突不存在,来维护家庭中的亲密关系,结果变得窝囊压力很大;另一种是彻底无视亲密关系,变得冷酷,以此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
【第四部分·国之法】
第十章 法义
1.公共政治中的法义虽然与家庭政治中的礼义大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并不是简单的依照是非原则,而是在团结安定的大目的下使每个人尽可能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
2.在中国,国和民存在着一层特殊的伦理关系使得国家本身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
3.法义和礼义相辅相成。
第十一章 造福
1.探讨回龙观和农家女两个NGO干预自杀的两条思路和得失。
2.分析毛泽东和鲁迅对自杀问题的探讨。
回应 2017-05-06 1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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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在家庭生活这种“私”的领域,实际上没有一个系统来维持它的正义公正,在家庭生活中,过日子才是人们生活的主题,而过日子是复杂的,感情因素又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纽带,因此,人与人的相处,便以积累“道德资本”的方式来维持,道德资本的积累,从某种方式上来讲,就是一种失衡的表现。怨气的积累,使得一些天性耿直,好面子的人最终选择了结束生命来维持自尊。在多年的实地调查后做出这样的研究,无疑是...
2013-12-14 08: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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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脑脑 (心存高远,脚踏实地)
记录下前两章印象深刻的点,概括、发散还是引述,已在我头脑中模糊。。。。 概括要点: 看完了浮生取义前两章,区分了“冤枉”和“委屈”两大类的自杀原因,前者指遇到外部不公对待,后者指家庭中的不公对待。实际上前者可以诉诸法律,医院,属于公共问题管辖,而且自杀率远低于后者。 在家庭内部受到不公对待的自杀干预极为困难。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17% ,对比西方的数据,男性是女性自杀率的3-4倍,我并不想强调中国女性...2014-01-06 10:15:23
记录下前两章印象深刻的点,概括、发散还是引述,已在我头脑中模糊。。。。 概括要点: 看完了浮生取义前两章,区分了“冤枉”和“委屈”两大类的自杀原因,前者指遇到外部不公对待,后者指家庭中的不公对待。实际上前者可以诉诸法律,医院,属于公共问题管辖,而且自杀率远低于后者。 在家庭内部受到不公对待的自杀干预极为困难。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17% ,对比西方的数据,男性是女性自杀率的3-4倍,我并不想强调中国女性的境遇悲惨,主要想说,女性自杀者集中于年轻村妇,男性集中于农村老年人,可以看到家庭权力斗争的结果,这是弱势群体和阶段的分布 另一点是自杀的哲学语言描述,从最初的“罪”,因违背了神赋予的神圣性而有罪,要执行法律上的处罚,到后来定义为“病”,因为违反了人的自然性(自我保存本性)而被视为不正常,精神病性的,之后则开始大量研究抑郁和自杀的关系,以及医学上的神经递质神马的。感觉开始走偏。 两段摘录: 1、私人琐碎的委屈似乎既不足以让公安人员插手,也不会大到让医生来诊断的程度,甚至自杀者的亲人也不愿意这些外人来管自己的家事,但这外人管不着的烦恼却在吞噬着很多人的性命。 2、利他型自杀的人情感丰富、生性忧郁,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他们把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这些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从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还要危险。
回应 2014-01-06 10:15:23 -
章节:1.4 自杀理论 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
2017-02-05 00:33:16 7人喜欢
章节:1.4 自杀理论
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涂尔干在此假定有一个最恰当的社会状态,自杀就是在偏离这种中庸状态时发生的。可以说,此后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遵循了这一基本思路。 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berow)共同指出,自杀者常常会犯一种逻辑错误。人们若是这么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的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5 自杀状态
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加系统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禁止自杀的理由:由于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若被允许侵犯这一神圣物,那么别人和国家就也有可能侵犯它,那就违背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此,禁止人有自杀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至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侵犯 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对人的神圣性的保护不再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现,而是先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后又表现为心理健康的形式。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为身心健康的神圣不可侵犯。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精神医学家所说的心智不健全、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谬误、情痛。简言之,自杀,就是对神圣的求生法则的侵犯,因而是有罪的或病态的。 康德认为,虽然按照纯粹理性无法推出宗教的合理性,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指引。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 在他看来,人性不仅包括生物性的个体本能,而且,社会因素的内在化形成了第二重本能。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人性中神圣的部分。 于是,每个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人性中都既有一个神圣的社会性,也有一个世俗的个体性。而自杀就发生在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涂尔干在此所指的,当然首先是那些利他型自杀。这些倾向于利他型自杀的人情感丰富、生性忧郁,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他们把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这些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从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还要危险。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2.1 过日子
滋贺秀三教授说,人、财产、祭祀是维持中国一个旧家族的三个因素。当代中国家庭虽然与此已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连续的。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3.4 综论
一个家庭要过日子,就必须通过明确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而家庭中的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关系的违背。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4.1 “从良”
我佩服第一流的混混。孟陬就有这样的人:他喝了酒,顺着大街走,见人打人,一路打过去,不管你是谁都不放过。他谁也不怕,对朋友两肋插刀。二流的混混光打跟他有仇的人,不怕当官的。三流的混混就是那种软的欺负硬的怕的了。石磊也许连第三流的混混都算不上。我和他不太熟,但我知道他窝窝囊囊的,没什么本事。” 葛曼这种毫无希望的地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平衡和道德资本都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人们把葛曼的自杀当成非典型的自杀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更典型的自杀者,往往像石磊的妻子那样,处在家庭政治当中,在遭受委屈的同时又享有明确的道德资本的人,也就是,在过日子的人。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4.2 夫妇
素荣之所以不愿意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是因为害怕老人家担心。虽然家中的种种不幸说起来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但她毕竟还是常常和村里人抱怨,也愿意向我倾诉,因为她自己没有理亏的地方,她的委屈都不能由她自己负责。她深知,我们都会比较同情她。在家里的那些斗争中,她随时可以反抗,从来都不仅仅是个被动的受害者。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4.4 综论
4.4 综论 通过以上三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正义中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家庭虽然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因此,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第二,这种权力关系不能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则是全家过日子;第三,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都与公共政治中的正义不同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第五章 命运
自杀是反抗委屈、求取更多正义和幸福的行为,但给人带来最大的不幸。自杀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对自杀者命运的解释,都是理解过日子中的这种悖谬的不同努力。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5.1 寿夭
人们之所以把这些矛盾说成小事,就在于,家庭本来是以亲密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即使旷日持久的冲突,也往往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诉求纠缠在一起。而自杀者往往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反而是更加看重自己的尊严的人。自杀,就是通过不恰当的暴力方式,寻求亲密关系和别人的尊重导致的。这种为了追求更大的福分导致的灾祸,是自杀反映的一对基本悖谬。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5.4 综论
一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权力游戏中把生活逐渐过好。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6.1 疾病
研究者们不断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疯子、傻子、“小姐”等边缘人没有完整的人格,所以,人们不认为他们的自杀是因为勇敢和人格价值。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6.2 魔怔
中医喜欢用生理概念来描述心理疾病。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7.1 任性
吉登斯早已意识到,自杀未遂并不仅仅是失败的自杀,而是与自杀成功非常不同的一种行为。不过,他并不认为自杀成功与自杀未遂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行为。吉登斯指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的,而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的。罪感之所以容易导致自杀未遂,是因为有负罪感的人希望通过彻底的忏悔来获得宽恕,因而其自杀姿态是忏悔的方式。于是,因罪感而自杀者往往倾向于把自杀场景戏剧化,希望别人的介入,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做出反应。而羞感则有更强的自我否定感,目的并不是求得别人的原谅,因此往往志在必死。维斯(James Weiss)把自杀未遂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失败了的自杀,即自杀者确实想死,但没有死成;第二种是最典型的,即自杀者知道他可能死,但并不确定是否一定要死;第三种是自杀姿态,即根本不想死,只是用自杀的姿态来吓唬人。其中第二种是最多的,是一种求助行为,如果求助成功,则会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求助不成,则干脆就死了。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第八章 脸面
说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而不是戈夫曼所谓的“神圣自我”的像,其区别很细微,但还是根本的。“神圣自我”把“自我”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神圣存在;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权力游戏中,通过“做人”或“为人”的过程形成和维持的。面子之为外在标志,并不是说,它是“人格”的摹本,与人格有一个对应关系,而是说,人们就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即“以面成人”。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8.1 烈性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周流对人格的理解和培养方式,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孟陬很多暴发户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头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致富。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江中、昌披、大招子、落蕊等人,就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的造反青年(参见4.2)。娘娘庙村另外一个40多岁的企业家跟我说:“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张铁生。我初中毕业后,他是我的偶像。我那时候在社会上闯,靠的就是白卷英雄那股劲。”在周流这些20世纪80年代暴发户的身上,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两个阶段虽然迥然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隐秘的连续性。这些人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面子。他们只不过试图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闯出一片天地来,使人们刮目相看。周流和 […]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8.3 综论
因丢人而自杀并不是丢人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而更是对人格的积极维护 最后的自杀和以前的开大额发票、修桥补路、资助小学等的意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成就他的人格价值,只是因为这时已经太丢人了,整个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程度,他已经不可能积极地成就人格,而只能消极地完善人格,即:消极地否定已经一塌糊涂的人格状况,使自己不至于过于丢人。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9.3 综论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各种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的人。评价命运的基本依据,也在于这一辈子是否能顺利过完。自杀者虽然追求了非常重要的气节和面子,却人为地打断了过日子的进程,使很多必须完成的责任无法完成,从而也使许多应该享受的快乐无法享受。因此,自杀者即使报复了一时的不义,维护了一时的尊严,也不能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呢?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抗权威”和“蔑视成规”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旋律。但对这种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人们要么以任性赌气的方式一味反抗,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看得比幸福家庭更重要;要么以并不道德的方式积累道德资本,把面子看得比伦理规范更重要;要么把蔑视家庭伦理当做自由,将不负责任当做洒脱,却很难认真地在普通的家庭伦理中成就有尊严的生活模式,更不会认真思考家庭生活背后仍然存在非常微妙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1 纠纷
法律并不负责家庭政治,只负责公共政治;如果坠露爷爷亲自带人教训了坠露的丈夫,公安机关倒有可能出面,但目的是调解,而不是帮他报复。作为维护正义的国家法律,其对正义的理解虽然奠基于家庭中的礼义,但又与它不同。 ,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果一定要惩罚乃至诛杀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因此,礼义与法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正义。法义只是礼义的一种。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礼义的关照,法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充分理解这层意思,我们就要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但这种 引自 1.4自杀理论 从农村家庭礼义推论出来的公共领域法义,能适用于现在的城市生活吗?比如医闹的处理,显然已经不合适了。
公共政治中的法义虽然与家庭政治中的礼义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果一定要惩罚乃至诛杀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因此,礼义与法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正义。法义只是礼义的一种。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礼义的关照,法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充分理解这层意思,我们就要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但这种伦理关系必须依靠法律来实现和维持。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2 青天
但吉登斯笔下出于耻感的自杀者是承认失败,出于罪感的自杀者是忏悔罪过,二者都有很强的示弱和自我否定的成分。但中国的自杀威胁不同,往往是为了告诉对方,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不是那么软弱,才要以死相拼。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3 冤枉
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 正是因为两种政治之间的逻辑不同,所以,家庭中的礼义与家庭之外的法义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在公共领域,惩罚与刑杀永远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使善良的人们共同过上好日子。 引自 1.4自杀理论 章节:10.4 综论
礼义与法义相辅相成,是有尊严的生活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没有礼义,法义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失去意义;没有法义,礼义也会丧失屏障,最终不能实现。人生的幸福与尊严必须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而人类克服命运的最大创造就是建立国家,国家的基本架构又要靠法律来维护。以法义来调解和支撑礼义,最终成就的,乃是国之大礼大义。因此,要根本解决自杀问题,特别是自杀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问题,最终还要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 引自 1.4自杀理论 回应 2017-02-05 00: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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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把日子过得很好,没有一点不顺心的家庭,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说所有人都是在混日子,并不仅仅因为过日子是艰难的,而且在于,过日子永远是一个“过”过程。 这就意味着,人们一般不会因为日子中有困难就不再过了;即使困难能够解决,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换来好日子。命运是在一天一天的转换中慢慢展开,生命的意义也在这逐渐地展开中渐渐显露出来。 (5回应)
2022-04-12 23:22:36 1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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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卜居和石兰婆婆两个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格的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它是需要聪明地处理人际关系来维护;另一方面,它也会受到变幻不定的命运的左右。像在卜居的事情中,他觉得自己丢了人,并不是因为他做人没有做好,而是莫须有的罪名和对手的有意迫害侮辱了他,让他觉得自己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此,和“过日子”一样,做人也是个人的努力与命运之间的博弈。而人的尊严和价值,往往取决于这场博弈的胜负。
2022-04-10 1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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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谁有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 一书的电子版?谢谢 | 来自yangchen | 1 回应 | 2022-04-27 19:42:29 |
附录和本书有什么关系? | 来自时光匆匆 | 3 回应 | 2019-08-06 15:3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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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有用 苏芒 2014-01-20 22:54:40
大而不当的章节标题,未经整理并且没有整体point的原始叙事,最要命的是没有洞见。不过,既然是领域开创性的,创造出来的几个词汇肯定会成为定式,以后被反复使用了,就像被用烂了的power-knowledge。只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取得了话语权罢了。洞见才是要紧的。看着吴飞老师一个大男人煞有介事地得出一条条女人凭直觉就能得出的“结论”,有点幽默。不过,作为一个男人,要是能把这点智慧用于实际家庭生活,... 大而不当的章节标题,未经整理并且没有整体point的原始叙事,最要命的是没有洞见。不过,既然是领域开创性的,创造出来的几个词汇肯定会成为定式,以后被反复使用了,就像被用烂了的power-knowledge。只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取得了话语权罢了。洞见才是要紧的。看着吴飞老师一个大男人煞有介事地得出一条条女人凭直觉就能得出的“结论”,有点幽默。不过,作为一个男人,要是能把这点智慧用于实际家庭生活,必定能和睦许多。我承认听起来很女权,不过是为了平衡一下书里有点令人不舒服的想当然的男权视角,好像他认同书里描述的那个男权社会的价值观,没有与自己的观点分开的意思。总之,对于期待已久的一本书,失望。 (展开)
210 有用 merleau 2013-06-09 15:02:47
看过一边倒的热门评论,打一星表明立场:故事讲得索然无味,不如村头唠嗑的老大爷;分析肤浅得离谱,权力游戏、道德资本两个词翻来覆去说;政治立场极端保守,死死抱住核心家庭伦理不放,除了过日子想不到别的活法。
60 有用 曼仔 2017-04-05 01:21:42
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什么是“高开低走”,越写到后来越气力不足,涉及到公共政策方面时,观点尤其显得陈腐。适合作为报告文学而非人类学/社会学作品看。书的前半部优于后半部,前半部思路清晰,“道德资本”、“家庭权力游戏”、“礼义”这些概念的解读、分析与应用都非常清楚。但是从“面子”开始就已经解释不清了,刚开始觉得奇怪,因为“面子”作为一个社科概念被广泛研究过,不应该如此,后来发现是作者的问题。作者在梳理解释一... 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什么是“高开低走”,越写到后来越气力不足,涉及到公共政策方面时,观点尤其显得陈腐。适合作为报告文学而非人类学/社会学作品看。书的前半部优于后半部,前半部思路清晰,“道德资本”、“家庭权力游戏”、“礼义”这些概念的解读、分析与应用都非常清楚。但是从“面子”开始就已经解释不清了,刚开始觉得奇怪,因为“面子”作为一个社科概念被广泛研究过,不应该如此,后来发现是作者的问题。作者在梳理解释一个具体情境的时候,思路很清明,各方立场都看得明白,但一旦想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气力不足。到后来分析鲁迅的《祝福》竟然归结为做人要想获得人格尊严不能太怨天尤人,这也是右的没谁了。作为社科学者,对于农村的家庭观,只有观察,没有批评,甚至还要拥抱一下这种粗糙的“礼”,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展开)
14 有用 大-燕-威-王 2014-01-09 18:44:49
作者算是中国研究自杀问题的大触之一了。他文笔相当不错,这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当中算是有优势的。该书主要讲的是自杀这一行为,在家庭和社会的政治博弈当中起到的作用,角度和解析方法十分独特。作者尤其强调,不能用西方分析自杀的理论框架作用于中国的文化环境。结尾处对鲁迅《祥林嫂》的再解析非常精彩。
27 有用 🍤 2016-02-01 21:23:28
这本书的内容写一篇paper就能说清楚,一本书的内容应该要多几个维度才对
0 有用 Eno 2022-07-03 17:12:37
讲了家庭政治,特别是中国的家庭政治。从自杀这一件事出发,取材于华北县、村。很有趣,材料很多。也因此无法避免在后面讨论人伦等议题的时候源叙述篇幅显得有些冗杂。
0 有用 Percival 2022-06-28 19:42:01
@2019-03-08 17:13:16
0 有用 豆瓣用户544 2022-06-28 18:10:04
对中国家庭的政治游戏、道德资本分析的非常细致!书末的附录文章很感人。
0 有用 匿名用户 2022-06-23 11:12:50
开篇真的很像故事会……不过也许正是这样我才读了下去。虽然距作者的调研已过去二十余年,但读来还是触目惊心。关于家庭政治和家庭内部的权力争夺,想到早些年和家里人提起不婚不育的事情,遭到极力反对,当时特别生气委屈,现在想来大概是当时毫无无经济能力的自己也没有让人信服的权力吧。
0 有用 嘤鸣 2022-06-17 06:13:56
我觉得好多outdated的地方诶 是我太敏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