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

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涂尔干在此假定有一个最恰当的社会状态，自杀就是在偏离这种中庸状态时发生的。可以说，此后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遵循了这一基本思路。

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berow）共同指出，自杀者常常会犯一种逻辑错误。人们若是这么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的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

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加系统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禁止自杀的理由：由于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若被允许侵犯这一神圣物，那么别人和国家就也有可能侵犯它，那就违背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此，禁止人有自杀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至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侵犯

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对人的神圣性的保护不再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现，而是先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后又表现为心理健康的形式。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为身心健康的神圣不可侵犯。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精神医学家所说的心智不健全、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谬误、情痛。简言之，自杀，就是对神圣的求生法则的侵犯，因而是有罪的或病态的。

康德认为，虽然按照纯粹理性无法推出宗教的合理性，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指引。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

在他看来，人性不仅包括生物性的个体本能，而且，社会因素的内在化形成了第二重本能。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人性中神圣的部分。

于是，每个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人性中都既有一个神圣的社会性，也有一个世俗的个体性。而自杀就发生在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涂尔干在此所指的，当然首先是那些利他型自杀。这些倾向于利他型自杀的人情感丰富、生性忧郁，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他们把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这些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从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还要危险。

滋贺秀三教授说，人、财产、祭祀是维持中国一个旧家族的三个因素。当代中国家庭虽然与此已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连续的。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

一个家庭要过日子，就必须通过明确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而家庭中的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关系的违背。

我佩服第一流的混混。孟陬就有这样的人：他喝了酒，顺着大街走，见人打人，一路打过去，不管你是谁都不放过。他谁也不怕，对朋友两肋插刀。二流的混混光打跟他有仇的人，不怕当官的。三流的混混就是那种软的欺负硬的怕的了。石磊也许连第三流的混混都算不上。我和他不太熟，但我知道他窝窝囊囊的，没什么本事。”

葛曼这种毫无希望的地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平衡和道德资本都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人们把葛曼的自杀当成非典型的自杀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更典型的自杀者，往往像石磊的妻子那样，处在家庭政治当中，在遭受委屈的同时又享有明确的道德资本的人，也就是，在过日子的人。

素荣之所以不愿意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是因为害怕老人家担心。虽然家中的种种不幸说起来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但她毕竟还是常常和村里人抱怨，也愿意向我倾诉，因为她自己没有理亏的地方，她的委屈都不能由她自己负责。她深知，我们都会比较同情她。在家里的那些斗争中，她随时可以反抗，从来都不仅仅是个被动的受害者。

4.4 综论

通过以上三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正义中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家庭虽然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因此，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第二，这种权力关系不能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则是全家过日子；第三，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家庭政治中的正义都与公共政治中的正义不同

自杀是反抗委屈、求取更多正义和幸福的行为，但给人带来最大的不幸。自杀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对自杀者命运的解释，都是理解过日子中的这种悖谬的不同努力。

人们之所以把这些矛盾说成小事，就在于，家庭本来是以亲密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即使旷日持久的冲突，也往往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诉求纠缠在一起。而自杀者往往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反而是更加看重自己的尊严的人。自杀，就是通过不恰当的暴力方式，寻求亲密关系和别人的尊重导致的。这种为了追求更大的福分导致的灾祸，是自杀反映的一对基本悖谬。

一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权力游戏中把生活逐渐过好。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

研究者们不断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疯子、傻子、“小姐”等边缘人没有完整的人格，所以，人们不认为他们的自杀是因为勇敢和人格价值。

中医喜欢用生理概念来描述心理疾病。

吉登斯早已意识到，自杀未遂并不仅仅是失败的自杀，而是与自杀成功非常不同的一种行为。不过，他并不认为自杀成功与自杀未遂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行为。吉登斯指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的，而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的。罪感之所以容易导致自杀未遂，是因为有负罪感的人希望通过彻底的忏悔来获得宽恕，因而其自杀姿态是忏悔的方式。于是，因罪感而自杀者往往倾向于把自杀场景戏剧化，希望别人的介入，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做出反应。而羞感则有更强的自我否定感，目的并不是求得别人的原谅，因此往往志在必死。维斯（James Weiss）把自杀未遂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失败了的自杀，即自杀者确实想死，但没有死成；第二种是最典型的，即自杀者知道他可能死，但并不确定是否一定要死；第三种是自杀姿态，即根本不想死，只是用自杀的姿态来吓唬人。其中第二种是最多的，是一种求助行为，如果求助成功，则会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求助不成，则干脆就死了。

说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而不是戈夫曼所谓的“神圣自我”的像，其区别很细微，但还是根本的。“神圣自我”把“自我”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神圣存在；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权力游戏中，通过“做人”或“为人”的过程形成和维持的。面子之为外在标志，并不是说，它是“人格”的摹本，与人格有一个对应关系，而是说，人们就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即“以面成人”。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周流对人格的理解和培养方式，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孟陬很多暴发户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头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致富。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江中、昌披、大招子、落蕊等人，就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的造反青年（参见4.2）。娘娘庙村另外一个40多岁的企业家跟我说：“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张铁生。我初中毕业后，他是我的偶像。我那时候在社会上闯，靠的就是白卷英雄那股劲。”在周流这些20世纪80年代暴发户的身上，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两个阶段虽然迥然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隐秘的连续性。这些人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面子。他们只不过试图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闯出一片天地来，使人们刮目相看。周流和 […]

因丢人而自杀并不是丢人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而更是对人格的积极维护

最后的自杀和以前的开大额发票、修桥补路、资助小学等的意义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成就他的人格价值，只是因为这时已经太丢人了，整个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程度，他已经不可能积极地成就人格，而只能消极地完善人格，即：消极地否定已经一塌糊涂的人格状况，使自己不至于过于丢人。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各种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的人。评价命运的基本依据，也在于这一辈子是否能顺利过完。自杀者虽然追求了非常重要的气节和面子，却人为地打断了过日子的进程，使很多必须完成的责任无法完成，从而也使许多应该享受的快乐无法享受。因此，自杀者即使报复了一时的不义，维护了一时的尊严，也不能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呢？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抗权威”和“蔑视成规”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旋律。但对这种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人们要么以任性赌气的方式一味反抗，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看得比幸福家庭更重要；要么以并不道德的方式积累道德资本，把面子看得比伦理规范更重要；要么把蔑视家庭伦理当做自由，将不负责任当做洒脱，却很难认真地在普通的家庭伦理中成就有尊严的生活模式，更不会认真思考家庭生活背后仍然存在非常微妙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法律并不负责家庭政治，只负责公共政治；如果坠露爷爷亲自带人教训了坠露的丈夫，公安机关倒有可能出面，但目的是调解，而不是帮他报复。作为维护正义的国家法律，其对正义的理解虽然奠基于家庭中的礼义，但又与它不同。

，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果一定要惩罚乃至诛杀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因此，礼义与法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正义。法义只是礼义的一种。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礼义的关照，法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充分理解这层意思，我们就要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但这种

公共政治中的法义虽然与家庭政治中的礼义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果一定要惩罚乃至诛杀一些人，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因此，礼义与法义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正义。法义只是礼义的一种。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礼义的关照，法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充分理解这层意思，我们就要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同样有一种伦理关系，但这种伦理关系必须依靠法律来实现和维持。

但吉登斯笔下出于耻感的自杀者是承认失败，出于罪感的自杀者是忏悔罪过，二者都有很强的示弱和自我否定的成分。但中国的自杀威胁不同，往往是为了告诉对方，自己不是那么没理，不是那么软弱，才要以死相拼。

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

正是因为两种政治之间的逻辑不同，所以，家庭中的礼义与家庭之外的法义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在公共领域，惩罚与刑杀永远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使善良的人们共同过上好日子。

礼义与法义相辅相成，是有尊严的生活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没有礼义，法义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失去意义；没有法义，礼义也会丧失屏障，最终不能实现。人生的幸福与尊严必须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而人类克服命运的最大创造就是建立国家，国家的基本架构又要靠法律来维护。以法义来调解和支撑礼义，最终成就的，乃是国之大礼大义。因此，要根本解决自杀问题，特别是自杀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问题，最终还要依靠国家和法律的力量。

浮生取义 论点梳理

【第一部分·导言】

第一章 死与生

1.我们将遭受的不公分为两种：委屈和冤枉。

2.将冤枉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将委屈界定为：遭到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

3.冤枉因为涉及到公共安全往往被给予更多的社会关注而委屈则不然。

4.自杀理论：

①涂尔干的《自杀论》提出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种。

②涂尔干认为自杀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当中固有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只有在社会性与个体性保持平衡的时候，人才处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个体性，那么，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己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过于强调社会性，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他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整体上失去稳定，就会带来失范型自杀。

③施耐德曼认为，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这样一个逻辑推理：“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他们指出，这个逻辑推理中的错误在于，自杀者把自杀的“我”和获得重视的“我”混淆了。前者是主我，后者是客我。自杀者误以为，“我”在自杀之后还会获得重视。但已经死去的“我”不会作为主体享受别人给的重视。我们在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形时，经常无意中以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而让人真的想像一个自己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种死后仍然存在的“我”的假象，被施耐德曼称为“后我（post-ego）”。

④精神医学家认为自杀是由精神疾病导致的。这种观点已成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

⑤生物学家发现色洛托宁过少和自杀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⑥社会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都认为自杀是一种紊乱显现。(社会秩序或精神世界的紊乱)

5.在中国自杀问题往往涉及正义问题，而非精神疾病或社会紊乱

第二章 命与义

1.理解中国人的“正义观”就得先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处境。

2.只有同时具备人、财、礼三个基本特点才能构成一个家庭。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成年）、具备健全的家庭（非矜寡非单身有子女）和社会地位（不是黑五、上门女婿）才具备“人格”

3.人的生活(过日子)要在家庭生活中展开，人格要通过建立家庭来实现。在中国家庭对于一个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4.家庭生活是情感和政治的一种混合。因为有了情感和政治这对基本张力，使得家庭政治有别于公共政治。

5.我们可以把家庭政治理解为一系列权力游戏，它具备某些特征：

①围绕家庭事件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权力游戏的角逐由此展开。

②因为家庭利益是共同的。所以在权力争斗中决定胜负的是道德资本即家庭中公认的对家庭有益的言行。

③家庭政治常常是环环相扣的，每一场游戏的结果都可能带来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通过一场场游戏实现家庭正义和公平，从而达到权力的动态平衡。

④虽然权力游戏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亲密关系但权力关系也会渗透到亲密关系中。

6.和外国人不同，中国人认为精神失常的自杀不算自杀，自杀是正常人享有的一种“特权”。最常见的三个原因是：赌气、丢人、想不开

7.赌气、丢人、想不开都是觉得正义没得到伸张，自杀是对家庭委屈的反抗，是对人格价值的张扬，其核心在于“义”(点题)

8.高自杀率说明很多人觉得自己的人格价值(正义)没有得到保护，可能存在两种原因：①是公共政治没能有效维护或教会人们维护人格价值 ②是人们对人格价值变得敏感。(作者倾向后者)

9.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家庭中的权利结构和稳定机制。家庭关系的主轴从父子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夫妻的横向关系。伴随着解放运动人格的独立性被高度强化，使得许多原来不那么激烈的冲突变得非常敏感。

【第二部分·家之礼】

第三章 人伦

1.家庭中存在着三种基本亲密关系，夫妻之间的亲、父母对子女的慈和子女对父母的孝。作者列举了三个例子说明在这三种情景下权力失衡带来的自杀现象。(并简单的把自杀归因为爱、慈、孝的缺失，过于片面)

第四章 礼义

1.作者举了三个例子论述更负责的家庭情况下权力斗争是如何进行的。

2.通过案例分析归结出家庭正义的三个基本特征：

①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

②家庭政治不能简化成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亲密关系，如果不能促进关系的亲密发展，积累再多的道德资本，再每次权力斗争中都取胜也只是枉然

③处理家庭正义不能仅依靠冰冷的“法律”(权力斗争的胜者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为所欲为)，必须通过礼，惩恶扬善、消灭对手并不是家庭政治的目的。而是要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3.针对上述特点作者提出“礼义”的概念即通过礼来实现正义。

第五章 命运

1.作者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当人们面对自杀时的态度。通过将其归结为鬼神插手或者人鬼之间的权力斗争，从而减轻活人的罪责，掩盖家庭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2.夫妻关系中自杀是想取得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还想要继续家庭政治，而离婚是彻底放弃这段关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自杀是此于离婚的一个选择。

【第三部分·人之宜】

第六章 边缘人

1.作者介绍了一些边缘人的案例。包括傻子、疯子、乞丐、小姐等。在当地人看来他们的自杀不是典型自杀，只有人格健全的人才有资格自杀。因为自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第七章 赌气

1.讨论了赌气自杀的现象。

2.赌气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格价值。在家庭政治中，在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道德资本并没有得到认可时就会感到委屈。希望通过自杀的方式改变委屈的处境。

3.但自杀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维护人格的方式，而是一种任性的举动。

4.吉登斯指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而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罪感自杀希望借此忏悔获得宽恕，而羞感自杀包含了更强烈的自我否定感，目的不是求得别人的原谅往往志在必死

5.维斯把自杀未遂分成三种：①自杀失败 ②自杀者知道他可能死但不确定一定会死 ③自杀姿态

6.赌气自杀和西方的自杀未遂有相似之处但大有不同。赌气自杀不一定带有罪感或羞感不需要获得他人的原谅或自我救赎。他们是希望通过自杀的方式赢得权力斗争

第八章 脸面

1.面子是人格的外在标志，又可以分为“社会面子”和“道德面子”一个人丢面子就是丢失了道德资本或使道德资本贬值。

2.通过周流自杀的案例分析因丢面子而自杀的现象。（在周流的故事里自杀的原因比较复杂，不仅仅是丢面子这么简单的事。作者把主要原因归结于丢面子有失公允的）

3.赌气涉及的更多的是内在的尊严，往往是针对某个人的反抗，赌气的人往往不过多考虑赌气的后果，采取任性行为。面子涉及的更多的是外在地位和道德资本，常常是对整体状况的不满甚至是后悔。所以因面子自杀往往经过更长时间的考虑态度更坚决，大多报了必死之心。（这样看来因丢面子的自杀有点类似于羞感自杀）

第九章 想不开

1.独立精神和人格与家庭和谐存在某种冲突。赌气和挣面子的自杀就是实现人格价值的两种努力，但并非人格的完美实现。

2.存在两种想开的方式。一种是假装冲突不存在，来维护家庭中的亲密关系，结果变得窝囊压力很大；另一种是彻底无视亲密关系，变得冷酷，以此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

【第四部分·国之法】

第十章 法义

1.公共政治中的法义虽然与家庭政治中的礼义大有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并不是简单的依照是非原则，而是在团结安定的大目的下使每个人尽可能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

2.在中国，国和民存在着一层特殊的伦理关系使得国家本身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

3.法义和礼义相辅相成。

第十一章 造福

1.探讨回龙观和农家女两个NGO干预自杀的两条思路和得失。

2.分析毛泽东和鲁迅对自杀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