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史学研究述评》评析

《浙东史学研究述评》评析

李玉莲

钱茂伟教授所著的《浙江史学研究述评》已于2009年9月出版。作者在其长期而卓越的学术生涯中，业已取得累累硕果，在《文献》、《学术月刊》、《复旦学报》、《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140多篇，仅近十年中就有著作八部，发表论文近六十篇，重要课题15项。其研究多面而出彩，光辉充实兼而有之。《浙东史学研究述评》作为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有待读者细品。以下就拜读《浙东史学研究述评》的几点体会，述于纸上。

对于“浙东”，学者们较认可的为清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的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1]（大江，指钱塘江）

时至今日，大陆及港台地区学者已经对浙东史学做过了很多研究。下面大致描述一下浙东史学发展梗概。“浙学”曾是清初以前使用最为频繁的、用以概括浙江学术的专门术语。在宋、元、明、清的古代中国，浙江学术的重心在浙东，著名学人皆产于浙东，这是后人将“浙学”等同于“浙东学术”的内在因素。不过，从“浙学”本身来说，它的空间是包括浙东、浙西的，并不限浙东。清以后，才开始出现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学术术语。最早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术语是“浙东学派”。接着是“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术”，均是18世纪的章学诚（1738－1801）首先使用的。他写了《浙东学术》专篇，与浙西学术相对应，建构起一个浙东学术传统，且强调浙东学术的精华在史学。由于强调浙东学术重在史学的缘故，“浙东学术”术语逐步向“浙东史学”转型。（本书第19-20页）周予同最早使用了“浙东史学派”，他是在论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学术渊源时，分别提到将常州经今文学与浙东史学派的。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渊源》一书中，主张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确定“一定的地点和名称”，并认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所定的“浙东学术”四个字比较适当。并认为南宋以来的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所以不妨称为“浙东的史学”。杨太辛在《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一文指出：“现代学术界所谓的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南宋的浙学，其中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献之学，以陈亮为代表的崇尚事功的皇帝王霸之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考订千载的经制治法之学，简称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统称为南宋事功学派。二是指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术，以黄宗羲为宗师，中经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念鲁，以章学诚为殿军，通称为浙东史学。”[2]在时代上，清代浙东史学流派的存在，已基本形成共识，而学者论及南宋“浙学”时，尚多用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蔡克骄认为：“南宋浙东的学者既是理学家，又是史学家。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章学诚也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因此，将其纳入浙东史学范畴研究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各家在研究浙东史学精神时，其外延都已扩大到浙东学术精神。”[3]作者指出，浙东史学应是指在浙东域范围内，先后传承，有着相近的治史宗旨或方法的史学流派。（本书第25页）

事实上，有了学术研究，就一定会有学术史的研究，关于“学术史”，陈平原在“学术史丛书”的“总序”中写道：“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4]本书作为一部学术史专著，无疑省却了读者许多翻阅之劳。

《浙东史学研究述评》约40.5万字，393页，共分6章。对上起汉朝，下迄清前期的大浙东（即钱塘江以东八府）范围内的史学发展脉络作了专门研究（本书第1页），对从《越绝书》到清章学诚等各个有关浙东史学的研究成果，一一作了述评，时间、篇幅所限，没有涉及晚清与20世纪近现代浙东史家。清晰利落的述与评相结合，读者读来如信手拈花，脑中迅速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框架；“深入浅出”的写作笔法，学术与通俗相结合，读来毫不费力，而这正是作者所极力促成、所欣然乐见的，正与本书立足于弘扬地方文化、面向社会、服务大众的宗旨相契合。

第一章，浙东史学鸟瞰。在已有积累的基础上，作者结合自己获取的一些新材料、新认知对浙东史学做了进一步的梳理与讨论。在讨论是否有浙东史学问题时着重从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二分角度讨论了浙东学术、浙东学派问题。“从本体论角度讨论是否有什么浙东学派，是一个永远解释不清的问题。其实，浙东学术与浙东学派问题应是一个认知意义上的谱系建构问题，这既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本书第27页）接下来作者就谱系建构阐述了一些见解，并表示：“后人当然可以批评前人的学脉建构有不尽合历史事实之嫌，但大家必须知道，学脉的建构过程本身也是一部历史。”（本书第31页）在第34页，作者称“本书之确定为‘浙东史学’，乃据现代史学来圈定，是在‘学脉建构’意义下使用的。”本章这个总论体现了结构上的成功之处，应该会带不少读者“入门”。

第二章，汉唐时期的浙东史学。“汉唐时期尚未成派的浙东史学，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被纳入浙东学术系谱内加以建构。仅在1993年底《浙东学术史》出版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改变。当然，没有系谱，并不表示没有个案研究。汉唐时期浙东学术各个专题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只是没有被整合进系谱而已。”（本书第38页）作者在本章做了一些尝试，把这些研究成果做了梳理，整合进了系谱，共列了五个专题，有首次之功。

第三章，两宋时期的浙东史学。“这一时期，形成了著名的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本书第88页）因此，六个专题都是有关南宋浙东学术代表人物史学研究述评。

第四章，元代的浙东史学。本章共有四个专题，王应麟史学研究述评 ，胡三省史学研究述评，陈桱《通鉴续编》研究述评，金履祥、袁桷、廼贤的史学述评。

第五章，明代的浙东史学。浙东地区自南宋以来就一直是儒学传承的重要区域，是朱学嫡脉所在。元末明初之际浙东人文鼎盛、英才辈出，然而“靖难一役”后，忠于建文政权的浙东杰出人物在壬午之难中几乎尽数罹难，该地区绵延上百年的儒学传承体系遭到毁灭性破坏，人才凋零，文脉中断。而终明一代，各个史家们都少有贵专一之学的，影响突出的史著终是未现。近年来，有关元末明初浙东学人个案研究逐渐增多。本章六个专题皆为人物史学研究述评。

第六章，清代的浙东史学。这是浙东学术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本章内容也最为丰厚。列六个专题，这里不作详述。

作者近7年来一直致力于20世纪浙东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所述评的研究成果起自20世纪初，终至2008年底，并且真正做到了“涸泽而渔”。

通读全书，有以下特色：

㈠本书在学术编纂模式上很有创新，借鉴了新闻宣传要素，有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推广。

本书写作模式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1、小传链接——人物生平及成果的介绍，皆为常识性知识，语言较为精炼。

2、研究回顾——研究某人或某书的重要性以及本专题研究的起点、过程和现状。重点梳理清楚了不同时期的不同论文分别讨论了什么问题，这部分内容占了大部分，贡献就在于信息搜集，学术编年，学脉梳理，学术史建构。

3、知识聚焦——成果的精炼与归纳。将前人的全部研究成果，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方面，归纳出若干个主题，即对某位史家研究现状的主题提炼，有助于读者理解相关研究在哪些方面有所进步，同时作者把主题细分为几个方面，体现了较强的问题意识。

4、延伸思考——通过专题学术史的回顾，归纳研究特点，分析研究不足，提出努力的方向，属作者的判断与设想，有一定的新意。

㈡在资料收集上下了很深的功夫，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完成了学术史的写作。

关于“同行”的研究成果巨细毕陈，舍弃了多数人所强调的选择性评述原则，上下追踪，左右逢源，应实耗费了许过精力。作者尊重前人业已取得的成果，让读者全面了解来龙去脉，得以认识某一著述、某一学人所取得的创新之处，并给予了适当的评价。特别是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了港台学者不可忽视的影响，学术无界限，这部分成绩总能在书中得以合乎事实的体现，可深切体会到作者强烈的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这样全面研究问题，视野阔，起点高，易有所贡献。作者的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不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不“扬长避短”，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从而能更本质、更透彻地认识和把握历史，从而使本书更加丰满，成一部所谓“信史”。

㈢延伸思考潜在的无上价值。

作者不仅指出了学术研究上的薄弱区、学术规范上的弊病，而且对后来者多多提点，这些铸就了本书无形的价值高塔。万斯同史学研究述评中的延伸思考（本书第309-310页），无疑对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又如邵廷采史学研究述评中的延伸思考（本书第325-326页），其中对研究生研究现状弊病的痛陈与对研究生们的衷心引导，想来不止对研究生们来说是可贵的吧。确实，作者不是传给读者什么治学的妙法，也不是要速成什么学问，而是要大家观剑识器，踏实为学，获得在史学领域的方位感，学术史最重要的“研究之研究”的特点，需我们慢慢领悟它的精髓。作者从主客观上陈述了本书研究不足之处（本书第393页），自我反思，显然是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

㈣《浙东史学研究述评》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作者深厚的史学理论功底是分不开的。

关于学术史的研究方法，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后记”中写道：“有人问我是否有过方法论上的考虑，其实我只是在阅读思考中‘不期而遇’地形成了这个东西，而没有刻意去寻求什么。有时我觉得，人们需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不同叙述方法好比是从不同角度投射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许多光束，它们必然各有其所见不及之处，但也毕竟都各自照亮了不同的景象。不错，就某个人的具体方法或模式而言，它们在解释力、涵盖度和精致性上确实有高下之别，但我仍不愿将之看做是非之分。”[5]这里强调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要有“不同叙述方法”，也就是强调方法的多样性，而《浙东史学研究述评》中有一个研究方法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和学习，那就是作者所注重的“问题意识”。书中每一个专题都是一个问题，而每个专题中的知识聚焦所列的分方面都是问题意识的展现。如章学诚史学研究述评知识聚焦就有10个问题分类（本书第377-385页）；《越绝书》研究述评知识聚焦也有9个问题分类（本书第44-47页）。而延伸思考中高屋建瓴似的问题分析，理论上的预见性、超前性，保证了本课题的时代性。我们知道，从事任何研究，都需要理论眼光和问题意识，需要明确史学工作者、研究者的立场，面对业已形成的格局，我们必须先自然的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问题的探寻是有意义的，也才能感受自己工作的价值。

欧阳志远《文科论著的量与质》中，所谓质，应当理解为信息量，而学术论著所含的信息量只能从其所发挥的解释功能和意见功能来评价。若说本书的信息量巨大，无可指摘，这是本书编撰模式可容纳性上的优势，更是作者的努力。[6]

总之，《浙东史学研究述评》是一部精心结构的上乘之作。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应指出它的一些不足之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由于时间关系和本课题体例的特殊困难性，目前的研究仍是十分粗浅的。”（本书第392页）事实上，如陆游史学研究述评，就没有延伸思考这一模块，稍显粗糙（本书第90-97页）；王充史学研究述评的知识聚焦并到了研究回顾中，或许是作者没有时间认真剖析之故吧。（本书第61-68页）

注释：

[1] 清乾隆《浙江通志》卷一.

[2] 杨可欣.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J].浙江社会科学,1996(1).

[3] 蔡克骄.20世纪关于“浙东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浙江社会科学,2003(1).

[4]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 欧阳志远.文科论著的量与质[N].光明日报,2002-4-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