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概论》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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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缺乏翻译禀赋的人而言,具体的翻译规则“只能使他越发成为一个小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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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可译产生的原因是“与源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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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具有语际性、单向性和不可逆性的特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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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是语内还是语际交际,其实质上就是翻译。这是斯坦纳翻译理论的出发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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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所谓的神话,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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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福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纯粹意义上的原文并不存在,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是基于不断积累起来的注释,原文因而不断地被改写和重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语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整、统一、明白无误,而是存在种种矛盾和差别,既福柯所谓的“另一面”。福柯的观点不仅修正了原文的概念,同时也削弱了原文的地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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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在殖民化和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构建的殖民地人民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是巴斯奈特所谓的“翻译的不光彩历史。”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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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读者的认知环境,也许比改进译文更加重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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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翻译的价值还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发展,往往和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有关。翻译可以引发对特定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颠覆”,也可以推动不同文明向前演进。古罗马的希腊文学翻译导致了拉丁文学的诞生,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及大规模翻译活动促进了现代白话文的形成和发展,这些无疑都是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的最佳佐证。再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翻译现象,可以使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这里,我们试以中国20世纪大致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模式为例,对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而对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作一分析和讨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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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实证的研究方法尤其应该提倡。诚然,由于我们的教育传统中研究方法训练的缺失,许多研究者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感到力不从心。从研究问题的选取,到研究方法的选用,都需要精心设计,严密论证。我国学者囿于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重归纳轻演绎,重证实轻证伪。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的实证方法,如姜秋霞与杨平(2005)、文军(2006)、苗菊(2006)、何三宁(2008)等,他们作了有益的探讨,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口译研究中对实证研究的关注开始崭露头角,其对笔译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些研究生学位论文往往满足于用本土译例去简单说明国外翻译理论的“正确”,而不重视发现理论问题,通过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去真正解决问题。此类研究并非毫无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以下问题:
(1)先确定理论框架再去按图索骥寻找译例,得出的结论其真实性并不可靠,因为往往在寻找例证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筛选掉不符合原定理论目标的例子,而这些例子恰好是证伪的资料,其宝贵的理论价值被忽视了。而且这样的“证实”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无益于推动理论建构的实质性发展。
(2)仅仅通过归纳或证实研究给现有的理论增添光环,而不通过演绎或证伪研究查找、弥补现有理论存在的不足与漏洞,无助于理论建构,其结论也很难具有普遍意义。
(3)在不少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可以看到,研究者往往对研究方法一知半解,运用并不到位,有时研究过程尚未结束就匆匆得出“结论”。
进行描写性翻译研究,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翻译方法和研究能力要求高,需要研究者提高自身修养,端正研究态度,从问题出发,通过理论探索真正解决问题,对推动理论发展有所助益。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