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百花时代》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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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的人担心这里隐蔽着某种谋略，如当时有人所言，他们的顾虑重重，是怕打击报复：“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他们对提出这一方针的中央倒是信任的，但是，“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著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还处在“摸底阶段”，“他们还在猜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为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2页 -
同期，还翻译转了苏联（く共产党人》杂志在上一年发表的专论：《关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同题》。这篇专论，不指名地批评了马林料大的观点。1952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时苏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其中谈到文学艺术时说：“文学家和艺术工作者必须时刻记住，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它不仅仅是最普遍的、时常发生的和平常的现象。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刻画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掘它和强调它。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8页 -
虽然现实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学阵线中得到普遍的支持和信奉，许多作家、批评家也都宣称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却有许多相异之处。这种分歧的症结，来源于人们对这种创作方法（或“原则”）所作的理论说明中包含的矛盾。这种矛盾，韦勒克曾这样加以概括：“从理论上说，完全真实地再现现实将会排除任何种类的社会目的和社会主张”，然而，“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于是，这位批评家说：“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和训谕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无法从逻辑上解决，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文学的特征。” (查看原文) -
他们的创作，有着理想青年的特有视觉和感应，惶惑、忧郁的情绪也掩盖不了那种明锐的朝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作者: 洪子诚
isbn: 7301153716
书名: 1956：百花时代
页数: 235
定价: 32.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