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传播的热门词汇,但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会怎样,却还鲜有深入透彻的系统研究。
本书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独到的分析眼光和独立的批判精神,透过纷繁的表象,超越各种主义的纷争,对关乎国运的诸多重要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冷静、公允、坚实有力的解释。
作者简介 · · · · · ·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目录 · · · · · ·
第一讲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第二讲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引言:余英时vs姜义华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第三讲 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
引言
国家与民主
国家、民主和发展中国家
国家建设和中国的民主化
第四讲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政党、国家建设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
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党的第二次转型
第五讲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中国的渐进民主化
第六讲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模式
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
中国的复合经济模式
社会改革和中国模式的改进
第七讲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地方关系问题
现象的根源
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选择性集权、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第八讲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两种分权概念
政府间放权如何造就经济的高速增长
政府间放权的负面后果与重新收权
国家一社会放权的举步维艰
结论:进一步实行国家一社会分权
第九讲 必须保卫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政策
发展动力与社会后果
曼库尔·奥尔森和卡尔·波兰尼
开放与市场发展
开放政策不均衡的影响
政治改革和利益代表
社会开放和不均等的政策参与
为什么必须保卫社会
第十讲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农民与民
中国农民的新特质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形式
乡村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设:
简短的结论
第十一讲 农民与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点
作为一门显学的农民民主
理论认识的进步和现状
现存理论的批判
农民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
简单的结论
第十一讲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新加坡能不能学?
权力的有效集中
融政党于社会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
领袖的作用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政改前景
结语: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8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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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市场发展:私有化和民主化可以理解为”国家—社会“式的分权过程。私有化就是国家将经济权力归还给企业,而民主化则是国家把政治权力转移至社会力量手中。中国没有遵循这种改革的路径,主要原因之一是,统治阶级担心”国家—社会“式分权可能使社会力量反过来挑战国家权威。中国的改革目标在于首先引入内部竞争,换言之,在统治阶级内部竞争。内部竞争在政府间分权中得到实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1页 -
19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一方面继续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另一方面开始放开对社会的管制,公民社会开始成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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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论点: 1. 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使用权力。 2. 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 3.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2015-01-01 22:56 2人喜欢
关键论点: 1. 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使用权力。 2. 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 3.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虑,是要通过高薪制度与社会竞争精英人才。 4.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这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 新加坡是否值得中国学习,有的人说不能学,有的人说能学,莫衷一是。这里首先要明确学的含义,如果把学习理解为复制,那么新加坡是不能学的,因为新加坡太小了。但如果把学习正常地理解为借鉴和参考,新加坡的确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非常地重视新加坡经验,他及此后的朱镕基、温家宝等都强调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直到今天,新加坡的经济、政治发展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的。这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新加坡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就是其政治经验。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权力,那么在权力体系方面,新加坡显然是集权制度。作者提出,一般学者都认为集权制度下必然产生腐败,但是新加坡的集权制度却没有产生腐败,原因何在呢?在提出这一问题之前,作者就指出了权力的集中是中性的,并非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说它是好还是坏,而且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总统的权力至高无上,堪称帝王般的权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提出的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指的是在权力的运用和执行方面。这并非从政治制度方面考量的,而是国家治理方面来讲的。新加坡的权力相当集中,PAP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架构,且是“一党独大”的,其他政党的力量太过弱小。 而较之于新加坡,中国是一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权力也是集中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分权与集权的交织,权力无形之中流失了,于是产生了集权但缺少权力,分权但缺少民主的尴尬局面。美国作为民主国家,领导人产生的权力分散的,但一经产生,便就是非常大的权力,美国的司法、行政、立法等部门的权力也非常集中。因此可以说,分权也好,集权也罢,都是中性的。分权未必好,集中的权力未必差,关键是如何使用。这就产生了新加坡的模式。 第一, 融政党于社会。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融政党于社会吗?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这8000多万党员也有很强的社会代表性啊。作者认为,这里就需要区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虽多,但依然延续的是革命时期的动员性作用,即吸纳党员的目的是寻得对政府的支持,尽管这些年在发生转型,但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的政党转移依然任务艰巨。新加坡则不同,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分为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个部分,党员数量不多。党员是隐性的,人们对其的感觉并不是很强烈,这就说明政党的社会融入性强,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部分,尤其是列宁主义强调的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部分。另一方面,在培养干部方面,新加坡政治精英的选拔采取的是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从社会中选拔。而中共则是一套内部的培养体系,与社会的距离较远。 在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新加坡的政治精英选拔为何要采用高薪的手段? 作者指出,之所以采用高薪,是为了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新加坡自建国开始,领导人就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新加坡政治精英的选拔向社会开放,并采用高薪手段,既能向社会“抢夺”人才,增加社会基础,又能避免腐败利益集团的形成。 第二,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新加坡做的很好。在新加坡执政党是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的,并共同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在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人口众多,使得政府官员很难与所有的群众直接接触。另一方面,我们的民主方式是一种间接的民主,除了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基层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外,其他三级均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这样其实人大代表与老百姓的直接联系机制就缺乏了。 当然,中国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原因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 第三,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作者认为,很多人一般把民主和多党政治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反对党等同于民主政治,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对党虽然可以制约执政党,但这种制约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和人民同样可以制约。在新加坡就是这样。 第四, 重视制度的作用。新加坡的领袖人物,比如李光耀,这位政治强人选择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建设等,他的个人治理能力转换为了一套稳定的政治制度。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如果真的要学新加坡,可以学什么? 1. 可以学习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政治精英的选拔源自社会,而非内部的淘汰机制,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是一条可行之路,在社会上有过经商经验或经过风雨洗礼的成功人士,如果热衷于政治服务,那么对社会发展来说或许也是有利的。 2. 重视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上,给予社会更多的福利,“亲商”是手段,“亲民”是目的。 3. 加强政治精英与社会民众的有机联系,增强群众基础。创造多种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监督掌权者,这对于抑制腐败大有好处。 4. 在党员的吸纳和培养方面,注重质量,数量不宜过大。
回应 2015-01-01 22:56 -
goodman007 (Politics as a vocation)
【新】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第一讲: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近三十年政治改革的核心。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P2 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P4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地产权保护。P5 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P7 第二讲: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主...2012-10-08 10:36
【新】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第一讲: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近三十年政治改革的核心。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P2 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P4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地产权保护。P5 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P7 第二讲: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主权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P19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一整套以政治体质为核心的制度。P20 第三讲: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 民主化不能等同于国家建设。P38 在过去的1000年间,汉人真正统治自己国家的时间还不到280年。P51 国家建设的最低层面就是国家的生存,在这个层面上再从现存制度转变成民主制度。P55 第四讲:人本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研究中国模式,核心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P58 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这是中共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使中共从改革前用革命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转变成一个用行政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 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的主要特征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第一次转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中共有两大支柱,一是组织,一是意识形态;第一次转型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层接班程序相对制度化。 熊彼特把民主界定为政治精英通过选举而竞争政治权力的一种政治过程。P62 与政党政治起源和发展的三种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 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来自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再者,这种认同主要是通过选举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与途径来得到确认。P64 党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其消极作用: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 力量,起着论证中共合法性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导致这种论证合法性的功能减小;二、意识形态的衰落使一些党的干部失去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三、党内大规模的腐败;四,对社会行为也产生消极的影响。 第二次转型,即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转型。首先,确立新的“主义”和意识形态;其次,执政党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扩展自己的阶级基础;第三,重新界定党和行政的关系;第四,要建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 第五讲: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 未来中国民主是什么样子呢?个人觉得会是选拔与选举相结合。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效互动(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党内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 第六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模式 在经济上,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混合性经济模式。 第七讲:国家权力的“中央行”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集权但欠足够的权力;分权但欠足够的民主。 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种种怪象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既缺乏中央性,又缺乏民主性。P118 第八讲: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国企改革两个阶段:朱镕基时期的“抓大放小”;温家宝时期的国资委监管国企。 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以及75%的城市就业岗位,中小企业还贡献了65%的发明专利以及80%以上的新发明产品,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偏向国企的。 第九讲:必须保卫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政策 中国快速转型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是开放政策。 选举制度的有效性直接表达了乡村民主制度的有效性。 乡村民主对维系中国目前的政治稳定可以有多方面的贡献,而且这种稳定是及其制度化的。首先,现存民主制度的出现使得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避免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直接对立;其次,乡村民主制度尽管不能消除腐败,但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再次,因为乡村民主是吸收地方精英的有效机制因而减少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它地方性制度的滋生。乡村民主尽管发生在中国的最基层,却是培养公民精神的有效场所。P198 “合法性下垂”的现象,下级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故具有民主合法性。上级官员则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如任命)而缺乏民意基础,于是形成了上下级政体之间的张力。P200 第十一讲:农民与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点 作为一门显学的农民民主。 除了政治哲学,中国自古少有政治理论。 关于农民民主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有关农民性质的讨论,即农民作为个体在现代中国的行为方式具有什么特点。 二、有关经济发展和农民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 三、有关家族力量的兴起和农民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 四、有关自治制度和农村其他制度,如党组织,经济组织,妇女组织等之间关系的讨论。 五、有关自治制度和中国总体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 六、有关村民自治是否构成一种新社会运动的讨论。 第十二讲: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权力的有效集中。政令不出京城,政令不出中南海。 融政党于社会。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 领袖的作用。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政改前景。中国人竞争,三分靠才能,七分靠关系。中国民主必须是党内民主加社会民主加宪政民主。 结语: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 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是新自由主义话语。 中国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回应 2012-10-08 10:36 -
中国模式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
2018-04-06 17:49
中国模式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西方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 ★前言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都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 同时,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 ★第一章 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从经济形式看,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对雇佣工人(劳动者)进行剥削。 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要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西方民主开始从原先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工人阶级崛起之后,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这种分离有利于政府在劳资双方之间做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来缓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调和两者之间的利益。这尤其表现在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上。 ☆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但是政府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收过高,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级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级征税就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推出的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入国有企业部门。国企从此大扩张。这里政策的失误是很显然的。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来救市,可以理解。但政府没有明确告诉国企,哪些领域可以去,哪些领域不可以去。结果,国企进入一切可以挣钱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营企业所拥有的空间。这很快就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因为中国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国企的扩张也导致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当然,最终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在国企和政府相结合的情况下,市场无力制约前者的任何行为。 ☆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很难稳定的。但应当指出,这些社会领域不应当引入经济政策,并不是说这些领域完全排斥市场。在很多国家,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度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分清楚。 ★第二章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第三章 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质上是指一个国家在(因某些特定优势)达到某个特定收入水平后会长期停留在那个水平上的经济现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进入平稳期并最终停滞下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经常发生在那些因为工资增长、成本竞争力下降、无法在高科技创新领域与发达经济体竞争,或是因为在廉价工业制成品生产中保持低收入、低工资经济模式而卡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身上。 中国已经开始寻找避开这种陷阱的种种策略,包括引入新的工业生产流程、寻找新的市场以保持出口增长,以及更重要的,提高内需。一个经济体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增长转变为依靠高生产率和创新来增长。 ☆有学者将中国的政治发展称为“统合主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私营企业主成为国家的盟友,而不是国家之外的独立的公民社会。 ☆邓小平在生前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的重要政治制度来保障权力的和平更替,主要制度包括任期限制、年龄限制(在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到中共十八大为止实行“七上八下”的制度,即68岁及以上的官员必须退休,而不考虑两届的任期限制;67岁及以下的官员则可以留任)、精英选拔制度(票决之前,还存在一个额外的选拔程序。这个被考察对象必须满足诸如教育、工作经验(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级别上任职)和很多其他考核指标的所有要求。在中国政坛,不可能产生在其他政治体制内所发生的“黑马”现象,即使有所谓的“黑马”,他(她)已经在体制之内,并且已经满足了级别的要求)和集体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往往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或权威主义的象征。然而,其各个成员拥有几乎同等的权力,各自负责一个领域的决策,并在那个领域有着最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一些中国学者将这个体制称为“集体总统制”,意思是说,主要国家决策是由集体做出的)等四项制度。 ☆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发言权,政治局常委会内部的分工体制是趋于分散化发展的。有效的协调并不存在,因此,“集体总统制”经常导致没有总统,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这种体制类似于“封建领地”制度,占据这块领地的领导人说了算。另外,中国的确确立了领导人退休制度,但并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政治人物往往是“退而不休”,在退休之后继续干预政治。也就是说,对现任领导人的制约不仅仅来自“集体领导”这一体制,而且也来自“退而不休”的领导人的非正式干预。 在深化改革的主题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层已经成立了四个主要的新机构来强化高层的制度基础,以改变高层权力过度分散的局面。 第一个机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总体上的改革设计和改革实施。这一举措显示了习近平推进各方面改革进程的决心。 第二个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主要是基于美国的模式,包括一个高度授权的安全专家小组,能够操作国家庞大安全机构的控制杆。中国版将担负国内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双重职责。 在胡锦涛时期,大部分国内安全和维稳工作都是由权力很大的中央政法委负责的,时任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越来越耗费精力的国内安全局势,中国经历了一轮新的恐怖主义袭击,包括天安门广场袭击事件、昆明火车站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砍杀等等事件。为了应对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中国需要一个更集中的体制。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即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成立了第四个重要的领导小组,即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很多观察家指出,随着这些新机构的成立,习近平现在握有无与伦比的权力。这从表面上看可能会逐渐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机制,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使得高层权力配置更加具有制度合理性。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需要通过权力的集中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避免政策僵局,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再者,这种变化尽管会强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但这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制度的权力。应当看到,中国以往也存在着各种领导小组,但这些小组往往都是非正式的,不能公开透明地运作,因此往往成为个别领导人政治操作的手段,用非制度的方式破坏正式的制度。现在成立的四个机构都是正式的机构,可以公开透明地运作。只要是正式的,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就可以逐渐提高,并且也是可以继承下去的。进而,除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是其他三个新机构的组长,总理李克强是副组长,而其他几位常委则分布于不同的小组。这就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常委内部权力过度制约的局面。 ★第四章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第一次转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 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且他们对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从专业知识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是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第一,技术官僚制度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技术官僚面对问题强调制度的渐进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这样做非常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尽管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技术官僚显得保守,且少进取精神,但无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 第二,在长达30多年的技术官僚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行政党或管理党的过程。革命家类型的精英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 ☆第一次转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支柱,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把组织形容为党的硬力量,而把意识形态形容为软力量。 ☆第一次转型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层接班程序的相对制度化。接班人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政治退出”问题,也即现存领袖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培养或者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把政治权力从老一代政治人物手中转移到新一代手中。 ☆党的执政方式的第二次大转型,即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的转型。 第一,要确立新的“主义”和意识形态。必须要确立一种“主义”,一种不仅为党员而且也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的“主义”。没有这样一种“主义”,也就没有转型,因为“主义”代表了党的发展方向。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执政党并非是要用党的党员治国,管理国家,而是要用党的主义治国。 第二,执政党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扩展自身的阶级基础。这一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当明确的。最重要的表现在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上。 第三,重新界定党和行政的关系。政治治理意味着党要逐渐地撤出行政领域,在强化本身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 第四,是要建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就党内各种关系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 ★第五章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 ★第六章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第七章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第八章 国家与市场之间: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政治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权利的诞生与资本主义有关,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于把社会中的一切都被商品化。社会权利的授予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市场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服务基于权力而非表现而获取时,个体就不再依赖于金钱,因而也不再被“商品化”。去商品化是理解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去商品化程度高,个人就不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金钱。在社会权利由国家授予的地方,个体的商品状态就减少了。 ★第九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 ☆“北京共识”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经验,忽视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如果比较“依附模式”和“断裂模式”,不难发现,中国的模式是“断裂”和“接轨”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是毛泽东时代和西方的“断裂”与邓小平时代和西方“接轨”的成功融合。这里,“断裂”是“接轨”成功的前提条件。必须看到,在毛泽东思想那里,“断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接轨”的手段。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的“内部现代化”为邓小平时代的“外部现代化”准备好了基础。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里面包含诸多反西方的因素,但毛泽东并不是反西方本身,而是反对简单地搬用西方模式。他所追求的是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 ☆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会有三个要素,即市场、资本、规则。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至少有三个要素组成,即市场平台、市场角色和市场角色之间的交易规则。 ★第十章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个西方的概念。没有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就很难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发现,中国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前者认同的是文化,而后者的根基是种族。 在传统中国,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 ☆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 ☆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 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它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大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了。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 民主成为民族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理想。从理想变成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是理想外化为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 ☆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 人民主权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那么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忠诚在于家族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族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感,却缺少群体或集体意识,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集体意识,民族就是一种集体。孙中山形象地把中国比喻为一盘散沙,中国人只能称为大众而非现代公民,只是个体而非集体。所以,要使中国大众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建立国家是首要任务。就是说国家首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国家再去创造民族意识或组织大众分散的民族意识。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首先,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动作用,也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旧的制度构架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主(人民主权)的对立面。相反,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民族主义甚至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层面。 ★第十一章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滋生。 ☆农民在现有西方的民主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这是因为现代西方民主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扮演民主缔造者的是资产阶级而非农民。在众多的民主发展理论中,有三种理论对我们理解民主的含义有很大的相关性。 第一种理论认为,民主这种统治形式只能产生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林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都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联系。 他们在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现,由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传统贵族国家成功地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私有制之上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并产生出与公共领域不同的私人领域。而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有限政府形式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只会在富裕和经济发达的社会内生存与发展,强调民主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认为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特有的“土产品”(李普塞特)。 这一理论强调,民主一旦被引进,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就为它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都相对富裕,这有助于减少不同精英团体、精英团体内部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政治斗争也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 经济富裕为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设置了底线,而这一底线对民主的稳定极其重要。因为如果精英都用生命作为政治权利的赌注,那么民主政治就会充满暴力。 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能否产生与发展,取决于社会传统中是否有妥协的政治传统与制约中央权力的机制。民主制度的产生归因于有利于民主的传统。 以英国为例,英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实际上为后来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有了这种传统,政治掌权者就会有一种容忍不同政治利益体系的心态。这也是民主制的本质。 ☆“合法性下垂”:下级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故具有民主合法性;上级官员则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如任命等)而缺乏民意基础,于是形成了上下级政体之间的张力。由于下级政府的领导更具民众基础,合法性较上级政府强,故上级政府不能改变下级的决策,而下级则可合法地向上级施加压力。解决这种紧张的方法,要么取消现有乡村民主制度,要么通过进一步民主化,使合法性上移。由于乡村民主制度一经产生,即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履行着许多不可或缺的政治统治功能,要取消乡村民主,回复到过去,似乎已不可能。那么进一步民主化,使上级政府的合法性也基于民主之上,就成为一条选择途径。 ★第十二章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家,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家不一定难治理。美国这样大,不是治理得很好?大国家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家,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能学,毫无道理。 ☆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 在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集权与分权交织,但权力无形之中流走了。尽管从总体上说,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中,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存在着党政之间的矛盾、部门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权力就在这些矛盾之间相互消耗掉了。 ☆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 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因为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开放性)。 其次,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就是说,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服务社会。 再次,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回应 2018-04-06 17:49 -
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每一个维度之间都是是有机联系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成功的,社会改革也一直在进行当中,最艰难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当中。在肯定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同时,也为改革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比如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乡村民主和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经验...
2017-11-04 08:40
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每一个维度之间都是是有机联系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成功的,社会改革也一直在进行当中,最艰难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当中。在肯定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同时,也为改革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比如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乡村民主和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经验。最后,作者剖析了“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并呼吁重新寻回“五四”的思想竞争精神,通过有效的思想竞争来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
全书对理解中国改革的困境与方向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缺点是作者并不擅长论证,不少观点像是在说教,逻辑性不强。
看完这本书的当天,恰逢新闻报道美国白宫大总管约翰·凯利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这句话也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自身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如何找到适应自身发展模式的样本。至于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因为,我爱我们的祖国。
回应 2017-11-04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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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fengKou (厚积薄发)
很多开发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一个重要部分,而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再者,尽管在西方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可以平行,但在很多开发中国家,民主不见得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秩序,但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这样一个秩序。民主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在开发中国家,民主往往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1回应)2012-08-02 05:59
很多开发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一个重要部分,而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再者,尽管在西方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可以平行,但在很多开发中国家,民主不见得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秩序,但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这样一个秩序。民主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在开发中国家,民主往往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分政治化。国家过分政治动员,造成政治空间过大,经济和社会空间过小。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 就是说,【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水准。穷的地方可以发展民主,但人民过于贫穷的话,就没有力量去抵抗掌权者,无论这个掌权者是选举出来的,还是透过其他方式产生出来的。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农民的反叛和革命产生不了民主,尤其是【好】的民主,而中产阶级革命则往往带来好的民主。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是很大,穷人还很多。这些年来,很多群众事件就发生在穷人中间,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领导者面临的首要任务。很显然,如果不能消除绝对的贫穷,就很难根除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恶性革命。就民主化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正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觉醒。已开发地区的一些群众事件就和中产阶级有关,尤其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的领域。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多元化反过来又促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所以,尽管渐进式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变革,但人们可以对民主政治保持乐观。从各个方面来说,民主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1回应 2012-08-02 05:59 -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
2011-04-24 12:18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 正如约瑟夫·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中国人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引自第24页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说,共产党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更严格、技术更先进。国民党依靠地方精英的统治模式是较为传统的,明清等帝制晚期的朝代就采用这种模式,地方精英帮助政府承担了某些职能,但有些时候也组织农民抵制政府行为。共产党通过土改运动彻底打碎了地方精英的权威,派自己的干部直接统治乡村。但是,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共产党的很多乡村干部已经堕落为腐化的“地方精英”,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而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回应 2011-04-24 12:18 -
XufengKou (厚积薄发)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及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促使其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己任。所以...2012-08-02 09:28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及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促使其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己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爱国主义,人民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和保卫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尊严。 ... 简单来说,西方民族国家(从而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互动过程。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激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它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大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的因素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为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事了。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 ... 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体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即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呢?这需要来看民族国家是如何向民主转型,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利基础是人民。...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 ...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在传统中国,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中国人文主义或文化至高论中有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文化,否则他们就无法通知中国。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和挑战者。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接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进而,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针对儒家文化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的。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间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对付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 ...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人也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面已经强调,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不同,两种主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statism)。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种转型并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中国国家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即中国处于民族国家中后开发国家的定位。当中国人开始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们所面临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认同的文化,而非民族。这意味着,即使在争取民族主权以后,也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 ...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权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对人民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角色有不同看法,但最终都倾向于国家主义。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排斥自由主义和民主,而是因为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当我们说人民主权让位于国家主权时,指的是国家权力而非个人权力在创造和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 ...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忠诚在于家族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族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二要人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 ...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平民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一般平民百姓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不容许来自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透过干部下乡,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 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问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因为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 二十世纪九O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国家经济的高速成长,使得中国有能力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序。相反的,它是上述两种反应的结果。先是对来自国际社会压力的回应。西方社会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所以自九O年代以来,各种有关【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的理论一一出笼,同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视中国为假想敌。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这些变化是根据其本身的发展经验,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反过来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反映。邓小平时代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带来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为八0年代改革的主轴是分权,中央政府的能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衰落。这就是九O年代初以来,大陆争论的所谓【国家能力危机】的主题。高速的经济成长确实对旧的民族国家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再次提出了重建民族国家的呼吁,各派政治思潮也纷纷涌现。民族主义在这种环境中又成了其中一个主要流派。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首先,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成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动作用,也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旧的制度架构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主(人民主权)的对立面。相反的,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甚至民族主义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映,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成长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层面。 ... 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要为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制度基础。近代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各种革命,都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民族国家的生存就无从谈起。 也应该看到,在寻求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的同时,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得到了重新组合,其中一些被赋予优先地位,另外一些被置于次要位置。当国家力量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只能居于从属性次要地位。现在,在经过了多次革命后,中国不仅获得了民族主权,也为民族国家创造了一种制度基础。但民族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重组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如何适应民族国家新的形势,使得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乃是今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同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民族主义式的情绪必须转型成国内建设的力量,转化为有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这样一种转型,除了即时反映性的民族情绪,国家不可能具有一种连续性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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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
2011-04-24 12:38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引自第44页 回应 2011-04-24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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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
2018-04-06 17:49
中国模式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西方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 ★前言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都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 同时,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 ★第一章 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从经济形式看,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对雇佣工人(劳动者)进行剥削。 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要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西方民主开始从原先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工人阶级崛起之后,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这种分离有利于政府在劳资双方之间做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来缓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调和两者之间的利益。这尤其表现在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上。 ☆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但是政府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收过高,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级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级征税就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推出的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入国有企业部门。国企从此大扩张。这里政策的失误是很显然的。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来救市,可以理解。但政府没有明确告诉国企,哪些领域可以去,哪些领域不可以去。结果,国企进入一切可以挣钱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营企业所拥有的空间。这很快就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因为中国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国企的扩张也导致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当然,最终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在国企和政府相结合的情况下,市场无力制约前者的任何行为。 ☆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很难稳定的。但应当指出,这些社会领域不应当引入经济政策,并不是说这些领域完全排斥市场。在很多国家,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度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分清楚。 ★第二章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第三章 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质上是指一个国家在(因某些特定优势)达到某个特定收入水平后会长期停留在那个水平上的经济现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进入平稳期并最终停滞下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经常发生在那些因为工资增长、成本竞争力下降、无法在高科技创新领域与发达经济体竞争,或是因为在廉价工业制成品生产中保持低收入、低工资经济模式而卡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身上。 中国已经开始寻找避开这种陷阱的种种策略,包括引入新的工业生产流程、寻找新的市场以保持出口增长,以及更重要的,提高内需。一个经济体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增长转变为依靠高生产率和创新来增长。 ☆有学者将中国的政治发展称为“统合主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私营企业主成为国家的盟友,而不是国家之外的独立的公民社会。 ☆邓小平在生前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的重要政治制度来保障权力的和平更替,主要制度包括任期限制、年龄限制(在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到中共十八大为止实行“七上八下”的制度,即68岁及以上的官员必须退休,而不考虑两届的任期限制;67岁及以下的官员则可以留任)、精英选拔制度(票决之前,还存在一个额外的选拔程序。这个被考察对象必须满足诸如教育、工作经验(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级别上任职)和很多其他考核指标的所有要求。在中国政坛,不可能产生在其他政治体制内所发生的“黑马”现象,即使有所谓的“黑马”,他(她)已经在体制之内,并且已经满足了级别的要求)和集体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往往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或权威主义的象征。然而,其各个成员拥有几乎同等的权力,各自负责一个领域的决策,并在那个领域有着最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一些中国学者将这个体制称为“集体总统制”,意思是说,主要国家决策是由集体做出的)等四项制度。 ☆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发言权,政治局常委会内部的分工体制是趋于分散化发展的。有效的协调并不存在,因此,“集体总统制”经常导致没有总统,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这种体制类似于“封建领地”制度,占据这块领地的领导人说了算。另外,中国的确确立了领导人退休制度,但并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政治人物往往是“退而不休”,在退休之后继续干预政治。也就是说,对现任领导人的制约不仅仅来自“集体领导”这一体制,而且也来自“退而不休”的领导人的非正式干预。 在深化改革的主题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层已经成立了四个主要的新机构来强化高层的制度基础,以改变高层权力过度分散的局面。 第一个机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总体上的改革设计和改革实施。这一举措显示了习近平推进各方面改革进程的决心。 第二个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主要是基于美国的模式,包括一个高度授权的安全专家小组,能够操作国家庞大安全机构的控制杆。中国版将担负国内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双重职责。 在胡锦涛时期,大部分国内安全和维稳工作都是由权力很大的中央政法委负责的,时任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越来越耗费精力的国内安全局势,中国经历了一轮新的恐怖主义袭击,包括天安门广场袭击事件、昆明火车站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砍杀等等事件。为了应对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中国需要一个更集中的体制。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即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成立了第四个重要的领导小组,即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很多观察家指出,随着这些新机构的成立,习近平现在握有无与伦比的权力。这从表面上看可能会逐渐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机制,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使得高层权力配置更加具有制度合理性。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需要通过权力的集中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避免政策僵局,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再者,这种变化尽管会强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但这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制度的权力。应当看到,中国以往也存在着各种领导小组,但这些小组往往都是非正式的,不能公开透明地运作,因此往往成为个别领导人政治操作的手段,用非制度的方式破坏正式的制度。现在成立的四个机构都是正式的机构,可以公开透明地运作。只要是正式的,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就可以逐渐提高,并且也是可以继承下去的。进而,除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是其他三个新机构的组长,总理李克强是副组长,而其他几位常委则分布于不同的小组。这就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常委内部权力过度制约的局面。 ★第四章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第一次转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 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且他们对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从专业知识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是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第一,技术官僚制度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技术官僚面对问题强调制度的渐进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这样做非常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尽管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技术官僚显得保守,且少进取精神,但无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 第二,在长达30多年的技术官僚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行政党或管理党的过程。革命家类型的精英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 ☆第一次转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支柱,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把组织形容为党的硬力量,而把意识形态形容为软力量。 ☆第一次转型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层接班程序的相对制度化。接班人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政治退出”问题,也即现存领袖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培养或者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把政治权力从老一代政治人物手中转移到新一代手中。 ☆党的执政方式的第二次大转型,即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的转型。 第一,要确立新的“主义”和意识形态。必须要确立一种“主义”,一种不仅为党员而且也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的“主义”。没有这样一种“主义”,也就没有转型,因为“主义”代表了党的发展方向。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执政党并非是要用党的党员治国,管理国家,而是要用党的主义治国。 第二,执政党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扩展自身的阶级基础。这一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当明确的。最重要的表现在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上。 第三,重新界定党和行政的关系。政治治理意味着党要逐渐地撤出行政领域,在强化本身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 第四,是要建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就党内各种关系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 ★第五章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 ★第六章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第七章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第八章 国家与市场之间: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政治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权利的诞生与资本主义有关,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于把社会中的一切都被商品化。社会权利的授予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市场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服务基于权力而非表现而获取时,个体就不再依赖于金钱,因而也不再被“商品化”。去商品化是理解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去商品化程度高,个人就不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金钱。在社会权利由国家授予的地方,个体的商品状态就减少了。 ★第九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 ☆“北京共识”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经验,忽视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如果比较“依附模式”和“断裂模式”,不难发现,中国的模式是“断裂”和“接轨”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是毛泽东时代和西方的“断裂”与邓小平时代和西方“接轨”的成功融合。这里,“断裂”是“接轨”成功的前提条件。必须看到,在毛泽东思想那里,“断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接轨”的手段。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的“内部现代化”为邓小平时代的“外部现代化”准备好了基础。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里面包含诸多反西方的因素,但毛泽东并不是反西方本身,而是反对简单地搬用西方模式。他所追求的是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 ☆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会有三个要素,即市场、资本、规则。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至少有三个要素组成,即市场平台、市场角色和市场角色之间的交易规则。 ★第十章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个西方的概念。没有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就很难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发现,中国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前者认同的是文化,而后者的根基是种族。 在传统中国,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 ☆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 ☆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 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它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大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了。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 民主成为民族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理想。从理想变成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是理想外化为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 ☆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 人民主权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那么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忠诚在于家族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族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感,却缺少群体或集体意识,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集体意识,民族就是一种集体。孙中山形象地把中国比喻为一盘散沙,中国人只能称为大众而非现代公民,只是个体而非集体。所以,要使中国大众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建立国家是首要任务。就是说国家首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国家再去创造民族意识或组织大众分散的民族意识。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首先,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动作用,也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旧的制度构架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主(人民主权)的对立面。相反,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民族主义甚至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层面。 ★第十一章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滋生。 ☆农民在现有西方的民主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这是因为现代西方民主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扮演民主缔造者的是资产阶级而非农民。在众多的民主发展理论中,有三种理论对我们理解民主的含义有很大的相关性。 第一种理论认为,民主这种统治形式只能产生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林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都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联系。 他们在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现,由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传统贵族国家成功地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私有制之上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并产生出与公共领域不同的私人领域。而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有限政府形式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只会在富裕和经济发达的社会内生存与发展,强调民主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认为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特有的“土产品”(李普塞特)。 这一理论强调,民主一旦被引进,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就为它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都相对富裕,这有助于减少不同精英团体、精英团体内部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政治斗争也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 经济富裕为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设置了底线,而这一底线对民主的稳定极其重要。因为如果精英都用生命作为政治权利的赌注,那么民主政治就会充满暴力。 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能否产生与发展,取决于社会传统中是否有妥协的政治传统与制约中央权力的机制。民主制度的产生归因于有利于民主的传统。 以英国为例,英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实际上为后来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有了这种传统,政治掌权者就会有一种容忍不同政治利益体系的心态。这也是民主制的本质。 ☆“合法性下垂”:下级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故具有民主合法性;上级官员则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如任命等)而缺乏民意基础,于是形成了上下级政体之间的张力。由于下级政府的领导更具民众基础,合法性较上级政府强,故上级政府不能改变下级的决策,而下级则可合法地向上级施加压力。解决这种紧张的方法,要么取消现有乡村民主制度,要么通过进一步民主化,使合法性上移。由于乡村民主制度一经产生,即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履行着许多不可或缺的政治统治功能,要取消乡村民主,回复到过去,似乎已不可能。那么进一步民主化,使上级政府的合法性也基于民主之上,就成为一条选择途径。 ★第十二章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家,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家不一定难治理。美国这样大,不是治理得很好?大国家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家,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能学,毫无道理。 ☆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 在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集权与分权交织,但权力无形之中流走了。尽管从总体上说,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中,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存在着党政之间的矛盾、部门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权力就在这些矛盾之间相互消耗掉了。 ☆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 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因为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开放性)。 其次,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就是说,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服务社会。 再次,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回应 2018-04-06 17:49 -
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每一个维度之间都是是有机联系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成功的,社会改革也一直在进行当中,最艰难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当中。在肯定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同时,也为改革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比如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乡村民主和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经验...
2017-11-04 08:40
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每一个维度之间都是是有机联系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成功的,社会改革也一直在进行当中,最艰难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当中。在肯定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同时,也为改革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比如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乡村民主和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经验。最后,作者剖析了“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并呼吁重新寻回“五四”的思想竞争精神,通过有效的思想竞争来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
全书对理解中国改革的困境与方向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缺点是作者并不擅长论证,不少观点像是在说教,逻辑性不强。
看完这本书的当天,恰逢新闻报道美国白宫大总管约翰·凯利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这句话也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自身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如何找到适应自身发展模式的样本。至于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因为,我爱我们的祖国。
回应 2017-11-04 08:40 -
关键论点: 1. 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使用权力。 2. 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 3.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2015-01-01 22:56 2人喜欢
关键论点: 1. 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使用权力。 2. 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 3.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虑,是要通过高薪制度与社会竞争精英人才。 4.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这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 新加坡是否值得中国学习,有的人说不能学,有的人说能学,莫衷一是。这里首先要明确学的含义,如果把学习理解为复制,那么新加坡是不能学的,因为新加坡太小了。但如果把学习正常地理解为借鉴和参考,新加坡的确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非常地重视新加坡经验,他及此后的朱镕基、温家宝等都强调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直到今天,新加坡的经济、政治发展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的。这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新加坡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就是其政治经验。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权力,那么在权力体系方面,新加坡显然是集权制度。作者提出,一般学者都认为集权制度下必然产生腐败,但是新加坡的集权制度却没有产生腐败,原因何在呢?在提出这一问题之前,作者就指出了权力的集中是中性的,并非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说它是好还是坏,而且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总统的权力至高无上,堪称帝王般的权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提出的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指的是在权力的运用和执行方面。这并非从政治制度方面考量的,而是国家治理方面来讲的。新加坡的权力相当集中,PAP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架构,且是“一党独大”的,其他政党的力量太过弱小。 而较之于新加坡,中国是一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权力也是集中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分权与集权的交织,权力无形之中流失了,于是产生了集权但缺少权力,分权但缺少民主的尴尬局面。美国作为民主国家,领导人产生的权力分散的,但一经产生,便就是非常大的权力,美国的司法、行政、立法等部门的权力也非常集中。因此可以说,分权也好,集权也罢,都是中性的。分权未必好,集中的权力未必差,关键是如何使用。这就产生了新加坡的模式。 第一, 融政党于社会。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融政党于社会吗?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这8000多万党员也有很强的社会代表性啊。作者认为,这里就需要区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虽多,但依然延续的是革命时期的动员性作用,即吸纳党员的目的是寻得对政府的支持,尽管这些年在发生转型,但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的政党转移依然任务艰巨。新加坡则不同,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分为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个部分,党员数量不多。党员是隐性的,人们对其的感觉并不是很强烈,这就说明政党的社会融入性强,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部分,尤其是列宁主义强调的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部分。另一方面,在培养干部方面,新加坡政治精英的选拔采取的是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从社会中选拔。而中共则是一套内部的培养体系,与社会的距离较远。 在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新加坡的政治精英选拔为何要采用高薪的手段? 作者指出,之所以采用高薪,是为了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新加坡自建国开始,领导人就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新加坡政治精英的选拔向社会开放,并采用高薪手段,既能向社会“抢夺”人才,增加社会基础,又能避免腐败利益集团的形成。 第二,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新加坡做的很好。在新加坡执政党是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的,并共同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在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人口众多,使得政府官员很难与所有的群众直接接触。另一方面,我们的民主方式是一种间接的民主,除了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基层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外,其他三级均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这样其实人大代表与老百姓的直接联系机制就缺乏了。 当然,中国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原因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 第三,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作者认为,很多人一般把民主和多党政治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反对党等同于民主政治,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对党虽然可以制约执政党,但这种制约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和人民同样可以制约。在新加坡就是这样。 第四, 重视制度的作用。新加坡的领袖人物,比如李光耀,这位政治强人选择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建设等,他的个人治理能力转换为了一套稳定的政治制度。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如果真的要学新加坡,可以学什么? 1. 可以学习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政治精英的选拔源自社会,而非内部的淘汰机制,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是一条可行之路,在社会上有过经商经验或经过风雨洗礼的成功人士,如果热衷于政治服务,那么对社会发展来说或许也是有利的。 2. 重视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上,给予社会更多的福利,“亲商”是手段,“亲民”是目的。 3. 加强政治精英与社会民众的有机联系,增强群众基础。创造多种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监督掌权者,这对于抑制腐败大有好处。 4. 在党员的吸纳和培养方面,注重质量,数量不宜过大。
回应 2015-01-01 22:56 -
第十讲关键论点: 1. 与中国其他阶级相比较,农民阶级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是传统中国农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国家行为的结果。 2. 阶级意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国家主导下的各个阶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权利,更加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由社会建构起来的阶级意识,往往比由国家动员而形成的阶级意识来得更有效。 3. 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是国家与社...
2015-01-01 22:50
第十讲关键论点: 1. 与中国其他阶级相比较,农民阶级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是传统中国农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国家行为的结果。 2. 阶级意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国家主导下的各个阶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权利,更加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由社会建构起来的阶级意识,往往比由国家动员而形成的阶级意识来得更有效。 3. 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是国家与社会唯一能达成的共识。 4. 最重要的是,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弥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诞生。 本讲中,作者提出的基本观点有两个:第一,乡村民主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农民的阶级意识,由于政治生活不断组织化,从而使中国农民阶级有别于先发展国家的农民阶级,成为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建设性推进力量;第二,乡村民主优先在中国各阶级阶层中发展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主化所能选择的途径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世界历史上看,农民是被排除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之外的。农民阶级一直以来就是民主发展的阻碍者。农民在现有的西方民主理论当中是没有位置的,从现有的有关民主的三种主要理论就可以看出:第一种理论认为,民主这种统治形式只能产生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代表学者有林德布罗姆、亨廷顿、摩尔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间有一种历史的逻辑的内在联系。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只会在富裕和经济发达的社会内生存和发展。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能否产生和发展,取决于社会传统中受否有妥协的政治传统与制约中央权力的机制。这强调的是民主的发展与传统中民主因素的关联问题。 总之,无论是哪种理论,农民与民主貌似是始终不相容的。正如摩尔所研究的,农民阶级本身没有很强的阶级意识,他们先天地依附于地主阶级,而地主阶级又与国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导致农民很难自发地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反倒是容易被共产主义集权的方式所动员。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大转型。随着地主、绅士阶层被打倒和消灭,农民阶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绅士等依附性关系。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尽管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仍然有强大的行政性依附,但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提高。作者以建国后的工业化进程为例,工业化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产生了新的依赖阶级——工人阶级,而农村的农民成为了不依赖于国家的新农民。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集体有自己的所有权,农民自身有使用权,农民的阶级意识更加强烈起来,并逐渐有了组织性,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实施下,农民的集体行动意识愈发强烈。当然作者认为,农民自主力量的形成并非一定要和国家对抗,相反,如果处理得当,国家权力运用得当,乡村的民主反倒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在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农民的自治独立与民主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由于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中,农民往往被视为民主的消极因素,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是依附性的,当工业革命摧毁了农村的阶级结构后,欧洲国家的政治结构才发生了转型,民主政治才逐渐产生。作者采用了开放性的思维,认为可以将农民民主用自治独立、个性化和理性选择等几个变量来考量。衡量农民民主的条件之一就是看一下农民是否摆脱了依附性,并走向了自治独立。 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乡村民主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进程呢? 作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互动的产物,没有民主很难称得上现代民族国家。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民主在从西方向后发展中国家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民族主权占据主要位置,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主权演变成了国家主权。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一个稳定的国家制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这也在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有效论证,没有民族国家的建设和政治稳定这一前提,民主政治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尝试,其中分权运动就是重要的尝试,改革开放的实施赋予了地方政府权力,却出现了权力的流失,即集权却缺少权力,分权却缺少民主。腐败问题、社会冲突事件等社会问题是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乡村民主或可以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贡献力量。 首先,乡村民主的发展,可以为国家和基层民众提供一个制度化的缓冲地带,可以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通过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等民主化的手段可以使得国家更有效地推行政策,强化中央政府的力量。另外,乡村民主对于培育公民精神也有一定的助力。(这使我想到了《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在写作中貌似也强调了乡镇的民主力量是美国民主的起源和灵魂,但貌似美国的民主力量与中国当前的情况大不相同) 其次,乡村民主成为培育民族精神,构造中国政治民族基础的制度结构 最后,乡村民主正日益推动中国的整体民主化进程。 乡村民主目前只是在村一级,那么未来是否会拓展到乡镇一级呢?
回应 2015-01-01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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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国的改革能成功 | 来自林仁聪律师 | 2012-08-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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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有用 水月孤桥 2014-03-02
看完了,感觉一般,没太大价值。
3 有用 纪恩同学 2010-06-16
郑教授近几年非常高产,让我开始怀疑其产品质量了。但阅读此书,觉得质素仍旧很高。
1 有用 邝海炎 2014-04-03
国家成功学小贩
0 有用 菲利普 2012-10-14
政论式的文章,无甚创见,许多隔靴搔痒。思路清晰,可以看做中国政治导论。还行吧。
0 有用 卡列宁的微笑 2011-05-07
对共产党转型、中央地方关系的分析比较准确。区分国家建设和民主化,有利于解释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问题,但国家建设到底是什么,作者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作者似乎规划了一个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理想化路线图,但在中国这个路线图以前并没有存在过,以后也不容易成为现实,因为看不到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更加理想化。书中前面肯定国有企业对政府应对危机的作用,后面又主张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这似乎... 对共产党转型、中央地方关系的分析比较准确。区分国家建设和民主化,有利于解释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问题,但国家建设到底是什么,作者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作者似乎规划了一个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理想化路线图,但在中国这个路线图以前并没有存在过,以后也不容易成为现实,因为看不到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更加理想化。书中前面肯定国有企业对政府应对危机的作用,后面又主张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正因为大型国企居于垄断地位,才能成为政府救市的媒介,如果有其他企业与国企竞争,政府就不容易把手伸进去。 (展开)
0 有用 用户名太长了 2019-11-10
草草翻过,无甚印象深刻之处。
0 有用 66melon 2019-10-26
郑永年构建的中国模式合理论。
0 有用 lazy1122 2019-10-12
我看的是中信,这豆瓣好像没有南洋。。。
0 有用 小田切李 2019-10-11
老师说可以学习郑的写作套路,好像邓小平第三次挨批时顺毛意同时坚持自己的底线原则一样。把不能说的话裹上糖衣说出来。
0 有用 保罗 2019-10-07
只能说作为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