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西方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 ★前言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都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 同时，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 ★第一章 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从经济形式看，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对雇佣工人（劳动者）进行剥削。 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要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西方民主开始从原先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工人阶级崛起之后，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这种分离有利于政府在劳资双方之间做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来缓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调和两者之间的利益。这尤其表现在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上。 ☆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但是政府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收过高，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级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级征税就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推出的4万亿“救市”资金大多流入国有企业部门。国企从此大扩张。这里政策的失误是很显然的。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来救市，可以理解。但政府没有明确告诉国企，哪些领域可以去，哪些领域不可以去。结果，国企进入一切可以挣钱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往日由民营企业所拥有的空间。这很快就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因为中国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国企的扩张也导致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当然，最终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在国企和政府相结合的情况下，市场无力制约前者的任何行为。 ☆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很难稳定的。但应当指出，这些社会领域不应当引入经济政策，并不是说这些领域完全排斥市场。在很多国家，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度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分清楚。 ★第二章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第三章 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质上是指一个国家在（因某些特定优势）达到某个特定收入水平后会长期停留在那个水平上的经济现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进入平稳期并最终停滞下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经常发生在那些因为工资增长、成本竞争力下降、无法在高科技创新领域与发达经济体竞争，或是因为在廉价工业制成品生产中保持低收入、低工资经济模式而卡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身上。 中国已经开始寻找避开这种陷阱的种种策略，包括引入新的工业生产流程、寻找新的市场以保持出口增长，以及更重要的，提高内需。一个经济体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增长转变为依靠高生产率和创新来增长。 ☆有学者将中国的政治发展称为“统合主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私营企业主成为国家的盟友，而不是国家之外的独立的公民社会。 ☆邓小平在生前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的重要政治制度来保障权力的和平更替，主要制度包括任期限制、年龄限制（在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到中共十八大为止实行“七上八下”的制度，即68岁及以上的官员必须退休，而不考虑两届的任期限制；67岁及以下的官员则可以留任）、精英选拔制度（票决之前，还存在一个额外的选拔程序。这个被考察对象必须满足诸如教育、工作经验（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级别上任职）和很多其他考核指标的所有要求。在中国政坛，不可能产生在其他政治体制内所发生的“黑马”现象，即使有所谓的“黑马”，他（她）已经在体制之内，并且已经满足了级别的要求）和集体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往往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或权威主义的象征。然而，其各个成员拥有几乎同等的权力，各自负责一个领域的决策，并在那个领域有着最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一些中国学者将这个体制称为“集体总统制”，意思是说，主要国家决策是由集体做出的）等四项制度。 ☆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发言权，政治局常委会内部的分工体制是趋于分散化发展的。有效的协调并不存在，因此，“集体总统制”经常导致没有总统，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这种体制类似于“封建领地”制度，占据这块领地的领导人说了算。另外，中国的确确立了领导人退休制度，但并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政治人物往往是“退而不休”，在退休之后继续干预政治。也就是说，对现任领导人的制约不仅仅来自“集体领导”这一体制，而且也来自“退而不休”的领导人的非正式干预。 在深化改革的主题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层已经成立了四个主要的新机构来强化高层的制度基础，以改变高层权力过度分散的局面。 第一个机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总体上的改革设计和改革实施。这一举措显示了习近平推进各方面改革进程的决心。 第二个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主要是基于美国的模式，包括一个高度授权的安全专家小组，能够操作国家庞大安全机构的控制杆。中国版将担负国内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双重职责。 在胡锦涛时期，大部分国内安全和维稳工作都是由权力很大的中央政法委负责的，时任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越来越耗费精力的国内安全局势，中国经历了一轮新的恐怖主义袭击，包括天安门广场袭击事件、昆明火车站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砍杀等等事件。为了应对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中国需要一个更集中的体制。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即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成立了第四个重要的领导小组，即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很多观察家指出，随着这些新机构的成立，习近平现在握有无与伦比的权力。这从表面上看可能会逐渐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机制，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使得高层权力配置更加具有制度合理性。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需要通过权力的集中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避免政策僵局，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再者，这种变化尽管会强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但这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制度的权力。应当看到，中国以往也存在着各种领导小组，但这些小组往往都是非正式的，不能公开透明地运作，因此往往成为个别领导人政治操作的手段，用非制度的方式破坏正式的制度。现在成立的四个机构都是正式的机构，可以公开透明地运作。只要是正式的，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就可以逐渐提高，并且也是可以继承下去的。进而，除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是其他三个新机构的组长，总理李克强是副组长，而其他几位常委则分布于不同的小组。这就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常委内部权力过度制约的局面。 ★第四章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第一次转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 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且他们对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从专业知识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是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第一，技术官僚制度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技术官僚面对问题强调制度的渐进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这样做非常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尽管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技术官僚显得保守，且少进取精神，但无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 第二，在长达30多年的技术官僚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行政党或管理党的过程。革命家类型的精英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 ☆第一次转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支柱，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把组织形容为党的硬力量，而把意识形态形容为软力量。 ☆第一次转型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层接班程序的相对制度化。接班人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政治退出”问题，也即现存领袖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培养或者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把政治权力从老一代政治人物手中转移到新一代手中。 ☆党的执政方式的第二次大转型，即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的转型。 第一，要确立新的“主义”和意识形态。必须要确立一种“主义”，一种不仅为党员而且也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的“主义”。没有这样一种“主义”，也就没有转型，因为“主义”代表了党的发展方向。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执政党并非是要用党的党员治国，管理国家，而是要用党的主义治国。 第二，执政党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扩展自身的阶级基础。这一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当明确的。最重要的表现在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上。 第三，重新界定党和行政的关系。政治治理意味着党要逐渐地撤出行政领域，在强化本身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 第四，是要建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就党内各种关系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 ★第五章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 ★第六章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第七章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第八章 国家与市场之间：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政治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权利的诞生与资本主义有关，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于把社会中的一切都被商品化。社会权利的授予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市场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服务基于权力而非表现而获取时，个体就不再依赖于金钱，因而也不再被“商品化”。去商品化是理解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去商品化程度高，个人就不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金钱。在社会权利由国家授予的地方，个体的商品状态就减少了。 ★第九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 ☆“北京共识”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经验，忽视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如果比较“依附模式”和“断裂模式”，不难发现，中国的模式是“断裂”和“接轨”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是毛泽东时代和西方的“断裂”与邓小平时代和西方“接轨”的成功融合。这里，“断裂”是“接轨”成功的前提条件。必须看到，在毛泽东思想那里，“断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接轨”的手段。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的“内部现代化”为邓小平时代的“外部现代化”准备好了基础。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里面包含诸多反西方的因素，但毛泽东并不是反西方本身，而是反对简单地搬用西方模式。他所追求的是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 ☆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会有三个要素，即市场、资本、规则。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至少有三个要素组成，即市场平台、市场角色和市场角色之间的交易规则。 ★第十章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个西方的概念。没有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就很难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发现，中国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前者认同的是文化，而后者的根基是种族。 在传统中国，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 ☆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 ☆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 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它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大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了。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 民主成为民族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理想。从理想变成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是理想外化为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 ☆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 人民主权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那么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忠诚在于家族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族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感，却缺少群体或集体意识，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集体意识，民族就是一种集体。孙中山形象地把中国比喻为一盘散沙，中国人只能称为大众而非现代公民，只是个体而非集体。所以，要使中国大众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建立国家是首要任务。就是说国家首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国家再去创造民族意识或组织大众分散的民族意识。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首先，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动作用，也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旧的制度构架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主（人民主权）的对立面。相反，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民族主义甚至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层面。 ★第十一章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滋生。 ☆农民在现有西方的民主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这是因为现代西方民主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扮演民主缔造者的是资产阶级而非农民。在众多的民主发展理论中，有三种理论对我们理解民主的含义有很大的相关性。 第一种理论认为，民主这种统治形式只能产生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林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都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联系。 他们在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现，由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传统贵族国家成功地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私有制之上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并产生出与公共领域不同的私人领域。而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有限政府形式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只会在富裕和经济发达的社会内生存与发展，强调民主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认为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特有的“土产品”（李普塞特）。 这一理论强调，民主一旦被引进，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就为它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都相对富裕，这有助于减少不同精英团体、精英团体内部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政治斗争也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 经济富裕为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设置了底线，而这一底线对民主的稳定极其重要。因为如果精英都用生命作为政治权利的赌注，那么民主政治就会充满暴力。 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能否产生与发展，取决于社会传统中是否有妥协的政治传统与制约中央权力的机制。民主制度的产生归因于有利于民主的传统。 以英国为例，英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实际上为后来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有了这种传统，政治掌权者就会有一种容忍不同政治利益体系的心态。这也是民主制的本质。 ☆“合法性下垂”:下级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故具有民主合法性；上级官员则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如任命等）而缺乏民意基础，于是形成了上下级政体之间的张力。由于下级政府的领导更具民众基础，合法性较上级政府强，故上级政府不能改变下级的决策，而下级则可合法地向上级施加压力。解决这种紧张的方法，要么取消现有乡村民主制度，要么通过进一步民主化，使合法性上移。由于乡村民主制度一经产生，即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履行着许多不可或缺的政治统治功能，要取消乡村民主，回复到过去，似乎已不可能。那么进一步民主化，使上级政府的合法性也基于民主之上，就成为一条选择途径。 ★第十二章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家，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家不一定难治理。美国这样大，不是治理得很好？大国家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家，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能学，毫无道理。 ☆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 在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集权与分权交织，但权力无形之中流走了。尽管从总体上说，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中，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存在着党政之间的矛盾、部门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权力就在这些矛盾之间相互消耗掉了。 ☆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 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因为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开放性）。 其次，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就是说，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服务社会。 再次，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每一个维度之间都是是有机联系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无疑是成功的，社会改革也一直在进行当中，最艰难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当中。在肯定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同时，也为改革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比如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乡村民主和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经验。最后，作者剖析了“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并呼吁重新寻回“五四”的思想竞争精神，通过有效的思想竞争来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

全书对理解中国改革的困境与方向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缺点是作者并不擅长论证，不少观点像是在说教，逻辑性不强。

看完这本书的当天，恰逢新闻报道美国白宫大总管约翰·凯利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这句话也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自身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如何找到适应自身发展模式的样本。至于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因为，我爱我们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