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很多开发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一个重要部分，而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再者，尽管在西方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可以平行，但在很多开发中国家，民主不见得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秩序，但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这样一个秩序。民主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在开发中国家，民主往往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分政治化。国家过分政治动员，造成政治空间过大，经济和社会空间过小。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就是说，【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水准。穷的地方可以发展民主，但人民过于贫穷的话，就没有力量去抵抗掌权者，无论这个掌权者是选举出来的，还是透过其他方式产生出来的。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农民的反叛和革命产生不了民主，尤其是【好】的民主，而中产阶级革命则往往带来好的民主。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是很大，穷人还很多。这些年来，很多群众事件就发生在穷人中间，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领导者面临的首要任务。很显然，如果不能消除绝对的贫穷，就很难根除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恶性革命。就民主化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正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觉醒。已开发地区的一些群众事件就和中产阶级有关，尤其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的领域。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多元化反过来又促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所以，尽管渐进式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变革，但人们可以对民主政治保持乐观。从各个方面来说，民主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 正如约瑟夫·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中国人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说，共产党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更严格、技术更先进。国民党依靠地方精英的统治模式是较为传统的，明清等帝制晚期的朝代就采用这种模式，地方精英帮助政府承担了某些职能，但有些时候也组织农民抵制政府行为。共产党通过土改运动彻底打碎了地方精英的权威，派自己的干部直接统治乡村。但是，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共产党的很多乡村干部已经堕落为腐化的“地方精英”，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而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及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促使其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己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爱国主义，人民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和保卫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尊严。... 简单来说，西方民族国家（从而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互动过程。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激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它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大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的因素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为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事了。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 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体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即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呢？这需要来看民族国家是如何向民主转型，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利基础是人民。...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在传统中国，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中国人文主义或文化至高论中有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文化，否则他们就无法通知中国。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和挑战者。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接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进而，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针对儒家文化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的。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间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对付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人也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面已经强调，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不同，两种主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statism）。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种转型并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中国国家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即中国处于民族国家中后开发国家的定位。当中国人开始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们所面临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认同的文化，而非民族。这意味着，即使在争取民族主权以后，也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权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对人民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角色有不同看法，但最终都倾向于国家主义。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排斥自由主义和民主，而是因为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当我们说人民主权让位于国家主权时，指的是国家权力而非个人权力在创造和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忠诚在于家族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族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二要人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平民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一般平民百姓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不容许来自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透过干部下乡，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问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因为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二十世纪九O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国家经济的高速成长，使得中国有能力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序。相反的，它是上述两种反应的结果。先是对来自国际社会压力的回应。西方社会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所以自九O年代以来，各种有关【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的理论一一出笼，同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视中国为假想敌。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这些变化是根据其本身的发展经验，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反过来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反映。邓小平时代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带来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为八0年代改革的主轴是分权，中央政府的能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衰落。这就是九O年代初以来，大陆争论的所谓【国家能力危机】的主题。高速的经济成长确实对旧的民族国家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再次提出了重建民族国家的呼吁，各派政治思潮也纷纷涌现。民族主义在这种环境中又成了其中一个主要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首先，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成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动作用，也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旧的制度架构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主（人民主权）的对立面。相反的，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甚至民族主义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映，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成长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层面。... 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要为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制度基础。近代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各种革命，都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民族国家的生存就无从谈起。 也应该看到，在寻求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的同时，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得到了重新组合，其中一些被赋予优先地位，另外一些被置于次要位置。当国家力量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只能居于从属性次要地位。现在，在经过了多次革命后，中国不仅获得了民族主权，也为民族国家创造了一种制度基础。但民族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重组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如何适应民族国家新的形势，使得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乃是今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同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民族主义式的情绪必须转型成国内建设的力量，转化为有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这样一种转型，除了即时反映性的民族情绪，国家不可能具有一种连续性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原则。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