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缩略和粗糙的翻译……
严格说来，并没有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虽然有关于大众媒介的文章众多，但是他们并不构成大众媒介的历史，或者说构成对大众媒介历史的理解。
但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是近来的一种文学样式：一种自我意识的创造，利用各种文本残骸构成一种统一的叙事。这种叙事具有一系列的目的：关注、合法化大众媒介，去引导大众媒介研究的方向、给予大众媒介研究一种学术地位。所以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真正的大众媒介史的产生与政治密切相关，所以他是20实际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缩影。
50年代传播史获得文本地位（textual status）。
大众传播研究起源于一战时期，作为对于宣传的普遍恐惧。对于宣传的恐惧，和扩张的媒体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对于媒介的担忧弥漫与整个文化和娱乐生产领域。公民的认知和态度都为媒介所侵入，进而引发对于儿童的担心。一般的媒介史将这种恐慌归于皮下注射理论、子弹理论或者是媒介的强效果，他们基于媒介的这样一种普遍结论：媒介总体上极大地塑造了人们的信条和行为。
这些结论都缺乏理论和经验的支持，简单说来就是在表面的原因与明显的影响之间、表面的刺激与自动生产的反应之间寻找关系，而没有考虑在媒介、文本与效果之间的中介因素。
1930s以及整个1940s，一些具有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的研究，将大众传播研究引向有限效果理论。伴随着有限效果理论的确立，大众传播研究的议题就是精细化操作概念，精细化中介因素。这样，克拉伯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提出使用满足理论。从关心媒介能够对人们做什么，到人们能够用媒介做什么。这样研究的兴趣和注意就从源头转向了受众，对于传播过程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受众控制传者。（audience controlled the producers）
有效效果理论认为，媒介可能对一些话题和一些群体产生特别和有限的影响，但是媒介本身不是社会问题，也没有贬低文化、推进激进主义。媒介是与文化中民主的和平等主义的力量相一致，而不是相对抗。
这个一般历史具有真理指出，但更多的是错误的导向。以后人们将致力于放弃它以及对于20年代关于宣传的研究的有益部分重新发现。必须强调的是，标准历史具有实用的政治目的。这取消了，至少是偏离了对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批判理论总称为大众社会理论。根据丹尼尔贝尔的概括的大众社会：交通和传播的进步，使得人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同时却变得更为疏远。连接家庭和地方共同体的首属群体分散了，宗教信条受到质疑，几乎没有什么普遍价值被接受。更重要的是教育精英不再引导舆论和品位。于是，道德和准则不断变动，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有机的而是略微接触和区分的。每个人不再固定在已知的位置上，在衣着和头衔就可以看出其身份，而是具有了多种角色，并且不断地去证明自己在新环境中的成功。因为这些，个人失去了一个统一的自我，人们的焦虑不断增加。这就要求寻找一种新的宗教。这种需求就为超凡魅力型人物、弥赛亚提供了舞台，他们将为人们修复被大众社会所摧毁的东西。
大众社会形成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众媒介。根据大众社会理论，个人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他们对于麻醉的娱乐无法餍足，对于大众媒介所有者的隐没轨迹缺乏抵抗力。这就为极权提供了土壤。
大众社会理论综合两种对于现代社会的批评，一种是保守的，一种是激进的。共同的信念是认为现代社会各种力量——技术，经济，文学，大众民主，都腐蚀了各种防护性的标准，隐匿于社会稳定和一种理性的政治和文化。两者在腐蚀了谁的标准，谁应该失去政治统治的位置上面存在分歧。
大众媒介的历史创造了他对大众社会理论的需要，也组成了这个理论最受攻击的部分：稻草一般的人，并没有经验支撑。
提出两大传统，来重新思考大众媒介研究的历史。
19世纪虽然也有对于报纸、电报和杂志的反应，但是都不认为媒介是一个问题。19世纪的学术生活的议程大部分是将约翰•洛克的功利主义应用于文化。最重要的概念是自由与公众，最重要的问题是自由的公共生活条件的规定。自由理论将深植于固定公众的社会视为有道德的。公共舆论成为自由社会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能够创造和表达公民意识的权力。当整个公众被看成是一个通过媒介参与讨论的理性实体，那么报刊就直接地参与形成、保持和表达自由社会。公众的概念对于理解功利主义思想至关重要。公众是这样一个群体，是通过理性的谈话结合并以寻求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为目的。对于公众的信念变得清晰是当自由的交流过程中公众的社会基础得到确认，而不是自由派在讨论社会契约的时候。功利主义的批评主张理性思想者之间的意见交换中，真理会自然胜利。这种思想给功利主义提供了具体的政策：自由讨论，发表演讲……自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由的条件保证了社会的整合。
另一个传统是自由功利主义，是一个更经济的方法，它比较少地强调公众和整合，比较多地强调个体和个体欲望。功利主义认为，所有能被决定的东西就在于可以用理性手段满足主观和非理性欲望。在这个传统中真理是理性决断方式的财富。换句话说，工具合理依赖于自由以及信息的可获取。人们自由，就能够获取信息；只要能够获得信息，人们就能够达到其目的。这样，虽然始终没有解释为何，社会整合就能够实现。这就是英美传统中如何保证自由的条件，免受权力的侵入。这些权力是政治和体制的，而非心理的。一旦对于这些强权的自由被保证，真理和社会进步就能够保证。
这样，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包括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密尔的自由论，包含在经典经济理论中市场和个体理论。进入美国后，产生了一系列结果，包括宪法、人权法案，形成了美国对于大众媒介的基本观点。这与传播效果的现代工作之间存在断裂，因为它是围绕着不同的问题所组织的。但是，使得功利主义文本和传播效果的现代工作，即在自由的问题与效果的问题，联系起来的是李普曼。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讨论的是大众媒介，这本著作建立了研究的传统，他改变了大众媒介研究的问题。
李普曼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信息充分的公共舆论，生活中的普遍利益躲避了公共舆论，，这些普遍利益只能够被特定阶级所操纵。所以李普曼将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专家身上，专家会塑造公共意志和品格，专家们将精心为大众做好民主的工作，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实际上，李普曼就将公众媒介的问题从政治中剥离开来，将政治的问题从公共生活中剥离开来。某种意义上说，他将公共领域去政治化了。李普曼从政治世界转向了私人的专门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规范在他的精英阶级之内。
根据李普曼的批评逻辑，自由的传播并不能保证完美的信息，也就不能保证真理，尽管自由的条件都能够得到保证。更重要的是，自由的敌人不再是政府和市场的缺陷，而是存在与新闻和新闻采集的本质中，在受众的心理机制，在现代生活的范围和组织中。事实上，李普曼将媒介的问题从道德、政治和自由重新界定为心理学和认识论的。他建立了宣传分析的传统，同时，通过界定这不是一个规范政治理论的问题，而是人类心理的问题，开启了效果研究的传统。
同时，他也拒绝，有时甚至是非常明确地，杜威和其他芝加哥学者的思想。正是杜威、米德和库利回应了功利主义在19世纪被具体化的形式，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那种回应中，形成了最为特别和最为有用的传播的视角和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传统。杜威和他同事们的工作在标准大众传播媒介中被略去，但是他们和李普曼、自由主义理论，同时在公众理论、19世纪自由经典以及20世纪媒介效果理论之间建立了联系。
一个方式把握杜威和其他芝加哥学者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了解到自由和功利主义传统从未在欧洲大陆真正兴盛，而且一种反功利主义的传统于19世纪在德国学界大行其道。德国学者对于用功利主义和功利的观点看待自由和传播持批判态度。他们不问自由的条件是什么，而是问通过传播建立社会秩序。这就设置一系列的问题：功能、完整、合法性、权力以及控制。简单说来，他们反转了自由与整合之间的关系。
自从1890s开始，这个群体发展了一种不同的分析传播与大众媒介的传统。
因为缺少共享的和传统的文化，传播必须承担起本该由传统所承担的社会整合的任务。因为缺少传统文化的整合，社区被组织和整合的唯一途径就是提偶那个过讨论、争辩、协商和沟通。社会秩序并不是遗传或者是无意识获得的，而是当不同的人们聚集起来创造共同的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内嵌于社会机构之中，这样才铸就的。这种态度将未来而不是过去视为社会融合的资源。
自由要求公民生活的机制——政府、教堂、法庭、公共建筑，同样要求文化的创造物：行动的模式、说话的方式、表演的方式、社会控制和排挤的工具。
这是社会生活纯粹需要的现实观点，这让人想起杜威被反复引述的话，社会并不仅仅是通过传递、传播而存在，而就是存在于传递、传播之中。
这与美国的历史相关。各种团体并不共享一样背景、经历与传统。于是传播就起到了传统对于其他国家的作用，这传播的过程中我们组成了形成了美国人，构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我们转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传统来寻求繁荣，这使得我们依赖争论、讨论、协商的过程和程序，在不明确的场景中互相构建意义。这给予传播、共同体在我们文化中特别的意义。
用当代stanley cavell的话来说，文化与传播就是“wording the world together”的过程。这是一个特别的工作，共同的文字创造和表达了共同的世界。理论与行动也不可避免地与这种共同体的创造有关。
19世纪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网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城市化、移民潮慢慢解体。（共同体创造的第二波浪潮 the second wave of community creation）这就使美国成为城市生活的生态学前沿。种族、宗教和阶级的新形式的出现，与试图将其纳入原有的体制和文化中去的努力同在。
共同体创造的第二波浪潮，同时也是激进的和有创造力的文化伟业。认识到这种连续和不停止的共同体创造与在创造过程，就能为大众社会理论提供美国化的视角。欧洲同仁正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从有机整合转向机械整合，从封建转向资本主义，按米尔斯的话来所，是从政治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politics）转向大众社会（society of masses）。美国社会和美国经验缺乏这种反向的视角，缺乏从在传统社会起源的视角，我们就难以找到在大众社会中的目的和方向。
1890s到一次世界大战，发展了结构性的变化。围绕着结构性变化是多样的文化和社会运动。
库利展示了这一社会心理过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到城市，这种变革并不导致原子化个体的大众社会的永恒变化。库利的社会心理学是针对工业化的持续批判，这种工业化主宰了萦绕着欧洲想象的自由思想和城市原子。他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人类个性也是在包含着社会交往的地区生活中形成的。但是一个问题是：如果19世纪的小型的地区社区被大型城市和民族社会所侵蚀，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原有地区共同体作为人格形成、镜中自我发展、他者和泛化他者不断形成主我和客我的机制？库利发明了首属群体的概念。
但是当拉扎斯菲尔德和卡兹在效果研究中重新发现了首属群体并且将其作为定位点后，在库利意义上的首属群体已不复存在。在后现代社会，谁将成为首属群体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为了了解那个时代杜威、帕克和库利所批判的问题和用威廉斯的话来说是“情感的结构”，我们需要同时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那就是，在作为进步时代的果实形成了更加全球化的、至少是超出国界的政治、商业和文化结构，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二战之后，即是在我们的时代，社会的无组织和传播的新形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的时代如何表征社会的整体和时代？……
关键在与此：当社会和文化变化过程永不停歇，没有什么是固定的，大多事物都不断的消解，社会保持着开放，个人认同和群体生活的基本坐标被打破了。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者，在这样的断裂和相对不那么稳定的时刻就特别合适和有用。
发展一种与传播相关的城市生活的结构生态学，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现象学工具。库利认为社会的固定因素是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的想象，帕克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达到共同的想象。这些是天真但是有表现力的表述，用以创建经验的社会学，建构一种现象学，包含符号建构和再建构、作用和相互作用，和共同体生活的真正过程。
媒介从两个批判的角度进入这一社会过程。首先，这是杜威的希望，也是帕克、库利的希望，媒介应该再创造公共生活，产生大共同体的理性共同话语。这样，被社会生活的技术扩张所侵蚀的公共的民主理论，就能够在现代大众媒介中再生。对于杜威来说，传播是一项道德原则。芝加哥学派中间民主公共生活的努力失败了，而且就其将希望寄托于大众媒介的民主潜能来说，是可笑的空想家。不管怎么样，这仍然是发挥着影响并且有持续生命力的一个传统。
另一个相关的视角是帕克的冲突取向的社会学。媒介是斗争和冲突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敌对变成戏剧性事件。群体斗争以控制文化在生产的饿过程而控制社会生活每个层面。在地方，共同体群体过程占据报刊来定义群体生活、认同和目标。这种斗争在全国的媒介中得到复制，来试图定义历史、文化、目标，以及组成群体来建立美国生活。就这个方面来说，所有的芝加哥社会学成果，都对这种分析有所贡献，也就是媒介作为斗争和冲突的场所，定义和表达了这些共同体。从传播效果转向文化冲突是这种视角的特点所在。同时，斗争和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与阶级和经济体，而且扩展到一系列利益：美学、道德、政治和精神。这种斗争与阶级相关，也与种族、宗教道德、社会地位、地区、性别有关。这种真正社会过程的扩展性视角，一种现象学的强烈兴趣，一种对于媒介是如何进入一个当时的不停歇的变化过程的历史眼光，是大众媒介研究史中重要但是却容易遗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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