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

心理学家将“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政府象“利维坦”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有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前者为精英，后者为“大众人”，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252页。在和陈独秀的信中胡适表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反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a strong man can save himself, 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强者自救，圣人渡人。---《肖申克的救赎》“历史三峡”与敦刻尔克撤退丁学良认为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至少提供了四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其结果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巴基斯坦大部分时候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第二条路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其结果是：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社会受到全面破坏，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这方面，中国曾经深受其害。第三种方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里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似乎并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四百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有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能自砍手脚。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丁学良认为，如果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 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 ————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老首相威廉·皮特房子是我们的避风港，里面住着我们的家人，爱人。如果你在一所房子里住久了，那么这所房子也会变成你的家人，您努力把他变大变美，你努力让他看起来是属于你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自己的房子所在的地不是自己的。不管你祖祖辈辈在这住了多久，你们一起经历过什么，地租到期，你就要离开。政府也会给你些“补偿”。反正以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即便是幸福和痛苦都可以用价值衡量。所以我们生活了很久的地方被突然强行拆掉，你家里有你爱人最喜欢的那件衣服，你爸爸留给你的表，你女儿给你写的信都被破坏了，在过程中，你保护你的家人（房子），你受伤了，这些都是可以用金钱赔偿给你的，即便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被金钱衡量。同我的邻居奶奶一般，大多数人都是得到一笔在郊区买房都困难的补助金，然后买一所五六十平米的房子，儿孙三代同住。只是没有人再会理会，老奶奶不开心，她很孤独，没有同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没有人和她唠嗑唠嗑，一个人买菜，一个人悄悄的回老房子看看……所以，能有所完全属于自己的窝真的很重要。不论它再小，它都是你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