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思维

昨天的笔记将所有与契约之债相关的请求权，包括契约上请求权和类似契约请求权都分析完了。按照王泽鉴先生在《民法思维》中的体例，现在分析无因管理上请求权。

民法典在合同编特别设第三分编，准合同规定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在第三分编中一共有6个条文（第979到984条）与无因管理相关，相比于民法通则时代仅一个条文，不可谓不是进步。下面就以王泽鉴先生关于无因管理的理论体系为参照来分析民法典中的无因管理制度，阐述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请求权进行分析。下图为王泽鉴先生关于无因管理的体系构成：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326页

管理人的请求权

民法第979条规定了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从立法的表述上来看，该构成要件相当程度上吸收了王泽鉴先生所提出的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体系，在第979条第1款前段规定了正当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而舍弃了台湾民法将无因管理的承担和无因管理的实施方法混合在一起规定的思路，因此从体系构成上来说更加清晰。下面来看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未受委任，并无义务， 这个是无因管理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无因管理制度是为了在不干涉他人事务和互助互爱之倡导中的平衡，因此如果管理人本身就对此负有合同上的义务或者法律规定的义务，实际上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并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因此不能称之为无因管理。

管理他人事务，他人事务可分为客观上他人之事务和主观他人事物（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334页）。客观上的他人事务是指从事务的性质就能够判断出该事务是他人的事务，例如为他人修缮房屋；而主观上的他人事务其通常是中性的，不和任何特定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商店购买商品。因此，在判断是否属于他人事务时也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来思考，通常对于客观上他人事务较容易区分，从一般社会观念都能够判断。而对于主观上的他人事务，此时需要证明管理人有为他人的意思，需要管理人承担证明责任。

为他人管理， 这是无因管理的主观构成要件（史尚宽，61页），而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是指管理人在实施无因管理时想要将该行为带来的利益归属于其本人。通过这个条件可以限制无因管理的成立范围（王泽鉴，第334页），也就是说成立无因管理必须要管理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能够给某个人特定的人带来利益或者避免损失的，其在实施无因管理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才能和最终通过管理行为获益的那个人之间发生无因管理之债。否则，便会因为缺乏为“他人”管理事务之意思，而不成立无因管理。例如，王泽鉴先生书中所说的，在救助邻居家火灾时，因为并不知晓或者并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避免保险公司的损失，而在救灾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并不成立无因管理之债。相反，在不知道具体的受益人是谁的情况下，只要知道某个特定的人能够因为管理人的管理行为获利，其依然能够与真正获利的那个人之间成立无因管理。

以上是王泽鉴先生所提出的无因管理成立的构成要件，在台湾民法上如果要获得无因管理请求权，还需要管理人实施的无因管理符合本人明示或者可推知之意思，以及行为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后两个要件并没有被王泽鉴先生纳入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而是在认为无因管理成立之后再判断已经成立的无因管理是否正当的要件（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但是在民法典第979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中便已经包括了管理行为利于本人，和不违反本人意思。也就是说，在大陆的民法典中，只有王泽鉴先生所说的“正当的无因管理”才能够构成无因管理，其他类型的则并不构成。

管理行为利于本人，这里所说的“管理行为利于本人”是指管理行为本身对本人是有利的，与第981条中所称“管理事务，应当采取有利于受益人的方法”不同。前者是指管理行为本身能够给本人带来利益或者避免损失，而没有对其管理方法做出限定；而后者是在无因管理已经成立的情况下，对管理人提出的要求，需要其采取有利于本人的方法。而无因管理之旨趣就在于使本人的利益免受损失，因此，第981条中所称的“有利于受益人”应当理解为能够使受益人的利益增加最大化或者利益损失最小化。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第979条所使用的表述是“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这里似乎仅将无因管理的场合限定在防止他人的利益受损，而主动采取行为增进他人利益似乎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从比较法来看，无论是在德国民法典中还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中都没有做出如此的限定。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增进他人利益”和“防止他人利益受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的不同，如果存在实质不同，则不能进行扩张解释，否则便应当将无因管理扩张至“主动增进他人利益”的场合。似乎主动增加他人利益，对他人的自由干涉更大？这里好像是一个问题啊，有解决的空间啊。

最后，是管理行为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受益人的真实意思可以明示表达出来，也可从客观情况中推断出来。例如在救助他人的孩子时，当然可以推断出，救助行为是符合受益人的真实意思的。而根据第979条第2款，如果本人的真实意思是违背公序良俗除外。即，如果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不符合本人的真实意思，但是本人的真实意思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那么本人依然可以根据第979条第1款取得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补偿请求权。此处的公序良俗应当和第143条中的公序良俗做相同理解，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包括应缴纳的税款，应当履行的扶养义务等情况。

下面来分析管理人的请求权，在无因管理成立以后管理人便享有了两项请求权：

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管理人为实施管理行为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请求本人返还，这里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费用是为了实施管理费用，且费用是必要的。前者应当从费用和管理事务之间的关联关系来判断，例如在救助邻居家的火灾时购买灭火器或者水管和水枪都算是必要的费用，但是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就不算了；而费用且是必要的，此必要应当根据实施管理行为的客观情况来判断。

损害补偿请求权，如果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时还遭受了损失，还想有要求本人补偿的权利。这里的损失和管理行为之间应当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才可以，例如在救火时被烧伤，在救助溺水人员时自己被冻感冒了等。

第980条规定了王泽鉴先生所说的“不适当的无因管理”。从第980条的表述上来看，第980条的适用还是有条件的，首先“管理人管理了他人的事务”、“受益人享有了管理利益”，但是第980条的限定语是“管理事务不属于前条规定”，因此否定了第979条中对“管理事务”的修饰，即“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和“符合他人真实意思”。此时，因为并不成立真正的无因管理，因此此时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实际上是不能被排除违法性的，如果其对本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依然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而真正的无因管理是能够阻却管理行为的违法性的。但是第980条还是规定了，在本人受有利益的情况，管理人依然享有“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

今天来分析王泽鉴先生所说的“类似契约请求权”，其实我是不太理解这个“类似契约请求权”的概念的。王泽鉴先生在《民法思维》中，如此表述：前款所述的契约请求权，无论是主契约请求权还是次契约请求权，其均以契约有效成立为前提。但是类似契约请求权，则是基于法律规定而生的请求权，因与契约有关，学说上成为“类似契约请求权”（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责任

民法第171条第3款，规定了无权代理人对第三人的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规定了善意相对人在无权代理行为因为本人拒绝追认而确定不生效力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履行请求权。从比较法来看，此条规定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无权代理人之损害赔偿责任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者均对善意第三人规定了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仅规定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没有规定善意第三人可以要去无权代理人自己履行其所实施的法律行为（黄茂荣：《债法通则之一 债之概念与债务契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此外，第171条第3款第二句还将损害赔偿的最大范围限定为不超过履行利益，这对解释第1句钟所说的“损害赔偿”的内容具有帮助。

成立要件

1.无权代理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未被本人追认而无效。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立法将成立的要件限定为因为本人的拒绝追认而无效，而不是其他情形导致的，例如相对人的撤销等原因而导致的无效。因为在因为相对人因为行使其撤销权而导致无权代理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归于无效时，相对人本人已经不希望该法律行为继续发生效力，便没有了保护的必要。2.相对人为善意，要求相对人并不知道无权代理人事实上没有代理权，至于相对人的善意是否是存在过失在所不问。

法律效果

1、善意相对人可以要求无权代理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关于此处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学说上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为是仅能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有人为仅能请求履行利益的赔偿，有认为既可以主张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也可要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但是在赔偿信赖利益损失时不得超过履行利益。台湾地区的学说通常认为，相对人可以自由选择赔偿履行利益或者信赖利益（黄茂荣：《债法通则之一 债之概念及债务契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306页）。从民法典的立法和台湾地区的立法来看，二者的立法是一致的，在解释上台湾地区的理论也值得借鉴。此外，从第171条第3款第2句来看，其将损害赔偿的最高的范围限定为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实际上是将赔偿的上限规定为相对人的履行利益。这样的话，如果低171条第3款第1句所指称的损害赔偿仅限于履行利益的话，第2句便显得十分多余，因为只赔偿履行利益的话当人不会超过自身。因此，可以认为第1句所称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履行利益，还包括信赖利益。

2、要求无权代理人自己履行其与相对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对于这个权利，我认为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在本人已经表示不予追认无权代理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之后，该法律行为便自始不生效。因此，此时相对人要求无权代理人继续履行其与相对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基础是什么就存在问题。在法律行为因为不被追认时而不被生效时，又要求无权代理人实施，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果说，是因为无权代理人在和相对人实施法律行为时双方达成了一致才要求无权代理人实施的话，此时还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权代理人在实施这个法律行为时并不是出于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意思，换句话说其自始便不想受这个法律行为拘束。相当于民法总则中所说的虚伪表示。可见，第171条第3款规定了善意相对人享有要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在逻辑上来看可能并不合理。

之所以如此规定，可能是因为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角度出发的。如果善意相对人在本人拒绝追认之后，如果无权代理人继续履行该合同的义务，可能对善意相对人来说更符合其目的。

这两天因为有点事情没有更新，今天继续写关于在合同中第三人请求权的部分，先来写债权让与，之后再来分析债务承担的问题。

债权让与

首先需要明白债权让与的定义和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债权让与指的是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前提下（不损害债的同一性），将债权转移给他人。这里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在债权让与的场合，债权的内容和性质没有改变。买卖合同还是买卖合同，损害赔偿还是损害赔偿；第二，是将债权转移给了第三人。这意味着第三人仅仅是取得了对债务人的债权，并没有成为债之关系的主体，债的主体仍然是让与人和债务人。只不过现在是债权人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了第三人，这样做并没有把自己从债之关系中解脱出来，如果是双无合同，让与人虽然将自己的债权转移给了第三人，但是其仍然需要负担对其他债之主体的债务。相反，受让人仅仅是取得了债权，但是并不需要对其他债之主体负担债务。

受让人的请求权

在完成了债权让与之后，受让人实际上对两个人享有债权。一是让与人，另一个是目标债之关系中的债务人。因此，受让人此时便享有向这两个人请求给付的权利。先来分析受让人对让与人的请求权，再来分析受让人和原债务人的请求权。

受让人对让与人享有如下的请求权：

第一，请求交付债权。通说认为，债权让与是处分行为，准物权行为，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合同成立生效之后，即发生了债权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转移的效果。此时并不需要做成独立的债权交付行为。啊，所以这里单独列举交付债权的请求权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双方在签订完了合同之后便已经履行完毕了，没有存在什么间隔的时间。不过如果原来的债权需要变更登记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意义的。

第二，请求交付债权证书。这个其实就是债权让与合同的随附义务，为了帮助受让人更好地行使自己的债权，需要交付债权的证书。例如，交付借条或者交付各种权利凭证。

第三，请求交付从权利（第547条）。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一个重要的请求权，因为从权利是依附于主权利的，在双方的债权让与合同签订完成之后，从权利也就随同主债权一起转移给了受让人。但是需要重点注意的是，第547条第一款但书，“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该债权人自身除外"。

一般来说常见的从权利包括担保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权、保证债权和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对于担保物权等保证债权实现的权利来说，既然债权现在已经从原债权人移转到了受让人手中，其担保债权实现的从权利自然也应当一同移转，这既是这些权利从属性的体现也是保障受让人债权价值的必要之举。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商事留置权是否随同主债权一同转移。此外，第547条第2款规定，此处取得的担保物权并不需要移转登记或者移交占有，因为担保物权担保的是债权而不是特定的债权人，现在债权走了担保物权也要一起走。和普通留置权不同，商事留置权并没有担保某个特定的债权，而是担保在原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长期发展和存续的债之关系，因此即使某一个特定的债权被转移给了第三人，原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商事留置权也并不随同转移（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1页）。而对于其他形成权是否能够同时转让给受让人不无疑问。学理上一般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请求权行使相关的形成权，一类是与债之关系本身相关的形成权。前者例如，选择之债中的选择权，而后者例如解除权和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这里又需要回到债权让与的概念，在上文已经分析过，债权让与产生的效果是使受让人获得债权，而不是使其成为债之关系的主体。换言之，其无权决定债之存续或者使其性质发生改变，受让人的所有利益必须仅限于债权，以及为了实现债权的从权利。

下面分析受让人对原债务人的请求权：

第一，请求其给付以实现债权。这是债权的应有之义，只要受让人自原债权人处受让了债权债务人便应当向受让人给付。但是为了处于保护债务人的需要，此处还涉及到对债务人的通知。

第546条第2款规定，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力。这里需要正确理解对债务人不生效力的含义。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合同是发生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其效力由双方的意思自治决定，如果不存在效力瑕疵的事由，那么其效力并不会因为债务人是否被通知而受到影响。此处所说的对债务人不生效力，指的是债务人如果没有被通知债权让与，其依然可以向原债权人为清偿，且该清偿发生消灭债权的效力，而受让人对于债务人不得主张任何权利（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页）。但是并不会影响到原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换言之，让与通知并不是该债权让与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要件。仅仅是为了保护债务人而特别设定的规则。

第二，若原债务人无法实现债权，受让人还可追究其违约责任？其实这里我并不太确定，因为上文的分析已经很明确，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并不是使受让人成为原来债之关系的当事人，因此是否还能够向债务人追究违约责任并不太明确。但是不追究责任的话，对于受让人来说又不公平。这里确实是一个问题，还需要继续学习。

原债务人的权利

这里没有用请求权，因为在债权让与中，严格来说债务人并没有享有请求权，但是其享有一些其他性质的权利，例如抗辩权和主张抵消的权利等。

第一，抗辩权。民法第548条，在债务人接到债权让与的通知之后，其对原债权人的抗辩也可以对受让人主张。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债权让与场合在债权让与通知送达债务人之前，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并不发生效力。但是在债务人接到债权让与的通知之后，债权让与的便开始对债务人生效。此时，债务人可以且仅可以对受让人为给付以清偿债务，对其他人为清偿无效。但是受让人是通过继受的方式取得债权的，其必须保持债权的内容不得变更。因此债权上所负有的抗辩，受让人也必须一同继受。因此，在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生效之后，债务人依然可以对受让人主张其对原来债权人的抗辩。而抗辩权的内容，也不以狭义的抗辩为限，可以包括诉讼时效完成的抗辩、债权不发生的抗辩、债权消灭的抗辩、双务合同的抗辩权等内容的抗辩（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第480页）。

第二，主张抵消的权利。民法第549条第1项规定债务人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对受让人主张抵消。其抵消的条件同行使法定抵消权的条件相同，此处相当于债务人是主动债权的持有方。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债务人不能因为债权之让与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此如果债务人对于原债权人享有抵消权，其对受让人仍可主张（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第503页）。这里仍然可以用债之同一性来解释，即使债权人将债权让与给了第三人，并没有改变债的内容，因此基于原来债之关系的抵消权自然也没有消灭，债务人便也可以行使。

债权二重让与

到这里基本上把债权让与场合的每个交易主体的权利分析完了，但是在每一本书上都介绍了债权二重让与的情形，这在交易中也经常出现，这里以林诚二先生书中的关系图为对象说明债权二重让与场合中的法律关系，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利。

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第503页

甲和丙之间的债权让与合同成立后，债权便从甲转移到了丙处。此时甲手中并没有债权，因此其便无法将债权再转让给第二受让人丁。但是甲和丁此时签订的债权让与合同到底是什么效力，这又是一个问题（但是不影响后文的分析）？这里便遵循了先来后到的原则，即先签订债权让与合同的人才能取得债权，而后签订的人则无法取得债权。现在再引入对债务人的通知这一因素。（1）甲、丙、丁三人均未向债务人乙作出债权让与通知（民法第546条第2款仅规定了债权人能够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但是从比较法来看，否定受让人发出通知的权利并没有道理。可以认为此处存在法律漏洞，应进行目的性扩张，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第476页）。此时，第一受让人丙取得债权，但是因为并未通知原债务人乙，因此债权转让合同对债务人乙不生效力，丙无法要求乙清偿。但是其清偿通知中包含债权转让通知内容的，应当解释为允许其请求债务人清偿（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8页）。（2）丙通知债务人乙。自丙通知送达乙之时起，债权让与合同对乙发生效力，乙此后只能向丙为通知。但是在丙通知乙之后，甲又通知债务人向丁清偿。此时便发生了债权的表见让与，如果乙因为信赖甲的通知而向第二受让人丁为清偿，其依然有效。但是，因为甲和丁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并无效力，因此丁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构成不当得利。第一受让人丙可以根据不当得利向丁请求返还其债权。第二受让人丁先于第一受让人丙发出通知，其效力类推上述情况。

接着昨天的写，今天来分析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请求权，这部分相比于债务履行障碍时债权人的请求权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这方面存在比较多的理论争议，光是在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果上就有“直接效果说”、“间接效果说”和“折中说”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参与立法者的立场来看，其是坚持直接效果说的，且直接效果说说也是我国通说，这里就按照直接效果说来分析。为什么不按照别的学说呢， 因为别的学说我没看明白，哈哈哈哈哈。等我什么时候整明白再来。

解除权的发生

合同解除权有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和合意解除等不同类型，这里主要分析的是一般法定解除权，即规定在民法典合同总则编的解除权，这种解除权的适用范围最广泛，可以适用于各种合同。第563条规定了一般解除权的成立条件，从整体上来说，法定解除权可以因为“不可抗力”产生，也可以因为“违约行为”而产生。其中不可抗力必须要达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程度，而“违约行为”则包括各种违约形态，有拒绝履行，此时可以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便解除合同；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过催告仍不履行；以及因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解除权可以以通知的形式来行使（第565条第1款），也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来行使（第565条第2款）。解除权是形成权，因此在表示解除的通知（前提是发出通知的人确实享有解除权）到达对方当事人时，合同就可以解除，而无需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从第565条也可看到，解除权和撤销权不同，二者虽然都是形成权，但是解除权使单纯形成权，而撤销权是形成诉权。这就说明，在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行使解除权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的判决并不是形成判决，而是确认判决，是对起诉状送达时就产生的解除效果的确认，而不是其本身产生解除合同的效果。最后，作为形成权，其受到1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恢复原状请求权（第566条第1款）

如上所述，这里是按照“直接效果说”来分析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方式。根据直接效果说，在合同解除后，合同溯及既往地消灭，没有履行的停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发生恢复原状和采取补救措施的效果。按照直接效果说，在合同解除之后，当事人之间的给付便失去了法律上的原因。如果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此时被解除的是债权合同，而当事人之间已经履行的物权合同并未同时被解除，但是在债权合同被解除后，继续保有对方的给付便失去了法律上的原因，因此可以根据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返还原物。这种情况主要发一时性合同中，此时有“实物上”恢复原状的可能，只要双方互相返还已经受领的对方的给付；而在继续性合同中，例如租赁合同，此时便不可能发生“实物上”的恢复原状，便需要通过采取补救措施，来恢复到原来的价值形态。

解除合同与损害赔偿

第566条第2款规定，因为违约而导致解除合同的，债权人除了可以解除合同外，还可以要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此处主要是损害赔偿责任。而关于损害赔偿责任和解除合同的关系，也是比较麻烦的。我觉得需要区分合同为什么解除的。

首先在因为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永久、不能履行的，因为不可抗力是免责事由，债务人可以免除自己的违约责任，因此这里自然也不存在损害赔偿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债务人拒绝履行而债权人解除合同，此时债权人在债务人拒绝履行之后便可要求赔偿其履行利益，而且可以和解除合同并存。

如果因为债务人迟延履行而债权人解除合同，债权人可以在解除合同之前便请求债务人赔偿迟延履行损害；而对于履行利益的损害，如果在不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便能够请求的话，会导致债权人重复获利。因此，需要债权人解除合同之后，才能够要求债务人赔偿履行利益的损害。

如果是债务人履行不能而债权人解除合同，情况比较简单，债权人可以同时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和要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权利。

到这里基本上分析完了合同上的请求权，而在王泽鉴先生的《民法思维》中还分析了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中的瑕疵担保请求权。因为大陆的合同法并没有将可归责事由作为违约责任的成立要件，因此在责任构成上违约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之间并没有区别，故而瑕疵担保责任并不具有特殊之处。而民法第617条也将第582条到584条所规定的违约责任作为处理方式，因此并没有单独分析的必要。

至此，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上请求权已经分析完毕，限于自己的学识其中定然有不少错误之处。本着写作不是目的，学习才是目的的出发点写了这个东西，希望看到的有缘人能够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