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大致内容 1993年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来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强烈争论。为了回应这些挑战，亨廷顿在1996年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围绕“冷战后，国际间的冲突主要是由文明的不同造成的”论点展开论述。大致内容如下：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告别了两极世界，引起七、八个文明间的冲突。研究冷战后的政局需要一个范式，比较著名的有：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亨廷顿提出文明范式。经济实力强大的西方文明一直鼓吹自己为普世文明，可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其实，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文明开始走向衰落，亚洲文明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也是导致穆斯林国家及邻国不稳定的原因）。 因此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历史上，文明交流与融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战争。文明的冲突中，西方的普世文明、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和中国的儒家文明三者之间的矛盾是最严重的。而且当今世界最有可能爆发的战争是断层线战争，特别是中东和东欧地区。由于断层线战争具有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所以暂停断层线战争，首先需要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其次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 总而言之，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二、我对亨廷顿观点的看法1、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什么会遭到中国学者的指质有学者认为：“亨廷顿把儒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冲突不无关联。”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崛起道路，可却被当成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美国一直跌跌不休的中国威胁论似乎通过亨廷顿的作品理论化了。2、对西方和现代化的三种回应方式第一，拒绝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除了一些想要维持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基马尔主义，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基马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采用全盘西化的方式改造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第三，改良主义。他们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化的主要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中国政府把改革开放说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亨廷顿认为改革开放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模式的延续。3、宗教复兴的原因亨廷顿认为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对传统宗教的认同，若不能满足者，其他宗教团体代替。另一个因素是西方的退却和冷战的结束，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我比较认同第二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搞去除四旧，以共产主义为唯一信仰。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和苏联的解体，中国各种民俗活动重新焕发活力，并美其名日精神文明建设。我就纳闷了，以前扫四旧时怎么不叫精神文明建设。4、文明冲突论中的朝鲜与韩国今年4月13日，朝鲜发射卫星失败，世界各国对此事的反应态度不一。美国的态度是谴责，甚至偏向武力。而韩国的态度则是呼吁朝鲜放弃核试验，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按理说，韩国和美国应该意见一致，可韩国却比较温和。依据文明冲突论，每个文明都有它的核心国家，比如西方文明是以美国为首的，中华文明是以中国为首等。朝鲜、韩国和日本都跟中华文明有着源远流长的关联，所以对待朝鲜卫星发射事件，表面隶属于西方文明的日本和韩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激动，而是委婉的谴责朝鲜。就拿韩国来说，李明博呼吁朝鲜放弃核试验，并且与韩国携手一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其实，韩国想要统一朝鲜半岛已经很久了，倘若未来真的实现，那么朝鲜拥有的核武器自然就归韩国。因此，韩国对朝鲜发射卫星的态度比较委婉。5、人口增长伊斯兰复兴的作用一个民族的强大需要青年人（15-24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在上世纪80时代起大大增长，并开始占总人口的20%，这些青年人为伊斯兰组织和政治运动提供了生力军。亨廷顿教授还指出，倘若这批青年人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并习得原教旨主义，对未来世界的威胁无疑是巨大的。熟悉国际政治的人应该还记得去年的“阿拉伯之春”，许多穆斯林国家纷纷挑起夺权运动，估计也跟青年人数多有关吧。我觉得亨廷顿这一观点，为我们探究古代战争或政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青年人口数量对政治的影响。6、伊斯兰世界真的没有核心国家吗？亨廷顿认为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六个国家中，印尼远离阿拉伯世界，埃及是一个穷国，伊朗是穆斯林什叶派国家，巴基斯坦与印度政治冲突严重，沙特的地理位置为四战之地，土耳其则全盘西化了。所以，伊斯兰世界缺乏核心国家。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伊斯兰世界缺乏一个独立自主而又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的国家。自从基马尔改革以后，土耳其发展迅猛。倘若它放弃依靠西方，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还是有可能的。7、非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亨廷顿说：“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反对西方式的小资情调，甚至连颜色鲜丽的衣着也被打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西方的价值观逐渐被青少年一代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国官方当然把之斥为文化霸权主义，可青少年一代欣然接受。另言之，西方的普世思想宣传有所收获。而在伊斯兰国家（除了基马尔主义的土耳其），原教旨主义和宗教复兴似乎在与西方普世文明进行着强烈地对抗。我想历史上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重要原因，比如跨越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此外，两个文明的教义也存在矛盾，比如伊斯兰文明主张政教合一，而普世文明则以民主的代议制标榜，强调政府对教权的控制。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应对普世文明的结果的差异，我想跟是否存在信仰有关系。8、为什么北京不能承包2000年奥运会按亨廷顿的说法就是对在1993年维也纳会议占尽风头的中国的反击，而根本原因是西方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诚哉斯言，北京在2001年重新申请举办奥运会应该再一次遭到西方国家的围堵。结果，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将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我想除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奥委会渴望摆脱政治。三、我的感受以前高中的政治课本，强调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决定因素。在这一范式下，当我们分析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时，往往归因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亨廷顿就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范式，即文明冲突论。土耳其为什么迟迟不能加入欧盟，是怕拖垮欧洲经济吗？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欧盟的基督教文明难以容纳一个伊斯兰文明的国家。跟中国搞联合军演的俄罗斯为什么还要跟印度搞暧昧关系，仅仅是想遏制中国发展吗?我想可能是东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博弈。我们应该学会批判的思维方式，切勿一刀切。

亨廷顿认为全球应该分为7-8个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全球五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佛教。西方文明八大特征 1、古典遗产，包括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基督教。2、天主教和新教。3、欧洲语言。继承于拉丁语系，被广泛的划分为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呈现出现在的形式。4、精神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即政教分离。初西方文明外，只有印度文明是政教分离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西方的这种政教分离极大的有利与西方自由的发展。5、法制：继承与罗马法，认为人类的权力应受到某种外部力量的制约。强调保护人权和财产权。而在很多文明，法治是相对不重要的。6、 社会多元主义和市民社会。欧洲具有相对强大的贵族、农民、商贾。而其它文明，往往是中央集权和独裁的。7、 代议政体：社会多元性发展了代议政体，要求分享权力。8、 个人主义：西方强调个人主义，非西方强调集体主义。西方文明之所以有现在的民主和现代化，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不可一味学习西方，全盘西化的结果不过是戈尔巴乔夫或者基马尔的结局。

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1、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中的人（海外华人、“近邻”的俄罗斯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2、西方文明现在有两个核心，即美国和法德核心，英国则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他们之间。3、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国家。巴西（葡萄牙语言相对于西班牙语）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朗（什叶派相对于逊尼派）之于伊斯兰教，亚文明的差异使他们很难担任这个角色。4、埃塞俄比亚、海地及日本是显然的文化上的孤独国家，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俄罗斯：俄罗斯经历了4个阶段：1、基普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与西方没有联系，受拜占庭文化和蒙古长期统治的影响。2、彼得大帝阶段，彼得大帝看到了和欧洲的差距后，决定让俄罗斯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同时完善了专制体系，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后来的列宁和斯大林也是遵循这个模式。3、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启了第三阶段，进入和西方对立的阶段。4、苏联解体后，拥护西方还是民族主义？俄罗斯开始无所适从。二、土耳其1、基马尔采用全盘西化改造土耳其，驱逐美尼亚族和希腊族，废除哈里发，撤销宗教部，废除宗教学校和学院。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2、二战中，土耳其保持中立，二战结束后，土耳其迅速认同西方，追随西方。成为西方抵抗苏联的重要盟友。3、冷战结束后，结盟的理由没有了。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被拒绝。欧洲无法接受拥有6000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土耳其加入欧盟。4、受到西方世界的拒绝后，土耳其开始组建突厥语共同体。发展和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而这些中亚国家又受到俄罗斯的影响，需要保持平衡。5、国内伊斯兰情绪的增长，逼迫统治者转向复兴伊斯兰教。土耳其开始加强和其它穆斯林国家的联系。土耳其既是西方国家，又是伊斯兰国家，作为桥梁，也委婉的证实了它的无所适从。三、墨西哥和澳大利亚墨西哥在政治上追随美国，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印第安文化。而澳大利亚虽然渴望融入亚洲，但是核心价值观还是西方的。

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倩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表3．2的简单形式指出了这一变动的过程。

们不断地寻求有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质化世界的趋同。相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早期现代阶段以独特形式发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着不变性。”正如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和其他人所详细阐述的，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几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范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凤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正如哈桑·图拉比所说的，所有宗教都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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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新移居到城市的人是第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一般需要感情上、社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和引导，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多尔所说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新中间阶级。正如凯伯尔所指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并不是年迈的保守主义者或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穆斯林和其他人来说，宗教复兴是一个城市现象，它吸引了那些现代取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在专业部门、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业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轻人信仰宗教，而他们的父母却是世俗的。印度教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其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来自本土化的第二代人，而且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土”。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间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在韩国，60至70年代期间，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越来越多地汇集了同样类型的人。

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专制的。在这种历史的重现中，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它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入权的行为。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究过。——原书脚注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

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入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一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往引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

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坍的多米诺骨牌。”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原文开始> 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

危险的因素。</原文结束>

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白皮书将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确定为：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 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 种族和宗教和谐。

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