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研究

王韬：用“富强”不用“经济”，没有将“富强”提到社会组织原则层面，为不与儒家伦理发生冲突。“富强”从19世纪上半叶还带有负面含义（富商豪强），与“经济”内涵出入很大。

甲午战败后，“富强”（富国强兵）十分重要。“经济”内涵扩大到各类关系民生的国事，但道德主义内核未变。“中学经济”“西学经济”包含着分割儒家伦理和西方价值的思想。梁启超使“经济”具有的大同价值，指向提倡劳工阶层掌握经济大权的社会主义。

中体西用。经济内容极广，后来其中的内容不断剥离出新的专门领域，只剩下“理财、税收、节用、奖励工商业”。革命派“经济”代表“民生主义”。

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组织原则发生变化，“经济”一词也随之与道德脱离关系。随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以及清末新政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失败所带来的反思，现代社会组织原则被否定，经济决定论兴起。

《新青年》知识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前提：

1. 1915.9～1918.12，知识分子主要认同法国启蒙思想，同时介绍唯物论。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西方唯物主义观念；唯物论并不一定逻辑地指向唯物史观。唯物论结合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的否定才能导致唯物史观。民初引进西方共和主义失败，“民主”取代“共和”，民主从西方代议制转变为“民治主义”甚至“工人政治”，表明平等成为普遍道德追求，后来又转变为批判资产阶级，主张无产阶级民主专政。这个过程中否定了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

2. 李大钊认同历史唯物主义，而认为剩余价值论存在矛盾。之后没有人重视李大钊的发现。1919.1～1921.4，中国民众生活日益贫困，知识分子从讨论社会生计困境，一步步走向认同剩余价值论。陈独秀用剩余价值论总结社会主义大论战，创建中国共产党。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得他们意识到，不是理想有问题，而是理想无法在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中实现，这种思想成为共产组织的温床。

革命知识分子从认同马克思主义走向接受列宁主义。列与马的主要区别：1. 列宁根据剩余价值论来论证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垄断，推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和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必然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2. 共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强调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中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是从批判市场不能实现公平分配开始，一平等分配为核心价值，重构合理的经济制度，然后再论证与之配合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实施中央指令式计划经济，成为1920年代共产党的行动纲领。

除了否定市场机制，用平等这种新道德取代传统道德之外，只不过传统社会的道德精英绅士阶层由中国共产党先锋队代替，儒家的大同理想变为共产主义。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理据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论》的影子。

因此，1950年代实行新民主主义至改革开放前，类似经世济民的深层结构再次支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改革开放后，唯生产力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意识形态问题从此被悬置。

19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家都被以下悖论所困惑：为什么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大部分人却会贫困到无法维持生计呢？正式在对贫困根源的考察以及提出不同的宋利轮解释和对策的背景下，产生了西方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两种互相对立的学说。......一种是认为因没有彻底贯彻现代社会组织原则所导致，即工人贫困化是自由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结果；另一种则是从批判市场经济出发，质疑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一旦剩余价值论成立，它就会如此质疑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的正当性：当自由的个人在市场中难以维持生计时，个人自主性还能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来源吗？......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被认为是一切政治制度和价值系统（包括个人权利观念）产生之基础，这就自然而然地推出经济决定论。由经济决定论出发，可进一步推导出历史唯物论，即历史上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不同形式的不合理剥削制度。......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强调经济活动是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二是剩余价值论，它否定了自17世纪以来被工人的现代社会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