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研究

既然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前提是破除二元论，提倡一元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一元论，这就导致一个思想结构与内容互相矛盾的现象。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思想内容上全盘反传统，进行启蒙。但其思维模式却是恢复了传统的道德价值一元论。正因为中国现代常识理性形成之后，由西方引进的所有现代观念。大多都被中国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重构。形成中国式现代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政治观念。因此我们说新闻话运动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段炼只是旧瓶装新酒，外来观念好比是新酒，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则是旧品。

11.1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讲起

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研究者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

重新检讨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放弃自由主义的重大信息。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起因与巴黎和会有关。巴黎和会确实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但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权利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相比，这次事件并不特别严重。那么，为什么巴黎和会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从来，人们对某一件事的反应并不仅仅是由事件本身决定，而且还取决于当时普遍观念对事件的解读。自1895 年甲午战败后，西方列强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但这并没有妨碍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把西方民主国家作为效法对象。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物竞天择是公理，从中可推出弱肉强食；故在很多人心目中，公理和强权并不对立；另一方面，虽然当时视国与国平等为公理内容，但在争取中国平等地位时又大大受挫，人们也只得无奈地慨叹:“强权世界忘公理，开演生存起竞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报刊言论中就有谈到弱国本来就无外交，“有强权无公理，此世界之公例”既然在国际格局中从来是“公理不敌强权”，那么，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对公理和强权关系的理解发生某种重大变化，巴黎和会的结果才会成为学生上街抗议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幻灭的原因。

告别自由主义，要进一步追问他们何时，为何会彻底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战暴露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

11.2 什么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一般社会事实有如下两个区别：

①只有当该事件的参与者、观察者或回忆者的参与、观察或回忆动机跟某种理念有关，而且他们的动机被某种共同观念所支配时，对于他们而言，该事件才构成某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②正因为导致普遍观念改变的不仅是社会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与该事实；相对应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故同一社会事实对于不同的观念系统，可以是不同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观念系统来讨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11.3 事件在观念系统转化中的定位

人们一般认为是“十月革命”这一重大事件促使中国知识界转向以俄为师，走上全面社会革命的道路，但从图11.1可见，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及其后一两年，它被提及的次数极少，这表明当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对这一事件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也是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是19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这表明，十月革命是革命话语勃兴之后，才在观念史图像中被重新定位而受到重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或部分接受)

马克思主义后，十月革命的重要性才日益显现，并对中国现代观念系统转化发生极大的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作为社会革命的成功样板，促使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中国式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

11.4 重大历史事件与观念的互动

1、“复辟”

复辟派主张所谓虚君共和，这种政治保守主义主张的理论根据是:中国要求生存、求发展，赶上西方，就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局面;鉴于当时国情，要稳定就必须恢复帝制。对复辟的批判，必定要否定其思想基础，以陈独秀、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群体认为儒家伦理应为复辟负责。当时的共识是民初共和政治的混乱导致了复辟，如果再往前追溯，民初共和主义也是20世纪最初十年清廷立宪的思想基础。这样，就需要猛烈批判那种把私领域道德和公共领域道德视为互不相干的中西二分二元论观点，反对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则导致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共和主义作为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随着该意识形态的消亡而丧失其正当性。因此，从大方向来看，是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相结合，导致了《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思想发生巨变，放弃自由主义正是这一巨变的一部分。

2、义和团事件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事件只是一种历史记忆。从文本上看，1918年提及该事件的次数相当多。这是因为，当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看到克林德碑的报道，勾起了人们对十几年前事件的回忆。

是通过全盘反传统主义和普遍观念发生关系的。

3、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自我指涉

在此之前，知识分子深陷于共和政治失败和改造社会的无力感之中，而学运一发生，它的意义就立刻被认识到了。

换言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五四运动”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指出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告别文化运动，走向政治参与。从五四运动本身的演化逻辑可以看，1919年事件发生后，明确与新文化运动相区别，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导致革命观念的勃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告别革命情绪的逆转。

11.5 互动关系网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新村运动

对新村运动乌托邦实验失败的思考，是把激进青年推向接受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村运动失败对知识分子观念系统的冲击，乃是否定其个人主义以及那种自我改良式的社会再造梦想。使《新青年》知识群体认识到必须用大众的社会革命取代个人的社会改良;而要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就必须改造原有松散的政党及动员群众的方式，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

《新青年》知识群体放弃自由主义，与他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寄望的幻灭、中国学习西方共和政治的失败，以及对学生运动改造中国的期望都有关系;并分析揭示所涉及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观念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网。

但是，一旦要研究事件与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网，就必须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即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疑点如下：

①是否可以说1919年以前的知识群体行否自由主义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新青年》知识群体已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共和政治。新文化运动是用大无畏的理性精神来审视一切生活领域的，这种精神当然也包含着对作为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反思。那么，用信奉自由主义来概括五四运动前《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思想主流，显然是不准确的。

②能否说他们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源于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下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列宁主义本质上可归为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整合解体的产物，那么，我们认为，革命话语1919年以后在中国的兴起并转化为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则是和中国式革命观存在内在的联系。与列宁主义革命观不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一方面有改朝换代的隐结构，另一方面则是由全盘反传统主义主导下价值逆反的产物，其中国特色很鲜明。因此，那种指《新青年》知识群体拥抱马列主义亦是一种过分简化且不准确的说法。

上篇结束才抛出真正颠覆性的大观点，真是绝。——头一回看论文集看得意犹未尽。

2.1 公共空间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曾对东欧当代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化发生过重要作用。

在西方，公共空间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同步，是民主政治的起源。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指出明清以来绅士和商人形成的各种民间社会，不仅没有西方前近代公共空间对抗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反而是依附于国家政权的；也不能把19世纪下半叶太平天国以后，由绅士、商人为主体的民间组织，说成是公共空间在中国的发展。

黄宗智：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他提出另一种论述，就是把明清以来以绅士为主体的县以下自治以及绅商形成的各种团体，称为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并用这一不同于西方公共空间的第三领域的变迁，来解释中国近现代社会，如20世纪后半叶农业合作化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等的发生和特点。

但此设想不能解决现代转型的机制问题：它究竟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还是被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结构所支配？即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看待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本土起源？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忽略向西方学习的机制，就不可能完整自洽地解释一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学习西方的过程是与本土文化不断互动的。

按照公共空间理论，它的形成依赖于个体之间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将私合成公共的机制。这样,在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时，解决如下问题就成为克服困难的关键：中国前近代有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公共意识？西方的私的观念和理性主义是怎样进人中国的？它们在传人过程中是否被中国传统文化重构？

文章的展开：

1、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献中“公”的意义，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公共意识的结构，并探索它与西方前进代公共理性的同和异。

2、“儒学式公共空间”的实现源头，其在东亚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意义

3、清末民初的儒学式公共空间并没有为宪政和民主政治提供稳定的文化架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正是在学习过程失败、重构西方现代思想中形成的。随着绅士公共空间的解体，中国发生了批判绅士公共空间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儒学隐结构的新意识形态兴起，中国形成了与西方极权主义不完全相同的现代社会结构。

2.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意识

近代“公共空间”有两重含义

第一，它是指国家和私人(包括家庭)以外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适用的价值和规则不同于私领域。

第二，公共空间是将“私”合成“公”的场所；个人的意见和利益(私领域的利益或选择)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合成为公共意见和利益。我们将以上两点称为“公共空间”理论的基本要点。

必须满足如下三个前提：

条件一：要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特别是那些既在家庭事务以外，又不属于国家范围的新领域并在观念上能明确意识到这一领域的存在。

条件二：主导这个新领域的价值和规范(公共理性)必须与私领域不同。

条件三：必须承认私人领域的正当性和相应价值。

“公”，与“私”相对（对私表示否定），表达公开——汉前，在观念上已经实现公共领域和私领域的区分。

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并不缺乏1、3，而是缺乏2。礼同时适用于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于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同于私领域的公共普遍之理长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

孝——忠

中国不可能同时将同家族利益和朝廷利益相矛盾的公共规范和意识视为正当。

2.3 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之幻想

既然家国、忠孝的同构压制了公共意识和公共规范的成长，则中国传统实现发展中，是否出现过如此可能？

清军入关后，气论对儒学的重构（强调理在气中时，统一的天理会随着气的不同而分裂。在新流派中，曾出现忠孝不同构的思想，其后果是使得“公”用于表达公共领域之理。）忠孝同构的破坏使条件二得以成立。

e.g. 《明夷待访录》

把儒家伦理的有效性限定在同气,即同血缘的人群中。他分析指出,君臣之间并无“子分父之身而为身”这种不可改变的血缘关系,因而不同气,故由孝推不出忠。一旦忠孝不同构,忠即不属于儒家伦理核心价值,其正当性即发生动摇,当然也不再是社会和国家的组织基础了。因此,皇帝也就不再处于最高的伦常等级,他与臣民的关系也就不能类同于父子关系,而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明夷待访录》基于反对忠孝同构、批判皇帝家天下而产生的政治理念,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个人为本位,是个人利益意见合成公共利益、公共意见的场所。而黄心目中的私, 并不是指独立的个人，而是一一个个家族,参与者是绅士,大多具有族长、地主和道德(知识)精英三重身份。由此,我们可以把《明夷待访录》想象中的这种以家族为本位、以绅士为代表制的公共空间,称为绅士公共空间,它是儒学式公共空间在中国的表现形态。认为此空间应该发挥学校的议政和监督功能。学校作为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公共场所,通过公议参与朝政（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某种政治公共领域）。

在身份代表上绝类哈贝马斯所说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其根本不同在于，西欧的等级既不属于“私”也不属于“公”，公共领域就不可能是将私合成公的场所。而中国绅士公共空间的组成意味着私合成公的机制可以实现，恰恰类似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

2.4 绅士公共空间与“公理”“国民”和“社会”等新术语

黄宗羲-中国的卢梭：①公共领域的组织原则不再由儒家伦理决定；②社会契约论在20世纪初得到普遍认同。

私：家族/个体

人们从进化论特别是个人争权利的正当性出发，来推演出更为普遍的公共领域之理时,国家主权自然会被视为由个人权利合成的，民族国家意识遂应运而生。即。一旦“公理”和“公例”成为现代公共意识的载体，绅士公共空间即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

从公共空间的角度看“社会”的兴起。

2.5 从新政、立宪到共和

从 1901到1906年,称为新政；1906到1911年的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共和政治尝试。在时间上这三阶段正好和前面所讨论的绅士公共空间出现一致，并且上述三个阶段恰好是由绅士公共空间展开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Stage1. 在20世纪最初几年,由于划开了公私两个领域,私人办企业理财的富国强兵等经济活动便最早获得独立于儒家道德的意义,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新政中引进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正是在新式的公议(公共理性讨论)中成为国策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在道义上压倒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意味着公共意识在绅士公共空间的初现。

Stage2. 1906后，皇帝为立宪主体。在绅士公共空间中,有选举权的只限于绅士阶层,当时的国民实为家族代表的绅士,绅士公共空间投射到如何建立民族国家层面，就是以绅士为立宪主体。因此,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皇帝和绅士两个主体,正是这两个主体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了清王朝的崩解灭亡。——二元论意识形态中，儒家伦理被限定在家族内部私领域,不能向公共领域投射,即由孝推不出忠,这大大削弱了中央王权的正当性。

Stage3. 与第二阶段差别仅在与儒学所占领域大小。绅士公共意识发展到公开否定君主权威的自然结果。（可将此意识统称为共和主义）

2.6 儒学式公共空间和学习机制

绅士空间的不稳定—重估其在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意义—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被颠覆（新文化运动）

儒学式公共空间在东亚各国有着不同的形态，日本正因为儒学式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其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社会现代转型比中国早而且迅速。

新文化运动以全盘反传统著称,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所针对的，既非宋明理学，亦不是清代实学，而是绅士公共空间的政治文化——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正是新文化运动,把伦理的觉悟称为最后的觉悟,使个人独立观念深人家庭。在私领域,孝道和父权制家族组织被视为专制的根源，儒家伦理被称为奴隶的道德；在公共领域中那种强调精英治国的共和观念，亦被主张平等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所取代。

新文化运动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带来一个颇为奇特的后果,这就是在内容上反对儒家伦理的同时,在思想深层结构上回归儒学天人合一和道德价值一元论的大传统。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必定导致重估前一段学习过程中引进的所有西方观念,并且用一元论思维对这些观念进行消化和重构。

①否定儒家伦理对私领域的主宰，导致中国人思想大解放，个人得以脱离家庭获得真正的独立，从此社会被视为由个人而不是由家庭组成。

②“五四青年”的行为转变为革命青年，吸纳到大革命的洪流。——公私领域再度被打通，两者服从统一的价值和“理”。（然而取消两个领域的分界，不仅意味着现代化学习机制的失败，从此公共空间也丧失了社会转型和整合功能）

③这时为了实现社会整合,只能强调并不断扩张公共领域的道德价值,但新道德的形成即意味着私人领域和个人隐私受到压抑或取消,甚至私的正当性会随公共价值膨胀而被颠覆。

2.7 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构：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和社会形态

真理 取代 公理

与“公理"退出政治思想的同时,亦是公共空间以及有关其他观念的消亡。例如，“社会”再也没有协会的意思;“公议”和“公论”这两个词在五四后也很少为人使用了。

e.g.国民议会；国民革命

国共两党同为列宁式政党，可视为不同意识形态（真理）之争

当今，公共规范的力量，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软弱的。

2.8 结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分期的再思考

视甲午战败为中国现代的开始。

①要在中国学习和引进西方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正当性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学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论证,如要改变正当性观念，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儒家的意识形态。

②学习西方社会制度的改革,是由清廷和社会精英(绅士)自.上而下推行的。儒学是清廷和绅士统治的合法性根据,部分地放弃儒学，会导致社会统治阶层某些权力的丧失。

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国社会在急骤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严峻的社会整合危机。于是中国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绅士阶层和他们信奉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这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1915新文化运动在否定现代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当代思想）

在19世纪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存在过短暂的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思想结构是类似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这也是我们称其为“中国的现代”的原因。故五四以后的思想准确定位,应该是“中国的当代”。当代思想是建立在对现代的批判和重构之上的。对现代的批判，在结构上回到儒学-元论思维,但同时,则又消化、吸收和重构现代思想中学习西方的成果，形成了左右二十世纪中国直至今天的基本观念。因此,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当代思想中。

我们认为,在过去的历史分期中，学者忽视了1895至1915年这二十年的特殊性,也没有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主流思潮的连续性。我们是从儒学式公共空间的研究，发现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性,并且重新对中国近现代作出分期，这正是从观念史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意义。也许，人们会对这种分期提出种种质疑,但如果读者有耐心读完这本书,就会看到每一篇论文, 结合不同但又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政治术语关键词研究，都在揭示着这种分期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