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研究

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当代思想中，中国当代思想既不是传统的，但结构上与传统类似，也不是西方的，一切由西方引进的现代价值都经过重构，以致以西方政治术语为主调的当代论述，表达了连西方人也难以理解的意义。

理，汉以前作“纹路”的意思——纹理，引导出顺序、顺畅、秩序的涵义。 “自然合理”表现为宇宙秩序的解释，视常识为不可怀疑的合理性判据；人在社会行动上的人之常情合理，并将其视为道德感情之基础。这是中国文化常识合理精神的建立。如：缘情制礼 后来，二程力图把整个道德哲学建立在“理”（上述的理）之上，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宋明理学中，超越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标准已近形成。从此，“天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当性的代名词。如：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中国常识理性所主导的理性化，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特点，而且也不同于西方的理性。 1、西方理性主义合理性标准强调法律和逻辑，而宋明理学则注重常识和人之常情。这样，前者的出现意味着用科学定律解释自然现象，而后者则注重教化天下。 2、西方理性主义对于基督教终极关怀而言只是工具性意义，合理化导致工具理性的扩张。中国合理性终极标准是道德的基础，与道德紧密相联。 3、西方的理性化过程意味着二元论理性主义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而中国的理性化则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关联，始终是重构道德意识形态的深层动力。 以上是中西方“理性”的差异。洋务运动是中西方理性的碰撞。为了使引进的西方事物和制度在本国生根，必须证明其具有正当性，即中国的“合理性”，如前所述。在中文里，公共普遍之理可用“公理”一词来表述。但是洋务运动时期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中文著述中财使用到“公理”一词。士大夫文献中很少使用，他们尚未意识到还有一种普适于中西方的普遍之理。 例：1864年的《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第一部中文译作。全书开头是讨论国际法的根据，指出某种超越国界的法律为正当，必定是以跨国界超种族的合理性标准为前提。《万国公法》叙述了西方各派法理学观点，指出国际法的来源只可能是两个：一是来自上帝的自然法；二是基于各国签订和公认的协议。中译书中把来自上帝的自然法称为“天理”、“性理”和“自然之理”，而将基于各国公认的协议称为“常例”，称“公法出于常例”。 这样翻译的原因耐人寻味。这与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结构直接相关。在中国传统常识理性结构中，最普遍的理——天理，是和公理相矛盾的。首先，语义学的分析，“公共”具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共同的、普遍的；另一意思是指涉个人和家庭之外的领域。在第一层意思中，“普遍”往往是指超出个人和家庭之外，对所有人适用。这样，“公理”既是公共普遍之理，也是超越个人和家庭之外领域的理。而在儒家文化中，最普遍和重要的是什么？——父子关系！“父子之爱，本是公”、“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这就带来一个潜在的矛盾：在公私领域划分上讲，父子关系属于“私”的范围，但是由于它是中国整个人伦道德社会秩序的基础，代表了最普遍的道德秩序，因此父子关系又是中国文化中的公共、普遍之理的基础。在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结构中，由于社会秩序被看作家庭关系的延伸，社会正义是由个人道德、家庭伦理推出的，这样，引进另一种代表公共之理的“公理”就可能会颠覆（儒家的）天理。 在词意上看，“公”的内在矛盾也十分明显。中文里的“公”除了代表公共之外，还具有公正、公平、平等的含义。如“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云：“自营为厶，背厶为公”。其意义有鲜明的好坏价值评判。即公作为对私的否定，具有平均分配和平等的价值取向。这样，公共之理也可代表平等、平均之理。 综上所述，“公”在代表中国政治文化主流价值的儒家观念中极具正面意义，公平、公正、大公无私等；但儒家对公正、公平的理解却恰恰是指分配应符合伦常等级，而非平均。如果要强调社会公共之理与个人家庭之理的不同，通常是以价值上认同取消家庭、反对伦常等级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反对儒家的老庄和道家学说中，才会把“公”视为“天道”和“天理”。既然强公共领域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具有反对原有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含义，这样，“公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主张爱有差等和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的“天理”处于对立状态。正因此洋务运动时期士大夫坚持任何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必须从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导出，而不认同从法律和公共领域角度来确立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