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作者简介 · · · · · ·
金观涛,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目录 · · · · · ·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上篇:理论探索
一 “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
二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
中篇:观念变迁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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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上篇:理论探索
一 “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
二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
中篇:观念变迁和术语
三 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
四 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
五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六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七 从“共和”到“民主”——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
八 从“富强”、“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
九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十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
下篇:方法论
十一 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十二 “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
十三 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附录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
附录二 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
附录三 有关统计分析的讨论
附录四 导论及各篇文章的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参考书目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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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常识个人观与西方个人观念最大的不同在于,权利不再是个人观念不可缺少的核心,或者说个人不是用权利主体来界定的。我们知道,个人权利观念是建构西方现代理论大厦的基础,基于个人权利为正当推出的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只能是社会契约论;当代中国个人观念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西方。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3页 -
历史上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在复活旧事物某种性质时,却忘记了它的名称。千余年来,科举制度是维系儒学以德治国和大一统王朝最重要的制度。在五四时期建立的当代中国文化中,科学又被赋予"格致"的功能,成为建构新道德的基础。这样,传统的以道德意识形态选官以整合社会的结构就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复活,而人们会误以为这是全新的事物。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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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 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研究,采用了我们简单概括为“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的研究,使得近年来经常被概念史引用的柯林武德那句名...
2022-05-03 22:45:53 2人喜欢
序
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
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研究,采用了我们简单概括为“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的研究,使得近年来经常被概念史引用的柯林武德那句名言“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变成了“历史沉淀于词汇”,换言之,关键词的语义变化如同DNA和RNA分析揭示生物遣传历程那祥使我们抓往思想变化的痕迹,而计算机数据库为这一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导论: 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一、破碎的万花筒:中国当代思想之谜
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
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以科学观念来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变化的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
总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以及指导社会行动的纲领,是建立在一组普遍观念之上的。意识形态的解构,意味着其整体意义的消失(当然有时也包括某些观念的变化),但其组成要素大多仍然存在。严格地讲,所谓观念系统的解体,只是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的重要性排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以及用这种关系来论证的意义系统之消失。作为其组成要素的观念则被游离出来,继续在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二、观念idea是什么?
观念,是指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一旦观念实现社会化,就可以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
特征:①比思想更确定,可以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方向。②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往往比思想更直接。
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通常把社会制度正当性的依据和指导社会行动的思想体系成为意识形态。具有整体结构的意识形态可以指向更高层次的目标。转化为大规模改造社会的行动。
观念是组成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
三、关键词研究和数据库方法
第一,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再是文章和人物,而是句子。
第二,以往,以人物和代表著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局限了讨论范围,很难提供对该观念如何起源、是否普遍、是否流行的检验。
基本步骤:
①寻找和选取表达某一观念的关键词,并利用数据库检索这些词汇,统计其按年代的使用次数。
②是提取所有相关例句,再由研究者解读每一个例句,以确定该关键词按年代分布的各种意义类型及变化。
③研究者以此作为基本素材,再作出分析研究。当涉及观念跨文化传播时,除了必须注意,该观念在原有文化中关键词的意义演变外,还必须分析中文里用于表达外来观念的关键词的原意,研究人们何时以及为何要用该词表达新观念。如果该词是翻译时新造的词汇,则需分析该观念在何时传入以及定名和普及的过程。在研究表达外来观念的关键词时,不论是使用中文原有词汇还是新造词汇,都必须比较该关键词的意义在历史上的变化;确定某一时段其主要意义以及分析它们与相关传统观念的差异。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对文本深度挖掘出的其他数据,如文本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学说、征引文献等,建立规范性意义分析的数据库,研究上述变项对观念变化的影响。
必须指出,在上述几个研究步骤中,计算机只是在前两个技术性环节发挥作用,它能按年代快速提取大量文献中研究者所需的例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仍是研究者能否有效地利用挖掘出的大量数据,结合历史背景和文本结构分析,概括出某一时代某一普遍观念的理想类型,这依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运用数据库方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念史研究从此可以突破以往用个别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的局限,并使得思想史研究成为可以检验的。
四、实证研究的发现:当代观念形成的三阶段
第一,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解体,仅仅考察一个个政治观念的内涵,当今中国人理解的这些政治观念的意义,与它们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形成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故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中国当代政治观念。
——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不过是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除魅、解体后游离出来的碎片。但是,如果追溯新文化运动前这些现代观念的传人和意义演化的过程,这就会涉及我们以下要谈的第二个发现。
第二,所有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三个阶段。
Stage1. 选择性吸收。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其特点是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如西方现代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无意义相重叠之处,即该观念是全新的,则常出现对该观念的拒斥。
Stage2. 学习。是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年(1895-1915),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一个时期。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来没有的现代新观念,都是在这一阶段传人的;而以前经选择性吸收的某些现代观念,在这一时期也比19世纪引入时更接近西方原意,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学习阶段。
Stage3. 创造性重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1919年以后,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它们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这些观念趋于定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现代意义,其意义大多与第二阶段不同;有的观念甚至回到与第一阶段相近的意义和结构,也就是说重构产生了中国式的现代观念,并在这些观念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
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晚清时期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两次都曾经历了“外来冲击导致原先道德意识形态不可欲”、“意识形态更替”和“社会整合对意识形态的塑造”三个阶段。
第二次融合和第一次融合的最大不同在于,必须把现代性学习包括进去。
中国当代政治观念形成的三阶段,正刻画了现代性学习和意识形态更替之间的联系。
五、以“权利”“个人”为例看三阶段说
Right 西方原义:自主行为正当,主体大多指个人。
权利 中国传统:权力、利益或权衡
Individual 社会有机体观念的瓦解 differ from 把社会视为家国同构有机体的儒学
——意味着学习阶段的来临,接受个人观念,才能学习、接受西方自然权利观念;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元论思维模式支配下,对权利和个人观念进行重构,与西方观念拉开距离变为中国式的,群体权利压倒个人权利(贬)。
1904年前后,“社会”不仅是指人类社会生活在其中的组织之总称,还是个人通过各种契约形成组织的别名;新文化运动后,“社会”不再用于表达协会(个人根据某一目的自行形成之组织)。
六、语言学的证据:新名词现象
音译词相当少,多采用旧词新意。
Stage1. 主要是用对中国原有观念的格义,来选择性逼近相应西方近现代观念的部分意义,这样,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用中文里原有的词来指涉西方近现代观念。
Stage2. 一旦用多个不同词汇去表达同一西方近现代观念,在语言学上必定表现为大量新名词的涌现(其中有不少是来自日本的新词)。
七、观念的整合:“科学”和“真理”
中国当代文化对科学的注重:科学主义;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一样,都是信仰唯物论科学主义的。
中西理性观:中国-常识理性(理-社会行动的正当性依据)
科学-分科之学
Science-格致;1900年前后变,1905年压倒格致,变为科学
理:“公理”的大量使用,公共领域和私领域的分离——缩小到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行动方面用“真理”——公共领域和私领域的再次打通
新文化运动后,现代科学常识和经典书本在论争意识形态正当性时,都具有关键性作用,即存在类似于程朱理学的隐结构。
八、社会行动:“共和”、“民主”和“革命”
不同的社会主流观念在主导着社会行动。
Stage1. 19世纪后半叶,选择性吸收,西方现代观念往往被纳人儒学框架。所有引进的西方现代观念都必须通过儒家意识形态,才可以与社会行动发生联系。
Stage2. 1901年后,中西二分二元论,儒学在相当程度上退出公共领域。一方面,在家族内部和原有的社会整合中,儒家伦理仍然有效,维持着绅士对乡村和家族的统治和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西方现代价值成为正当性基础。
绅士公共空间蓬勃发展;科学观念被接受;民族观念推动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
e.g. 民主(人民做主、大众支配)、共和(参政者道德,私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 ——绅士阶层普遍拒斥民主而热衷于共和(在此意义上,辛亥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共和主义的实现)
Stage3. 民主凸显,取代共和。民主有阶级性or军正、训政和宪政的最后一阶段? 但首要行动都是动员革命。
“革命”观念的重构:贬义[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期少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新道德、符合道义的新社会——被改革取代[六七十年代,道德乌托邦的破灭]
九、为新文化运动重新定位
无论是用启蒙还是全盘反传统主义来谈新文化运动的性质,都指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断裂。但根据我们的研究,这种定位并不那么准确。而我们提出的三阶段说正是揭示在中国现代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传统并没有断裂。——重构说
重构说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所反对的,主要的并不是宋明理学,也不是清代实学,而是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
悖反:既然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前提是破除二元论,提倡一元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一元,这就导致一个思想結构与内容互相矛盾的现象——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思想内容上全盘反传统,进行启蒙,但其思维模式却是恢复了传统的道德价值一元论。
至今人们对中国式现代观念本身仍是盲目的、缺乏反思意识的;对中国文化深层思维模式如何重构现代观念,缺乏应有的研究和清理。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任务,在中国至今仍没有完成。
十、关于本书
回应 2022-05-03 22:45:53 -
理,汉以前作“纹路”的意思——纹理,引导出顺序、顺畅、秩序的涵义。 “自然合理”表现为宇宙秩序的解释,视常识为不可怀疑的合理性判据;人在社会行动上的人之常情合理,并将其视为道德感情之基础。这是中国文化常识合理精神的建立。如:缘情制礼 后来,二程力图把整个道德哲学建立在“理”(上述的理)之上,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宋明理学中,超越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标准已近形成。从此,“天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2014-11-20 10:55:44 1人喜欢
理,汉以前作“纹路”的意思——纹理,引导出顺序、顺畅、秩序的涵义。 “自然合理”表现为宇宙秩序的解释,视常识为不可怀疑的合理性判据;人在社会行动上的人之常情合理,并将其视为道德感情之基础。这是中国文化常识合理精神的建立。如:缘情制礼 后来,二程力图把整个道德哲学建立在“理”(上述的理)之上,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宋明理学中,超越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标准已近形成。从此,“天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当性的代名词。如: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中国常识理性所主导的理性化,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特点,而且也不同于西方的理性。 1、西方理性主义合理性标准强调法律和逻辑,而宋明理学则注重常识和人之常情。这样,前者的出现意味着用科学定律解释自然现象,而后者则注重教化天下。 2、西方理性主义对于基督教终极关怀而言只是工具性意义,合理化导致工具理性的扩张。中国合理性终极标准是道德的基础,与道德紧密相联。 3、西方的理性化过程意味着二元论理性主义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而中国的理性化则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关联,始终是重构道德意识形态的深层动力。 以上是中西方“理性”的差异。洋务运动是中西方理性的碰撞。为了使引进的西方事物和制度在本国生根,必须证明其具有正当性,即中国的“合理性”,如前所述。在中文里,公共普遍之理可用“公理”一词来表述。但是洋务运动时期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中文著述中财使用到“公理”一词。士大夫文献中很少使用,他们尚未意识到还有一种普适于中西方的普遍之理。 例:1864年的《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第一部中文译作。全书开头是讨论国际法的根据,指出某种超越国界的法律为正当,必定是以跨国界超种族的合理性标准为前提。《万国公法》叙述了西方各派法理学观点,指出国际法的来源只可能是两个:一是来自上帝的自然法;二是基于各国签订和公认的协议。中译书中把来自上帝的自然法称为“天理”、“性理”和“自然之理”,而将基于各国公认的协议称为“常例”,称“公法出于常例”。 这样翻译的原因耐人寻味。这与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结构直接相关。在中国传统常识理性结构中,最普遍的理——天理,是和公理相矛盾的。首先,语义学的分析,“公共”具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共同的、普遍的;另一意思是指涉个人和家庭之外的领域。在第一层意思中,“普遍”往往是指超出个人和家庭之外,对所有人适用。这样,“公理”既是公共普遍之理,也是超越个人和家庭之外领域的理。而在儒家文化中,最普遍和重要的是什么?——父子关系!“父子之爱,本是公”、“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这就带来一个潜在的矛盾:在公私领域划分上讲,父子关系属于“私”的范围,但是由于它是中国整个人伦道德社会秩序的基础,代表了最普遍的道德秩序,因此父子关系又是中国文化中的公共、普遍之理的基础。在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结构中,由于社会秩序被看作家庭关系的延伸,社会正义是由个人道德、家庭伦理推出的,这样,引进另一种代表公共之理的“公理”就可能会颠覆(儒家的)天理。 在词意上看,“公”的内在矛盾也十分明显。中文里的“公”除了代表公共之外,还具有公正、公平、平等的含义。如“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云:“自营为厶,背厶为公”。其意义有鲜明的好坏价值评判。即公作为对私的否定,具有平均分配和平等的价值取向。这样,公共之理也可代表平等、平均之理。 综上所述,“公”在代表中国政治文化主流价值的儒家观念中极具正面意义,公平、公正、大公无私等;但儒家对公正、公平的理解却恰恰是指分配应符合伦常等级,而非平均。如果要强调社会公共之理与个人家庭之理的不同,通常是以价值上认同取消家庭、反对伦常等级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反对儒家的老庄和道家学说中,才会把“公”视为“天道”和“天理”。既然强公共领域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具有反对原有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含义,这样,“公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主张爱有差等和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的“天理”处于对立状态。正因此洋务运动时期士大夫坚持任何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必须从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导出,而不认同从法律和公共领域角度来确立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
回应 2014-11-20 10:55:44 -
與點狂生 (oQo)
历史上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在复活旧事物某种性质时,却忘记了它的名称。千余年来,科举制度是维系儒学以德治国和大一统王朝最重要的制度。在五四时期建立的当代中国文化中,科学又被赋予"格致"的功能,成为建构新道德的基础。这样,传统的以道德意识形态选官以整合社会的结构就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复活,而人们会误以为这是全新的事物。2014-07-23 14:25:29 1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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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侠 (往前看)
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却在于:它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今日盛行的价值系统,本是建立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及其退潮之上;而80年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则源于对20世纪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它又是1970年代毛泽东思想解构的结果。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2012-12-22 00:08:22
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却在于:它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今日盛行的价值系统,本是建立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及其退潮之上;而80年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则源于对20世纪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它又是1970年代毛泽东思想解构的结果。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今天的年轻人,对爷爷辈经历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的痛苦,对父辈经历阶级斗争和“文革”后的沉痛反思,已毫无感觉。 引自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回应 2012-12-22 0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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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所谓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但是观念(idea)又是什么呢?“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的“观看”和“理解”,在西方I5世纪就用该词表达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也指人对事物形态外观之认识;17世纪后涉及构思过程。其实,只要驱除西方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给它蒙上的神秘外衣,“观念”并不难定义,简单说来,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
2022-05-20 10:51:57
顾名思义,所谓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但是观念(idea)又是什么呢?“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的“观看”和“理解”,在西方I5世纪就用该词表达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也指人对事物形态外观之认识;17世纪后涉及构思过程。其实,只要驱除西方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给它蒙上的神秘外衣,“观念”并不难定义,简单说来,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细一点讲,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 引自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回应 2022-05-20 10:51:57 -
既然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前提是破除二元论,提倡一元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一元论,这就导致一个思想结构与内容互相矛盾的现象。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思想内容上全盘反传统,进行启蒙。但其思维模式却是恢复了传统的道德价值一元论。正因为中国现代常识理性形成之后,由西方引进的所有现代观念。大多都被中国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重构。形成中国式现代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政治观念。因此我们说新闻话运动并没有造成中国...
2022-05-09 18: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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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讲起 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研究者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 重新检讨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放弃自由主义的重大信息。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起因与巴黎和会有关。巴黎和会确实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但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权利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相比,这次事件并不特别严重。那么,为什么巴黎和会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从来,人...
2022-05-09 11:06:51
11.1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讲起
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研究者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
重新检讨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放弃自由主义的重大信息。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起因与巴黎和会有关。巴黎和会确实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但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权利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相比,这次事件并不特别严重。那么,为什么巴黎和会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从来,人们对某一件事的反应并不仅仅是由事件本身决定,而且还取决于当时普遍观念对事件的解读。自1895 年甲午战败后,西方列强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但这并没有妨碍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把西方民主国家作为效法对象。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物竞天择是公理,从中可推出弱肉强食;故在很多人心目中,公理和强权并不对立;另一方面,虽然当时视国与国平等为公理内容,但在争取中国平等地位时又大大受挫,人们也只得无奈地慨叹:“强权世界忘公理,开演生存起竞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报刊言论中就有谈到弱国本来就无外交,“有强权无公理,此世界之公例”既然在国际格局中从来是“公理不敌强权”,那么,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对公理和强权关系的理解发生某种重大变化,巴黎和会的结果才会成为学生上街抗议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幻灭的原因。
告别自由主义,要进一步追问他们何时,为何会彻底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战暴露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
11.2 什么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一般社会事实有如下两个区别:
①只有当该事件的参与者、观察者或回忆者的参与、观察或回忆动机跟某种理念有关,而且他们的动机被某种共同观念所支配时,对于他们而言,该事件才构成某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②正因为导致普遍观念改变的不仅是社会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与该事实;相对应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故同一社会事实对于不同的观念系统,可以是不同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观念系统来讨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11.3 事件在观念系统转化中的定位
人们一般认为是“十月革命”这一重大事件促使中国知识界转向以俄为师,走上全面社会革命的道路,但从图11.1可见,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及其后一两年,它被提及的次数极少,这表明当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对这一事件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也是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是19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这表明,十月革命是革命话语勃兴之后,才在观念史图像中被重新定位而受到重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或部分接受)
马克思主义后,十月革命的重要性才日益显现,并对中国现代观念系统转化发生极大的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作为社会革命的成功样板,促使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中国式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
11.4 重大历史事件与观念的互动
1、“复辟”
复辟派主张所谓虚君共和,这种政治保守主义主张的理论根据是:中国要求生存、求发展,赶上西方,就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局面;鉴于当时国情,要稳定就必须恢复帝制。对复辟的批判,必定要否定其思想基础,以陈独秀、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群体认为儒家伦理应为复辟负责。当时的共识是民初共和政治的混乱导致了复辟,如果再往前追溯,民初共和主义也是20世纪最初十年清廷立宪的思想基础。这样,就需要猛烈批判那种把私领域道德和公共领域道德视为互不相干的中西二分二元论观点,反对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则导致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共和主义作为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随着该意识形态的消亡而丧失其正当性。因此,从大方向来看,是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相结合,导致了《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思想发生巨变,放弃自由主义正是这一巨变的一部分。
2、义和团事件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事件只是一种历史记忆。从文本上看,1918年提及该事件的次数相当多。这是因为,当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看到克林德碑的报道,勾起了人们对十几年前事件的回忆。
是通过全盘反传统主义和普遍观念发生关系的。
3、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自我指涉
在此之前,知识分子深陷于共和政治失败和改造社会的无力感之中,而学运一发生,它的意义就立刻被认识到了。
换言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五四运动”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指出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告别文化运动,走向政治参与。从五四运动本身的演化逻辑可以看,1919年事件发生后,明确与新文化运动相区别,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导致革命观念的勃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告别革命情绪的逆转。
11.5 互动关系网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新村运动
对新村运动乌托邦实验失败的思考,是把激进青年推向接受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村运动失败对知识分子观念系统的冲击,乃是否定其个人主义以及那种自我改良式的社会再造梦想。使《新青年》知识群体认识到必须用大众的社会革命取代个人的社会改良;而要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就必须改造原有松散的政党及动员群众的方式,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
《新青年》知识群体放弃自由主义,与他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寄望的幻灭、中国学习西方共和政治的失败,以及对学生运动改造中国的期望都有关系;并分析揭示所涉及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观念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网。
但是,一旦要研究事件与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网,就必须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即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疑点如下:
①是否可以说1919年以前的知识群体行否自由主义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新青年》知识群体已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共和政治。新文化运动是用大无畏的理性精神来审视一切生活领域的,这种精神当然也包含着对作为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反思。那么,用信奉自由主义来概括五四运动前《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思想主流,显然是不准确的。
②能否说他们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源于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下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列宁主义本质上可归为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整合解体的产物,那么,我们认为,革命话语1919年以后在中国的兴起并转化为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则是和中国式革命观存在内在的联系。与列宁主义革命观不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一方面有改朝换代的隐结构,另一方面则是由全盘反传统主义主导下价值逆反的产物,其中国特色很鲜明。因此,那种指《新青年》知识群体拥抱马列主义亦是一种过分简化且不准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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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结束才抛出真正颠覆性的大观点,真是绝。——头一回看论文集看得意犹未尽。 五四以后的思想准确定位,应该是“中国的当代”。当代思想是建立在对现代的批判和重构之上的。对现代的批判,在结构上回到儒学-元论思维,但同时,则又消化、吸收和重构现代思想中学习西方的成果,形成了左右二十世纪中国直至今天的基本观念。因此,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当代思想中。 2.1 公共空间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公民社会civil s...
2022-05-07 21:46:57
上篇结束才抛出真正颠覆性的大观点,真是绝。——头一回看论文集看得意犹未尽。
五四以后的思想准确定位,应该是“中国的当代”。当代思想是建立在对现代的批判和重构之上的。对现代的批判,在结构上回到儒学-元论思维,但同时,则又消化、吸收和重构现代思想中学习西方的成果,形成了左右二十世纪中国直至今天的基本观念。因此,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当代思想中。 引自 二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 2.1 公共空间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曾对东欧当代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化发生过重要作用。
在西方,公共空间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同步,是民主政治的起源。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指出明清以来绅士和商人形成的各种民间社会,不仅没有西方前近代公共空间对抗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反而是依附于国家政权的;也不能把19世纪下半叶太平天国以后,由绅士、商人为主体的民间组织,说成是公共空间在中国的发展。
黄宗智: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他提出另一种论述,就是把明清以来以绅士为主体的县以下自治以及绅商形成的各种团体,称为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并用这一不同于西方公共空间的第三领域的变迁,来解释中国近现代社会,如20世纪后半叶农业合作化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等的发生和特点。
但此设想不能解决现代转型的机制问题:它究竟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还是被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结构所支配?即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看待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本土起源?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忽略向西方学习的机制,就不可能完整自洽地解释一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学习西方的过程是与本土文化不断互动的。
按照公共空间理论,它的形成依赖于个体之间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将私合成公共的机制。这样,在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时,解决如下问题就成为克服困难的关键:中国前近代有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公共意识?西方的私的观念和理性主义是怎样进人中国的?它们在传人过程中是否被中国传统文化重构?
文章的展开:
1、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献中“公”的意义,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公共意识的结构,并探索它与西方前进代公共理性的同和异。
2、“儒学式公共空间”的实现源头,其在东亚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意义
3、清末民初的儒学式公共空间并没有为宪政和民主政治提供稳定的文化架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正是在学习过程失败、重构西方现代思想中形成的。随着绅士公共空间的解体,中国发生了批判绅士公共空间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儒学隐结构的新意识形态兴起,中国形成了与西方极权主义不完全相同的现代社会结构。
2.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意识
近代“公共空间”有两重含义
第一,它是指国家和私人(包括家庭)以外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适用的价值和规则不同于私领域。
第二,公共空间是将“私”合成“公”的场所;个人的意见和利益(私领域的利益或选择)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合成为公共意见和利益。我们将以上两点称为“公共空间”理论的基本要点。
必须满足如下三个前提:
条件一:要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特别是那些既在家庭事务以外,又不属于国家范围的新领域并在观念上能明确意识到这一领域的存在。
条件二:主导这个新领域的价值和规范(公共理性)必须与私领域不同。
条件三:必须承认私人领域的正当性和相应价值。
“公”,与“私”相对(对私表示否定),表达公开——汉前,在观念上已经实现公共领域和私领域的区分。
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并不缺乏1、3,而是缺乏2。礼同时适用于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于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同于私领域的公共普遍之理长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
孝——忠
中国不可能同时将同家族利益和朝廷利益相矛盾的公共规范和意识视为正当。
2.3 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之幻想
既然家国、忠孝的同构压制了公共意识和公共规范的成长,则中国传统实现发展中,是否出现过如此可能?
清军入关后,气论对儒学的重构(强调理在气中时,统一的天理会随着气的不同而分裂。在新流派中,曾出现忠孝不同构的思想,其后果是使得“公”用于表达公共领域之理。)忠孝同构的破坏使条件二得以成立。
e.g. 《明夷待访录》
把儒家伦理的有效性限定在同气,即同血缘的人群中。他分析指出,君臣之间并无“子分父之身而为身”这种不可改变的血缘关系,因而不同气,故由孝推不出忠。一旦忠孝不同构,忠即不属于儒家伦理核心价值,其正当性即发生动摇,当然也不再是社会和国家的组织基础了。因此,皇帝也就不再处于最高的伦常等级,他与臣民的关系也就不能类同于父子关系,而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明夷待访录》基于反对忠孝同构、批判皇帝家天下而产生的政治理念,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个人为本位,是个人利益意见合成公共利益、公共意见的场所。而黄心目中的私, 并不是指独立的个人,而是一一个个家族,参与者是绅士,大多具有族长、地主和道德(知识)精英三重身份。由此,我们可以把《明夷待访录》想象中的这种以家族为本位、以绅士为代表制的公共空间,称为绅士公共空间,它是儒学式公共空间在中国的表现形态。认为此空间应该发挥学校的议政和监督功能。学校作为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公共场所,通过公议参与朝政(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某种政治公共领域)。
在身份代表上绝类哈贝马斯所说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其根本不同在于,西欧的等级既不属于“私”也不属于“公”,公共领域就不可能是将私合成公的场所。而中国绅士公共空间的组成意味着私合成公的机制可以实现,恰恰类似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
2.4 绅士公共空间与“公理”“国民”和“社会”等新术语
黄宗羲-中国的卢梭:①公共领域的组织原则不再由儒家伦理决定;②社会契约论在20世纪初得到普遍认同。
私:家族/个体
人们从进化论特别是个人争权利的正当性出发,来推演出更为普遍的公共领域之理时,国家主权自然会被视为由个人权利合成的,民族国家意识遂应运而生。即。一旦“公理”和“公例”成为现代公共意识的载体,绅士公共空间即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
从公共空间的角度看“社会”的兴起。
2.5 从新政、立宪到共和
从 1901到1906年,称为新政;1906到1911年的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共和政治尝试。在时间上这三阶段正好和前面所讨论的绅士公共空间出现一致,并且上述三个阶段恰好是由绅士公共空间展开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Stage1. 在20世纪最初几年,由于划开了公私两个领域,私人办企业理财的富国强兵等经济活动便最早获得独立于儒家道德的意义,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新政中引进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正是在新式的公议(公共理性讨论)中成为国策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在道义上压倒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意味着公共意识在绅士公共空间的初现。
Stage2. 1906后,皇帝为立宪主体。在绅士公共空间中,有选举权的只限于绅士阶层,当时的国民实为家族代表的绅士,绅士公共空间投射到如何建立民族国家层面,就是以绅士为立宪主体。因此,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皇帝和绅士两个主体,正是这两个主体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了清王朝的崩解灭亡。——二元论意识形态中,儒家伦理被限定在家族内部私领域,不能向公共领域投射,即由孝推不出忠,这大大削弱了中央王权的正当性。
Stage3. 与第二阶段差别仅在与儒学所占领域大小。绅士公共意识发展到公开否定君主权威的自然结果。(可将此意识统称为共和主义)
2.6 儒学式公共空间和学习机制
绅士空间的不稳定—重估其在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意义—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被颠覆(新文化运动)
儒学式公共空间在东亚各国有着不同的形态,日本正因为儒学式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其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社会现代转型比中国早而且迅速。
新文化运动以全盘反传统著称,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所针对的,既非宋明理学,亦不是清代实学,而是绅士公共空间的政治文化——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正是新文化运动,把伦理的觉悟称为最后的觉悟,使个人独立观念深人家庭。在私领域,孝道和父权制家族组织被视为专制的根源,儒家伦理被称为奴隶的道德;在公共领域中那种强调精英治国的共和观念,亦被主张平等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所取代。
新文化运动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带来一个颇为奇特的后果,这就是在内容上反对儒家伦理的同时,在思想深层结构上回归儒学天人合一和道德价值一元论的大传统。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必定导致重估前一段学习过程中引进的所有西方观念,并且用一元论思维对这些观念进行消化和重构。
①否定儒家伦理对私领域的主宰,导致中国人思想大解放,个人得以脱离家庭获得真正的独立,从此社会被视为由个人而不是由家庭组成。
②“五四青年”的行为转变为革命青年,吸纳到大革命的洪流。——公私领域再度被打通,两者服从统一的价值和“理”。(然而取消两个领域的分界,不仅意味着现代化学习机制的失败,从此公共空间也丧失了社会转型和整合功能)
③这时为了实现社会整合,只能强调并不断扩张公共领域的道德价值,但新道德的形成即意味着私人领域和个人隐私受到压抑或取消,甚至私的正当性会随公共价值膨胀而被颠覆。
2.7 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构: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和社会形态
真理 取代 公理
与“公理"退出政治思想的同时,亦是公共空间以及有关其他观念的消亡。例如,“社会”再也没有协会的意思;“公议”和“公论”这两个词在五四后也很少为人使用了。
e.g.国民议会;国民革命
国共两党同为列宁式政党,可视为不同意识形态(真理)之争
当今,公共规范的力量,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软弱的。
2.8 结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分期的再思考
视甲午战败为中国现代的开始。
①要在中国学习和引进西方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正当性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学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论证,如要改变正当性观念,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儒家的意识形态。
②学习西方社会制度的改革,是由清廷和社会精英(绅士)自.上而下推行的。儒学是清廷和绅士统治的合法性根据,部分地放弃儒学,会导致社会统治阶层某些权力的丧失。
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国社会在急骤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严峻的社会整合危机。于是中国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绅士阶层和他们信奉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这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1915新文化运动在否定现代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当代思想)
在19世纪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存在过短暂的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思想结构是类似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这也是我们称其为“中国的现代”的原因。故五四以后的思想准确定位,应该是“中国的当代”。当代思想是建立在对现代的批判和重构之上的。对现代的批判,在结构上回到儒学-元论思维,但同时,则又消化、吸收和重构现代思想中学习西方的成果,形成了左右二十世纪中国直至今天的基本观念。因此,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当代思想中。
我们认为,在过去的历史分期中,学者忽视了1895至1915年这二十年的特殊性,也没有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主流思潮的连续性。我们是从儒学式公共空间的研究,发现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性,并且重新对中国近现代作出分期,这正是从观念史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意义。也许,人们会对这种分期提出种种质疑,但如果读者有耐心读完这本书,就会看到每一篇论文, 结合不同但又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政治术语关键词研究,都在揭示着这种分期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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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用 夕岸 2010-10-16 22:09:12
这么好的书居然读过的人不满一百。光是作者字斟句酌的研究精神就值得钦佩。
1 有用 苏芒 2012-08-09 18:26:38
工作量、对后现代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回答,对客观真实的追求。仅以使用次数多少来判定语词的变化和观念史图像,似稍嫌简陋。
1 有用 海德格尔 2015-02-27 11:19:09
十年难得一见的好书。
2 有用 南池子 2013-08-20 18:35:51
《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以及《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章节。
4 有用 菲利普 2015-10-21 17:27:54
方法不新,而且比较机械,也存在逻辑漏洞。许多地方还是很有启发。
0 有用 纪晓蓝 2022-05-17 21:51:44
1)计量不等于数数画曲线,就是把关键词词频统计用在文史领域内,背后解决的是个人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个人对文献掌控的极限。2)出入东西与横跨历史对个人来说实在是困难,金观涛的路子是很有开创意义的。观念史研究要用语言学和词源学去解决问题,能达到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效果。3)然后又建立了与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的对话,成为二者的取衡,什么是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史学),什么是宏观、中观、微观(... 1)计量不等于数数画曲线,就是把关键词词频统计用在文史领域内,背后解决的是个人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个人对文献掌控的极限。2)出入东西与横跨历史对个人来说实在是困难,金观涛的路子是很有开创意义的。观念史研究要用语言学和词源学去解决问题,能达到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效果。3)然后又建立了与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的对话,成为二者的取衡,什么是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史学),什么是宏观、中观、微观(社科)?4)理论看最后一篇长文,建立在一个二段论基础上,一段是观念对事件的影响(L1),二段是事件对观念的重塑(L2),然后构成对事件和观念的历史解释(拟控制与因果律),也构成思想史研究的意义。5)数据库检索和e时代考据不能代替文献爬梳,整体也不能代替个案,可见黄一农。(0509-0517,21h) (展开)
0 有用 Keira 2022-05-09 11:22:44
虽然本书中的方法和某些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有一点需承认——历史记录虽然带有纂史者的主观性,但是在历史记录中观念的变迁,却真实着反映着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史书可以欺人,但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无法伪装。 对比其他史家的近代历史分期,1895年和1919年的历史拐点是众所公认,只不过本书将1919年后直接归为当代,颇让人意外。其以观念为中心的研究得出与全面研究颇为近似的结果,得到众史家不满倒也合情理... 虽然本书中的方法和某些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有一点需承认——历史记录虽然带有纂史者的主观性,但是在历史记录中观念的变迁,却真实着反映着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史书可以欺人,但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无法伪装。 对比其他史家的近代历史分期,1895年和1919年的历史拐点是众所公认,只不过本书将1919年后直接归为当代,颇让人意外。其以观念为中心的研究得出与全面研究颇为近似的结果,得到众史家不满倒也合情理,自然,其中不合理之处已有专文批评。 ps.书中有些论述不免将马克思主义看得太过庸俗,马经典的要破除原来的刻板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呀。 (展开)
0 有用 y2k 2022-04-02 21:17:21
从语言看出意识形态如何发展到现代这个样子。受益匪浅,共和,民主,民族,世界,公理,常识,科学,经济,每个都这么有趣。
0 有用 奈寒 2022-04-01 21:47:35
金观涛,什么都会...我的神...
0 有用 南海野人 2022-03-27 16: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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