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

吴晓波《吴敬琏传》

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茄子与冬瓜的故事：每次都进步一点点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是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很多年后，她对心爱的儿子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南开中学教学楼进门处镜箴

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民主。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法。

——吴敬琏继父陈铭德在《新民报》重庆版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其流露出的媒体独立中立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在香港停留期间，陈铭德、邓季惺和赵超构曾仔细策划如何改组《新民报》，以便在新中国“东山再起”，他们曾问夏衍，共产党是否允许私人办报？答复是：当然可以。在解放初期，邓季惺曾任西南军委委员会委员，之后就逐渐被边缘化。后来，《新民报》系的结局是这样的：1950年4月，成都版停办；1952年1月，重庆版停办；1952年4月，北京版被政府以2万元作价收购，改成《北京日报》；1953年年初，上海版实行公私合营，易名为《新民晚报》。陈邓的报人生涯从此终结，1953年，他们分别被任命为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副局长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回忆，她干过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主持修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火葬场。

——中国自由报业的衰落。火葬场一事儿尤为讽刺。

1951年2月，中国政府接管了各地的教会学校。

——岭南大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没落“的

在忙完“三反五反”后，接下来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改造的对象是大学里的教授，而改造者就是像吴敬琏这样的“革命青年”。表现积极的他，成了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有时上着课，发现老师的讲授有悖于《资本论》的理论，就会走上台去，开展批判。他后来回忆说：“那真是物质狂妄、强词夺理啊！”

——疯狂的时代造就疯狂的人，谁都有年少无知的时候。

这种复杂和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是后来者很难感同身受的，它意味着，一代天资卓越、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压抑住内心所有的怀疑，以空前的热情去构筑和论证一系列日后证明是完全荒谬的思想体系。而更可悲的是，在他们的生命进入中年和晚年后，又不得不转身，以更大的道德勇气和理论武器，对那个他们亲自参与构筑的、无比顽固的体系进行毁灭性的推倒。

吴敬琏就是其中的一个人，这也是那一代经济学家的所有悲怆性所在。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冶方答道：“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且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在对孙冶方的批判中，吴敬琏担当了“理论反击员”的角色。在这一年12月的《经济研究》中，他与陈吉元、周淑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指出：“一种社会生产只能服从于一个目的，而不能服从于两个不同的目的。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一论断显然是冲着孙冶方去的。

对孙冶方的批判，是吴敬琏此生参与的第一场重要的理论论战。在未来数十年中，他还将卷入10多场重要论战，其中不少场的是非曲直，迄今仍未定案。不过就第一场而言，他站在了真理的对面，尽管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被利用了的配角。

吴敬琏日后对这段经历从不讳言。他说，这段时期所研究的问题和所做的学问，虽然其中一些技能型知识还是有用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些“假问题”和“伪科学”。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参加对孙冶方批判的事，一次次揭开滴血的伤口，表达忏悔，对自己进行批判。1997年，他在《我与顾准的交往》一文中沉痛地写到：“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却不能不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错误的态度引为众生的教训。”

接下来的1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失去的10年”。这个有着数千年世俗理性的伟大名族陷入了集体的狂热，人民为了“捍卫”同一个领袖和信念相互厮杀，偏执而充满了谎言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一切，国民经济全面瘫痪，一切都充满了自毁的倾向。一开始，只有极少数的清醒着在理性地思考，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从苦难中觉醒了过来，但是所有的人仍然被强大的政治机器压抑着。对于吴敬琏来说，他生命中最好的那一段时光将与这个时代一起被白白虚掷，与此同时，又在人生的道路上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

正是在惨烈的事实面前，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苦苦追问中，意识形态的硬壳开始残酷地剥落，滴血的新肉一丝一丝地长了出来，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却让吴敬琏获得灵魂的新生。

哲人说，苦难是生命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其实因人而异。没有人会主动去追求和拥抱苦难，但是当她它到来的时候，却会涤荡出不同的底色，有人消沉，有人背叛，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从此惊醒和升华。吴敬琏的人生在“五七干校”以及后来的劳改队里彻底转变了，他开始学习独立观察，这位从少年时代就信仰革命的知识分子，没有在革命家们的书本上，而是在贫困和苦难中学会了独立和自由思考。

谁掌握“终极目的”并无客观标准，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极易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提现总体意志的神。由这样的逻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终极目的”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衍变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执。

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

据《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后来的调查显示，陈永贵从1973年就开始将昔阳县的粮食产量虚报达24%，以夸大丰收的程度。然而最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在于他的欺骗行为可以“上大天文、下及地理”，他常常要对昔阳县的天气预报加以审核，如果实际的降雨量达不到他的“大旱年夺丰收”之标准，则要酌情削减雨量的统计情况。

吴敬琏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的。他当时正在骑自行车，迎面撞上经济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将他抓住，对着他的耳朵，用抑制不住的嗓音颤抖着说：“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两人喜不自禁，当街相拥。

此时的吴敬琏，已经近47岁。

“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学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孙冶方遗嘱。大家风范。

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十分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当人们反抗一个暴政时，往往以推翻它为成功的终点，却很少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这便造成了国家悲剧的循环式重演。

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过去有一种为革命而革命的倾向，认为革命越彻底越好，结果有时候反而破坏了生产力。

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

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创造使私有部分得意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条件。

在集中计划体制内寻找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吴敬琏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应当笼统地把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分权”，而应当区分性质不同的两种分权，即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分权型经济（经济性分权）和保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分权型经济（行政性分权）。所以，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而不是向地方政府分权。

吴敬琏的这一论断是吴氏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曾经多次撰文对此进行论证。它的核心意思其实是：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在一些力主向地方政府分权的改革者看来，这是一种“改革阵营中的保守思想”。

在调研中，经济研究中心的薛暮桥、徐雪寒等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其中之一是，组建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最好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关掉的老银行中恢复一个牌子，后来被确定下来恢复的是交通银行。经过几年筹备，1987年4月，交通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后来10周年庆典的时候，交行的人从档案中查出，最早的建议就是1984年由调研组提出的，还专门请吴敬琏写了纪念文章。

“价格体系的改革”之所以被如此看重，与当时实行的一种特殊的价格制度——“双轨制”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物资分配体制以行政指令为手段，价格完全由国家有关部门控制，结果是企业被管死，效率和效益都无比低下。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在物资空前紧张的短缺经济环境下，“双轨制”一方面打开了计划体制的一个缺口，为体制内企业的搞活以及体制外乡镇企业获得原材料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想成了一个寻租和腐败的土壤，特别是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权钱交易，钻“双轨制”的空子，从中渔利，大发其财。因此，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对扭曲和双规的价格体系进行“并轨改革”成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

吴敬琏在耶鲁期间就日渐形成了整体改革的思路。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制体系，因此，他所提出的的区分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便是市场取向整体改革理念的某种体现。归国之后，他的这一思路更为坚定。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单兵突进”的企业改革是难全其功，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据此，他在1985年7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时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三个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主张。

我们看到，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均认为，1978年以来实行的放权让利改革无法建立起有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孙冶方——事实也是，在未来的20多年里，他们都是产权清晰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而接下来，他们的逻辑出现了岔路口，厉以宁认为，尽管放权让利不行，但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要搞股份制，也可以兼容企业承包。而吴敬琏的意见则是，单搞企业改革，无论什么方案，都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压力，无论建立怎样的企业制度，企业都不可能真正有活力。在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轨制”的价格扭曲现象不作根本改变，就会形成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滋生，市场化环境的简历无从谈起。

2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改革工作讨论会，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坐下以后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预报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们把贷款抽得太紧了。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争辩了几句说，不是这个原因，根据我们的调查，是煤电油的供应和运输跟不上导致的。主要负责人不高兴了，说，煤电油总是紧张的，为什么速度降到这么低呢？我看就是你们头寸控制得太紧了。这时，刘鸿儒走出回忆室，过了一会儿回来，他报告说，我已经和陈慕华行长通过电话了，我们马上发电报，放松贷款控制。

——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可以见一斑

我觉得他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一件是1993年，用改革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一件是在1998年，同样用改革的方法应对东亚金融危机。

——吴敬琏评论朱镕基主政12年

当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是实行“渐进主义”路线的胜利，正式因为改革的渐进性，才使得中国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陷入枯井，相反在改革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他们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依据。由此，对后一阶段的改革提出了“整体渐进，每个阶段寻找一两个突破”的方针。

吴敬琏则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是，将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相对起来，以后者为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功经验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以速度为标准的概括没有接触到中国转型的本质。那么，中国前15年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的？吴的回答是：增量改革。

所谓增量改革指的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就不在体制内的存量，而在体制外的增量。

他论述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15年来基本上只做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以国有企业改革而论，从放权让利到实行承包制，都是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的条件下进行的改良，而事实上，改革到1981年就已经停滞下来了。但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原因何在？秘密在于体制之外。我们在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没有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把改革的主要战场转移到了非国有经济，即农村和涉外经济方面：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之后到1993年前后中国改革的特点。

他进而还比较了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改革路径差异。以经济改革最激进的国家匈牙利为例，它从1968年开始改革，一开始两年情况还不错，到1972年前后就遇到了困难，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出现，以后改革在国有部门中进进退退，一直没能找到出路。东欧的其他各国，如南斯拉夫、波兰等情况完全类似，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而在改革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又要靠它来支撑，这就好比一架旧汽车，既要对它大拆大卸，更新改进，同时又要它代步，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中国与之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国有经济虽然是老牛破车，但并不急于对它大拆大卸，而是做一点小的改善，让它继续走着，与此同时，在它之外打造新车。

他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描述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体制外改革优先’的战略下，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化了，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权力仍然干预市场交易；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大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的方法加以分配。这样，它就把整个经济变成了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吴敬琏回到了自己那个著名的结论：中国改革必须从此走整体改革的路径。由“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实际上蕴含着这样的一个宣示：应把改革的对象与重点放在体制之内，使之与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化的体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

诸城考察和《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激起了反对者的抗议。一些人士以“万言书”的方式上告中央，认定这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搞私有化的大行动。朱镕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压力。1996年12月，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秦国的改革，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据报纸描写，朱为剧情所动，黯然泪下。

从上一年春季开始，一些美国的投资家开始在亚洲兴风作浪，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认定亚洲各国的经济已经整体过热，货币贬值已成定局，于是决定豪赌一场。他领导的量子基金先是瞄准了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在狙击泰铢得手之后，国际炒家们转而攻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所受攻击的国家和地区均蒙受巨大的金融伤害。这场金融风暴从1997年夏季生成，历时4个多月，对亚洲各国及地区。对所有的产业都造成了重大影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分别缩水50%、61%和37%，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

三是为了扭转消费过冷现状，中央政府决定开放房地产市场。

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从而也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确实起到了复苏内需的作用。

——从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发不可收拾

体制转轨是一个利益结构大改组的过程。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转轨，在利益分配上总会有问题，原来掌握权力的人肯定会利用权力把过去的公众财产据为己有。

我认为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者说1992年以后，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如果官僚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就会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情况；大部分财富被一小撮人鲸吞，而百姓却变得一无所有，那就国无宁日了。

吴敬琏的这番言论揭示了中国改革的另一主题。在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公正”是一个虚悬着的，甚至是被完全漠视的概念，为了摆脱贫困，必须要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让他们成为搅活社会的“鲶鱼”，必须要敢于破坏一切的秩序，先让整个社会“倾斜”起来。然而，当变革的机器运行起来，财富开始迅猛累积之后，社会公正和转型正义便成了一个必须跟进的命题。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而这正是吴敬琏无比忧心的地方。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的这些消极现象，显然不是来自市场规律的影响，不是“看不见的手”拨弄的结果，而是来自市场发育严重不良，行政力量对市场活动的多方干预，是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巨额资金的形成和上上下下各色人对等对租金的角逐……

吴敬琏把当时中国的寻租现象分为3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经商寻租”，80年代中期是“商品（双轨制）寻租”，进入90年代初期之后，则成了“要素（土地、租金）寻租”。

在中国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造成的，而有一些失误则是因为以权谋私的贪欲造成的，用吴敬琏的话来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记者接着追问：“就算是基金管理公司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按照你的恶说法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

吴敬琏坦率地直指监管当局，他说：“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规违法，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当局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首先是监管机构，然后是司法机构，那都是负有责任的。当然比如说行业的自律，还有我们的传媒，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有的是有行政责任，有的是法律责任，有的人是一种道义责任，包括经济学家。我们都是一个社会人，在这里面你是鼓励让这个市场正常化起来，你是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在帮那些违规违法、自己当了暴发户而把中小投资者套住了、坑了的人，你是站在哪一边？”

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如果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

他对记者谈到，在我看来，现在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有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打击改革；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对改革。改革的阻力即来自旧观念，更来自既得利益。而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有的产生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的来自前期不规范的改革。例如，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要求，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打击新生事物”。有些人说这种话的原因是不了解经济学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些人对事情本身是知道的很清楚的，他们这样说，只是因为代表着一种利益。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的说法和做法危害甚大。第一，它延缓了建立规范化市场经济的进程。第二，使受到这类不正常行为损害的人们误以为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是改革带来的，从而产生对改革的反感和对立的情绪。而这些人正是我们为之寻求公平的对象。

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科学。

《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谈了她对吴敬琏的感受：“我第一次接触吴敬琏教授在1991年。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去采访他，以后上‘两会’，每年我都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见着他被记者围追堵截的那个情况，我对他的印象是：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百姓的中间。”这段话在现场激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

莫扎特对人类的善意，能够让你平静下来，从人性的角度说，莫扎特很有深度……他对这种人性的解释，我觉得非常能够使自己心平气和起来。

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越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历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日后来看，吴敬琏与五教授的这场大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论的战斗。双方的论点互有交集。通过这场论战，让一个事实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改革”这个名词，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显然是清醒的。

在2000年第3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时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钱颖一发表《市场与法治》一文，提出市场经济有“现代与传统”、“好与坏”之分。钱认为，在当前世界上，宣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现代的市场的国家并不多，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市场化转轨，弄得不好，也往往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钱颖一还总结了传统的或者说坏的市场经济的若干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对经济人和其产权而言，政府（或国家）不受制度的约束。比如，政府可以随意增税种，提高税率；又比如政府可以任意干预经济活动，限制交易。这就导致经济实体的产权得不到制度保障，从而易受政府的侵犯。”关于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的定义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江平谈到：“从法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处在追求法治和宪政的历史时代。中国有宪法和各专门法律组成的一个法律体系，但是，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一个法治国家一定是把宪法置于一个神圣地位的国度，这里的宪法必须具备宪法精神。宪法精神的加入内容包括民主政治、权力制衡、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才能称为善法。中国应该建立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体系，这才是法治的正途。

在当代经济学看来，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机器代替人工，因此，发展经济，就必须优先生产机器、工作母机以及煤钢等重化工业产品。霍夫曼把早期增长时期经验数据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产业机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工业化后期，就出现了理论上的错误。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前20多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两种战略的成功，从1978年到1993年是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其后则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正式因为后者的政策实施，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保持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所在。

可是，出口导向战略的长期实施已经产生了两个很严重的消极后果。

一方面，它诱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但是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工厂缺乏自己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只能“以量取胜”。这使得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的手里，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畸形现象。

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是建立在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前提下的。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低估，不得不通过入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2003年，中央银行平均每天收购2亿-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5亿-6亿美元。长此以往，这将使国家货币政策的运作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从而很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的形成以及最终破灭。

从亚洲各国的经验看，从“东亚四小龙”到马来西亚、印尼，凡是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成功发展了一段时间后，爆发金融危机，一些应对不当的国家鞥是因此陷入长期萧条。

在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吴敬琏再一次论证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转向技术和效率导向的内生型增长（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增长模式），而不是继续依赖过去靠资金和资源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建立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政府能否从为自己带来权力和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退出，让位于市场。

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环境方面面临双重的威胁。第一重威胁来自市场早期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要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生怕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的确立会危机自己的既得权益，于是就极力鼓动运用政府的力量限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阻碍市场竞争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的进一步的健全。第二重威胁来自在市场前期发展中受损的弱势群体，当这些弱势群体受到蒙蔽，他们对种种不公正的现象的正当不满被被人所利用，就常常会把矛头指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势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势力就能够躲在大众的身后，要求政府扩大干预，摒弃对外开放，压制市场竞争。弄得不好，就会出现下面这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糟糕场景”：“在保护贫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下，既得利益集团压制了市场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可以从中获得机会的人。

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紧接着，他对“仇腐”与“仇富”两种社会情绪做了一番甄别，他说：“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与‘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腐’和‘富’之间容易混同，但是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二者，真正懂得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夫人开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重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

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形成一种无序狂欢的“广场效应”，人们着迷于姿态、丑闻、黑与白的冲突以及偏执的民粹主义立场，因为这些都会迅速唤起滥情和关注。而对于理性与中庸的思考，却显得无比的不耐烦。在这样的舆论空间里，理性表达会变得非常可笑。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我们这里的季节，即使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宏观手段对微观经济干预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中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

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80年间，他的“救国”主体有过3次转折：20岁之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之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1947年11月11日，丘吉尔在议会下院的演讲中说：“多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形式都曾在这个罪恶和痛苦的世界上做过实验，今后还会继续做。没有谁硬说民主就完美无缺或者无所不能，反而是说，民主是一种不好的政府形式，不过它是曾经做过实验的所有政府形式中最不坏的一种。”

从吴敬琏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邓孝可、邓季惺、顾准的影子。这个在病床上偷听延安广播的年轻人，这个在劳改队默默苦思的中年人，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伟大的改良主义传统中找到了思想的归宿。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反对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渐进的力量。

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没有告别讲台的打算，对他而言，这是他的“战场”。在一次授课中，他对300多位听课的企业家学员说：“我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讲台上。”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吴敬琏迎来80岁的寿辰。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

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就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他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个有限的人生实在无法穷尽时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聪慧、勤奋如吴敬琏者，也在所难免。中国的历史实在太过漫长，自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形成的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传统几乎成了国民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的高贵与顽痼一样的深重，打断它，谈何容易。相对于变革的漫长，人生实在太短暂，也许正是这个意义上，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自称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不过，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而前行。”

在那次的讲述中，对生命的感恩，对所有朋辈的的感念与追忆贯穿了整个叙述，命运将如此多的际遇与冲突涂抹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温和的人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让生命以如此充满磨难而纯洁的方式绽放。

——本书的最后，作者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一番对话来评价吴敬琏：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2013.4.4

88“据顾准后来说，在撤职赋闲期间，他认真读书和思考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认识才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38“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在一次又一次打着漂亮的革命旗号的行动中，有一只居心叵测的黑手在操纵，它通过学部这个中转站，煽动、指挥学校和机关中一些不明真相或怀有个人野心的人充当打手，为他们火中取栗。”（个人野心，拿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容易被利用.最难管理的是那种既不贪财也不恋权的人,最珍贵的人才也应该是这一类吧） 136”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 142”哲人说，苦难是生命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其实因人而异。没有人会主动去追求和拥抱苦难，但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却会涤荡出不同的底色，有人消沉，有人麻木，有人背叛，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从此警醒和升华。“ 156”鲁迅在演讲中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159“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就容易看得清楚一些” 179“晚年顾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天问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180"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多元论的，政治民主，“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 301"是年，他已经53岁。（吴敬琏53岁耶鲁求道，我现在刚40就批的我没命，中科大伤人心不浅啊） 305"货币数量学说、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多个新学科。这一学派的众多领军人物，如弗里德曼（1976年）、斯蒂格勒（1982年）首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后来得到此奖的布坎南（1986年）、科斯（1991年）、诺斯（1993年）、福格尔（1993年）、贝克尔（1992年）和卢卡斯（1995年）" 315"孙冶方就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的问题” 433厉以宁则谈到，可以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金（黄金储备）、木（国有房产）、水（引进外资）、火（国有工厂）、土（土地使用权）和人（户口）等六种资源，通过出售黄金和房产、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卖户口等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 434"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 452"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455"薛暮桥..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娜拉出走后该如何？”，一方面论战，一方面为论战后的具体改革做好准备“。。守机待时" 489"之所以要对意见稿中的文字如此挑剔，就是要尽可能地清晰表达，杜绝模糊地带，以堵住任何可能的反复。" 506"经济学家的正确角色，不应当是‘解释和论证政策’，而是对经济情况和政策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告诉政府和公众" 514"所谓增量改革指的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就不在体制内的存量，而在体制外的增量。" 586"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学中的含义，大致上可以说是“用预先谋划和可以计算的方式从事创新活动，以谋求结果的最大化” 591"在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公正”是一个虚悬着的，甚至是被完全漠视的概念，为了摆脱贫困，必须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他们成为搅活社会的“鲶鱼”，必须要敢于破坏一切的秩序，先让整个社会“倾斜”起来。然而，当变革的机器运行起来，财富开始迅猛累积之后，社会公正和转型正义便成了一个必须跟进的命题。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592"一是如何杜绝改革中日益泛滥的腐败现象，二是从制度层面上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 602"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在“放小”的过程中把老职工扫地出门，自己却趁机大发其财"。 613"在中国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而有一些则是因为以权谋私的贪欲所造成的，用吴敬琏的话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633"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规违法，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当局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首先是监管机构，然后是司法机构，那都是负有责任的。当然比如说行业的自律，还有我们的传媒，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有的是有行政责任，有的是法律责任，有的人是一种道义责任，包括经济学家。我们都是一个社会人，在这里面你是鼓励让这个市场正常化起来，你是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在帮那些违规违法、自己当了暴发户而把中小投资者套住了、坑了的人，你是站在哪一边？” 638"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如果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 644"也许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的折射，普通的大众投资者声音太小，他们说话的舞台缺乏……也许至少岁数大一点，也许可以说得更多一点。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利益会把仇神招到战场上来" 676"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813"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 857"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 861“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 868"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873"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