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十年》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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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梵文,我在国内读书时,就曾动过学习的念头。但当时国内没有人交梵文,所以愿望没有能实现。来到哥廷根,认识了一位学冶金学的中国留学生湖南人龙丕炎,他主攻科技,不知道为什么却学习过两个学期的梵文。我来到时,他已经不学了,就把自己用的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语法送给了我。我同章用也谈过学梵文的问题,他鼓励我学。于是,在我选择道路徘徊踟蹰的混乱中,又增加了一层混乱。幸而这混乱只是暂时的,不久就从混乱的阴霾中流露出来了阳光。12月6日日记中写道: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梵文,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第二天的日记中有写道:
我又想到梵文,我左想右想,觉得非学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仍然决意读梵文。自己兴趣之易变,使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决意读希腊文的时候,自己发誓而且希望,这次不要再变了,而去自己也坚信不会再变了。再变下去,会一无所成的。不知道命运可能允许我这次坚定我的信念吗?
我这次的发誓和希望没有落空,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已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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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密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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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相当多的。原因并不复杂。我前面谈到镀金问题,到德国来镀的金是24k金,在中国社会上声誉卓著,是抢手货,所以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若鹜。这样的机会,大官儿们和大财主们,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纷纷把子女派来,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愁供不起纨绔子弟们挥霍浪费。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以及许许多多的国民党的大官,无不有子女或亲属在德国,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德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供几年之用。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 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在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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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然而语言这玩意儿也真奇怪。一个人要想精通本国语和外国语,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穷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达到一般交际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简单。洋泾浜姑无论矣。有时只会一两个外国词儿,也能行动自如。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的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儿,也能指挥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开着,他口念"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关上。反之,如果窗子是关着的,这位大使阁下一声"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窗子无非是开与关,决无第三种可能。一声"这个",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矣。
p49可是选梵文课的只有我一个学生,而且还是外国人,虽然只有一个学生,他仍然认真严肃的讲课,一直讲到四点才下课。
p54他手下那著名的两支队伍,冲锋队strum abteilung和党卫军schutz staffel。
p56德国医学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试学生,他把一盘子猪肝摆在桌子上,问学生道:“这是什么?”学生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哪里会想到教授会拿猪肝来呢。结果是口试落第。
又一次,也是这位微耳和在口试,他指了指自己的衣眼,问:“这是什么颜色?”学生端详了一会,郑重答道:“枢密顾问(德国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种荣誉称号)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说:“你及格了!”
p69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
p73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他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它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回忆起来他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道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
p76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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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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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伟大的动机。但仔细追究起来,却有一个极单纯的要求:我总觉得,在无量的,无论在空间或时间上,宇宙进程中,我们有这次生命,不是容易事;比电火还要快,一闪便会消逝到永恒的沉默里去。我们不要放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多看一些东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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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以及许许多多的国名党的大官,无不有子女或亲属在德国,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话。有一部分留德学生,只需要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供几年之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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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俗语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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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期间,我听了很多使馆的故事可或者传说。有人告诉我,在一个瑞士人举办的什么会上,中国公使被邀参加并且讲话。按外交惯例,他应该用中文发言,让译员翻译成德语或者法语,二者都是瑞士国语。但是,我们的公使大人大概想露一手,亲自用德文讲话如果讲得好,讲得得得体也未可厚非。可是他没有准备好的讲稿,德语又蹩脚。这样必然会出洋相的,特别是他在讲话中总是说“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大为惊愕。中国人士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恍然顿悟:我们公使大人是在把中国人讲话时想不起要讲什么话只好连声说:“这个,这个,这个“翻译成了德文,这样的顿悟,西方人士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的,中国人有福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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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应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位清华同学的邀请,到一家餐馆里去吃饭。这家饭店也十分豪华,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到俄国名贵的鱼子酱。其他菜肴也都精美无比。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在火车上啃了八天干“裂巴”的年轻人,见到这样的好饭,简直像饿鬼扑食一般,开怀畅吃。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谁也没去注意。反正这是我一生最精美、最难忘的一餐,足可以载入史册了。饭后算账,共付三百卢布,约二百美元。我们都非常感激我们这位老同学谢子敦先生。可惜以后,由于风云屡变,我竟没有同他再联系。他还活在人间吗?时间已经逝去半个多世纪,我现在虔心为他祝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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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八十,能值得记述的东西只有两段,一个是留德十年,一个是十年的空前浩劫。
我虽年届耄耋,看起来还不像要走的样子。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不少酸甜苦辣要尝,我真希望这个余音能袅袅得更长一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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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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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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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几乎根本没有。西方社会是实用主义社会。一个人对社会有用,他就有价值;一旦没用,价值立消。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因此西克教授对自己的处境也就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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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刚上台不几年,德国崇拜他如疯如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年轻貌美。有一次同她偶尔谈到希特勒,她脱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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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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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找房子,人们往往会想到老舍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讲到中国人在英国伦敦找房子的情况。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出租招贴上没有明说可以租给中国人,你就别去问,否则一定会碰钉子。在德国则没有这种情况。在柏林,你可以租到任何房子。只有少数过去中国学生住过的房子是例外。在这里你会受到白眼,遭到闭门羹。个中原因,一想便知,用不着我来罗嗦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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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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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象,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达十八层地狱,无不震动,无不惊恐,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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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面对屋前的枝叶繁茂花朵鲜艳的木槿花,面对小花园里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国的梦。同时,在灯红酒绿中,又会蓦地感到手中的饭碗在动摇。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