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流光溢彩的时代，学界新人辈出，令人欢欣。这种欢欣，又伴随着惊喜，联翩着钦羡，当今史界之盛，莫此为基。不是吗？翻开王海利博士的专著《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半是惊喜，半是钦羡，我顿时想到，一部中国埃及学史的奠基之作诞生了。
这种思绪一下把我带到了十年前，黄浦江畔发生的一幕难以忘却的文化景象：
1999年夏日，正值炎炎暑天，仲夏时节，只见路上行人挥汗如雨。然而，座落在人民公园一侧的上海博物馆入口处却排起了一条长龙，等候一两小时才能入室参观，最多的一天竟达2万多人。真是公众的热情胜似夏日的高温，他们为正在申城展出的《大英博物馆古埃及艺术珍品展》所吸引，所兴奋。
进得馆来，展厅正中迎面显现的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精美绝伦的拉美西斯二世半身雕像，分列展馆两旁的是高大的古埃及法老坐像。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诸如《男人头像》、《贵妇人立像》、《死者之书》等珍品一一“登场”，那雕像、壁画、纸莎草纸、金银首饰、玻璃器皿等瑰宝集体“亮相”，默默地诉说那遥远的尼罗河文明，静静地流淌着古代埃及人的智慧……
就这样，尘封的历史激活了，往日的辉煌又重现了。在这里，同为人类文明发祥地的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相遇了，于是现代与古代撞击出的思想火花，在变幻的时空中闪耀，其神秘、悲壮与诘问，怎能不深深地吸引观众而流连忘返？
不过，在历史学家那里，却多了一层含义，那就是它所蕴含的一种学术使命：解读人类文明的进程，破译其神秘与诧异，以揭示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历史学家职责之所在。由此，在我个人看来，海利的书，则另具深意。以下我就此说开去，略表个人之愚见。
首先要说的是埃及学的“前史”。
毋庸置疑，埃及学是迄至近代才发轫的，研究它产生以后的历史进程，对埃及学的深入发展十分重要，自不待言。但历史的发展必有其前因后果，不可能是一种突发的行为，学术史的发展进程也同样如此。我这里所说埃及学的“前史”，无非就它的起源及近代发端的背景，略说一二。
首先要问的是，何谓埃及学？本书著者给出的定义是：埃及学是近代兴起的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文学、艺术、建筑以及科技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第8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这自然是恰当而又精到的。我所要补白的是：
其一，关于起源。王著正确地指出埃及学是“近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但又设专章“前埃及学时代”，以溯其源，述“前史”以作为“正史”之铺垫，这是十分必要的。在我个人看来，人类自创造历史的那一天起，也许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事实上，原始先民创造了“远古历史”，对它的传承与研究不就是从那些祭神巫祝、行吟歌手开始的吗？他们扮演了最早的历史学家的角色。同样，古埃及文明自出世后，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于是埃及学的“前史”也就发生了。在古代埃及，祭司们是研究历史的主体人群，如高级祭司马涅托撰写的《埃及史》，由他所确立的古埃及王朝划分法，至今仍为我们所沿用，这对近代埃及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之所以说这些，意在说明近代意义上的埃及学之所以产生，那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历史凝聚与学术积淀，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个人愚见，王著中的埃及学的“前史”，不仅确有必要，而且还可再加丰满，不知以为如何？
其二，必须指出，埃及学的奠立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成果。在西方史学史的史册上，19世纪的西方史学（实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各个方面（包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被称作为“历史学的世纪”。著名的英国史学家古奇说道：“古代东方的复活是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1]古奇之论甚是。的确，“古代东方的复活”应当作为“历史学世纪”里历史学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其中由于埃及学（还有亚述学、汉学等）的奠立，19世纪西方学者对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上所述的这些学术背景，让我们深思：在西方史学雄视天下时代里产生的埃及学，是否存有“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 的偏见，为此本书著者曾深刻地发问：“东方主义[2]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埃及学的真正面目？我们今天如何对埃及学中的东方主义问题进行剥离？诸如此类问题都是我们21世纪从事埃及学研究所面临的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第253页）倘如是，结合研读一下萨义德轰动一时的名著《东方主义》，重新解读19世纪西方史学繁盛背景下产生的埃及学，会给我们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海利在本书“结语”中提出“谁的法老？”，这一诘问当是埃及学研究中的醒世之语。
其次要说的是埃及学的地位。
毋容否认，当代埃及学（还有亚述学、拜占廷学等）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在国际学术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在国际埃及学的学术舞台上，总是西方人的“家天下”，为西方学者的“话语霸权”所主宰，而鲜有非西方人的声音，这真是令人噎气之事。
诚然，埃及学研究的深入，需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充足的财力支撑和必要的人力配置。前者是物质基础，无此则难以维系，更谈不上深入；后者是研究保证，无此，倘财力再雄厚也是白搭。总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的优越条件，西方发达国家的埃及学，在传统优势中又获得了新发展，以至这块阵地竟成了“展示他们经济实力雄厚，文化教育发达的一个窗口。”（第248页）
此外，还必须承认，研究埃及学殊非易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埃及学研究，决不单纯是历史学的研究，它发展至今，实际上已成为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一种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诸如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碑铭学、宗教学、艺术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尤以语言文字研究的难度为甚，研究者除通晓现代西方语言如英、法、德语外，还要掌握古埃及的语言文字，真是谈何容易，这就足以难倒一大批人。
然而，时代在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亦以世人为之惊叹的步伐在大踏步前进，学术也是这样。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新时期以来，一直滞后的埃及学研究，因为上述条件的日益具备，异军突起，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从王著书中所列，足资证明，以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为例也可旁证：我系先是引进了获得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的金寿福教授，继而在金教授指导下，又着手培养这一冷门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并成立了埃及学研究中心。形势真是喜人，当然也面临许多困难。“埃及学在我国必将会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第222页），我相信王博士这一非常乐观的估计。但任重而道远，我国的埃及学工作者为此还须付出比其他学科工作者更多的精力、更大的投入，因为原有学科基础的薄弱，以及颇具难度的学术含量和工作强度。
在当今中国史界，中国史学应当快步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史学界，其呼声不绝于耳，令人振奋。于是时贤俊彦各出其招，有人说要加大“西书中译”，让中国历史学家进一步了解域外；有人说，要开拓“中书西译”（比如，把中国的二十四史译成西文），让“老外”们尽快了解与认识中国史学之宏富，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在这里，我由海利之大作忽然想到，发展中国的埃及学，让中国学者在为西方人所霸持的国际埃及学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不失为一条通向世界、与国际史学“接轨”的渠道。在此，给年轻且奋发有为的王海利博士将上“一军”：“不知你愿意不愿意为此充当‘马前卒’”？
最后要说的是埃及学史对埃及学学科发展的作用。
瑞士巴塞尔大学著名的埃及学家苏珊·比克尔教授在评论王海利这本书时说道：它对“现代研究者具有指导作用”。说得好！这本埃及学史的著作对埃及学、尤对当代中国埃及学的发展，的确具有“指导作用”。
学术研究工作历来是推陈出新、继往开来，今人的研究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前进的，不可能一切都从零开始。这应当是学术研究工作的一种“常态”。因此，我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时，总要对他们特别强调把前人的研究情况梳理清楚，即把学术史的回顾工作做好。事实表明，这方面的工作越是做得精细，接下来的论文写作便会有的放失、更有深度。这些事儿，我们通常可以把它说成是“史学史的工作”。从这意义上而言，《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是一本埃及学的史学史，即我称之为“研究的研究”。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研究的研究”之作，对于正在兴起的当代中国埃及学的发展，意义非凡。试想，一位对埃及学很陌生的初学者，而对高深莫测的埃及学，当如何入门，他多么希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能看到“探索者的足印”。现在好了，他们可以通过这本书，对埃及学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领略各家各派之风采，并由此寻求入门的途径，尽快进入埃及学之殿堂，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功夫，正如温儒敏教授所言：“让大家观千剑而后识器，获得在本学科领域的方位。”[3]温氏之言，生动地道出了“研究之研究”的重大意义。因此，我在文首说本书是中国埃及学史的奠基之作，当是实至名归，它对当代中国埃及学的深入发展所起的“指导作用”，当不可低估，一如坊间已流传的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的《古典学的历史》[4]，对西方古史研究所起的“指导作用”一样。
“筚路篮缕，以启山林”。海利在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成果将公之于世，至此可以说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作为当时参与“指导”研究工作的老师，自然分外高兴，从中也凝聚了一份浓浓的师生情谊。记得当年，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答辩取得成功后，我就对他作出承诺，待日后大作出版，我一定抽睱写上几句，如今，我信守诺言，也了却了我当初的一桩心愿，其愉悦之情，难以言表。不过，坦率地说，埃及学我虽也关注，但毕竟是“门外汉”，上面写的这些话，还不知说对了没有？望海利君指正，亦望识者赐教为盼。
是为序。
2009年10月28日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1] 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0页。
[2] 萨义德把西方人对东西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歪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有机地联系到一起称之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252-253页）
[3]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 该书由陈恒翻译，属“西学源流”丛书之一种，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6553&c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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