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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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实行人身依附的知识系统。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的知识系统，是被统治阶级牢牢控制的、为专制统治选拔后续官僚的科举知识系统。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科举制度对其人格、志趣和精神的养成，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1页 -
康有为出于对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坚持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了所谓“尊帝讨逆”的方针，将慈禧排斥在变法之外，扩大了打击对象，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才惹恼了慈禧本人，激起她的迅速反扑。 由于康有为身体里始终流淌着旧时代君臣一体的血液，注定了他只能用儒家的孔教传统嫁接西方的立宪主义，采用传统的变法理念搞一场划时代的改革。他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在思想上敢于无所顾忌；他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在行动上拒绝突破·。他因而成为保守派和革命派共同鄙视的恶徒。 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福泽谕吉 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假如有利于国家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4页 -
传统社会，给予知识分子唯一的进身之阶就是官场，不论个人有多大才能，当官做事业必须是经过这一制度的过滤而后方可，这必将造成知识分子对这种制度的强烈依赖性。他们怎能不趋之若鹜，怎能不明哲保身，又怎能长久地保持所谓独立自由的思考？于是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正直之气消磨殆尽，更不要谈对国家、民族的报效之心了。即使通过考试而取得了官位和功名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摧眉折腰、蝇营狗苟而少有信仰与原则。他们除了摘取功名富贵之外，从无远大志向和广阔胸怀，甚至连自己的皇帝主子也不欲为之尽忠效命。 越是来之不易的东西，人们对其越加珍惜，这种珍惜往往是非原则和极度自私的。因而即便是国难当头，读书人也只记者不能误了自己的功名。 长期侵淫在险恶的官场，中国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愿冒牺牲身家性命的危险去关心与己无关的外部世界。在巨大的风险和现实的利益面前，他们自觉选择了安于现状，明哲保身。长此以往，他们便也慢慢蜕化成为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体制内的应声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3页 -
日本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被体制化，没有超乎寻常的生存压力，没有生死存亡的外在刺激。如果说在官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大都要通过做官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与抱负，特别是明清时期更是如此；而在日本，知识分子的志向、抱负却未必非要通过做官来实现。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技能或凭一技之长获得社会的承认，此种情形在西学东渐之后尤为明显。当时的中日两国虽然同为专制社会，但日本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反而使日本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上层。 由于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所以对西学的钻研，也是知识分子出人头地、通向成功的一条途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只有通过科考而别无他途，西学对其自然无关紧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5页 -
西方人重逻辑推理，中国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持科学思维，中国人持艺术思维；科学主张理性，重法则；艺术只谈境界，重体会。 不读中国历史，不知中国的伟大；不读世界历史，不知中国的落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8页 -
近代外交的成败势强，则理便讲得通；势弱，就无理可讲。再会讲理的外交官，顶多是败的程度好一些，始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蒋廷黻 （李鸿章）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不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2页 -
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转型，本不是一件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充满了认知的障碍、人事的舛错、价值观的混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4页 -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主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 其实，落后不一定会挨打，落后了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似地装龙头老大，才一定会挨打。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6页 -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9页 -
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1页 -
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机，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点上与慈禧一决高下。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光绪遇事畏缩，他根本没有胆量与实力去和慈禧对抗。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8页 -
日本的武士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侠客，但他们不是独行的游侠，而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因为他们既个体又集体的存在，因而渐渐形成了极大的势力，并长期控制日本的政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1页 -
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的体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6页 -
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这种代表国民精神内核的文化一旦形成，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 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大清国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至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部分，即一个民族的观念定势和心理积淀，则是积重难返，严重拒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0页 -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更注重学问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所以在承认差距，改革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痛快彻底。大多数人都能顺应时代，冷静地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文明和意识形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2页 -
所谓中戏学之争，其实挣的是满清统治集团背后的现实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强国的策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3页 -
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一伙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迂中带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光绪集团和明治领导集团的见识不同，实力悬殊，致使中日两国的变法南辕北辙，天壤之别。 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6页 -
中国之坏不在于立法不善而在于积弊太深，积弊太深不在于无治法而在于无治人。-----清·孔昭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9页 -
变法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科学的统筹，不是稳扎稳打而是急功近利，不是循序渐进，而是贪大求全。 维新派在政治改革上激情燃烧，而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却一筹莫展，从而远远地脱离了底层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众。维新派拿不出解决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案。 光绪皇帝所走的路是对的，但他的顾问康有为等人没有政治经验，他们简直是因好心而扼杀进步。他们可以说是因狼吞虎咽而死，不知消化，想要在三个月内吃三年的粮食。----赫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2页 -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包围与进攻面前，必须以本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来对抗外来压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5页
作者: 王龙
副标题: 从大清王朝的十张面孔解密国运沉浮的历史玄机
isbn: 7507527441
书名: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页数: 352 页
定价: 35.00元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0年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