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i Gouhier在其《Auguste Comte的青年时代》（La Jeunesse d’Auguste Comt，巴黎，1933）的第三卷中给出了一个关于“革命与复辟”的值得注意的研究。在此研究中Gouhier发问道，Comte到底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法国大革命的实施者，还是一个复辟现象。然后他极为巧妙地证明了这个问题的每个分支的回答都可以是肯定的。原因是法国的革命运动走向了一个极端，终止了，然后开始倒退；这里所说的极端即是于新近的革命阶段取代自由主义的那种思潮。在极端处的分歧可从两个人物身上得到最好的展示：罗伯斯庇尔和Hébert。大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他希望建立一种对最高存有（Etre suprême）的祭礼。Hébert认为自然神论是向基督教和教权主义的过分让步；他希望有一种对理性的祭拜（culte de la raison）。这对于罗伯斯庇尔而言太过无神论了。两人之中，罗伯斯庇尔是保守派革命者，Hébert则是激进派革命者，想要完全抛弃基督教的精神内涵，认为即使是苍白的自然神论亦当被废除。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Auguste Comte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所持的立场。和罗伯斯庇尔相比，Comte是革命派；他无意回归自然神论及对最高存有的祭拜。他摇身一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人性教”（religion de l’humanité）的创始人。因此，他是Hébert的继承者；他想要神化理性，并用神化了的理性精神组织新的人性；他是革命的实施者，这是一场反对所有复辟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的激进革命。不过，Comte也有保守的一面，因为他完全不想让革命的恐怖死灰复燃。他想要战胜的确然不只是旧制度，而且还有巴黎公社那种革命民粹主义，而这种民粹主义的代言人正是Hébert。他找寻一种新的方式，通过一个保守的组织统一革命的精神内涵。他希望实业家的世俗权力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权力相统一，紧密围绕在教主Comte周围。这是中世纪社会的余影：管理者对应于封建君主，实证论知识分子对应于牧师。鉴于后来的事件，我们可以称此模型为一种在诺斯替教派领导下的工业法西斯主义。从这个角度看，Comte是一位保守派。最后，还有一个令与他同时的自由主义者称道的Comte。在其著作的最初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理智阶段，他站在其科学的立场上攻击形而上学和宗教。自由主义者们喜欢他的做法。就是在这个阶段，Comte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Emile Littré建立了友谊并有了国际性的影响。特别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的自由主义融合了他从Comte那儿得到的观念。但是，Comte的第二个著作阶段，所谓的宗教阶段，震惊且激怒了他的自由派朋友们。第二个阶段的Comte意图创制一个由实证论知识分子构成的世界组织并建立诸如一个新的教会一般的威权机构。Comte和自由主义者们决裂了。就我们考察的目的而言，现在我们有必要说明，Comte的一生和著作从没有分为两个阶段。Gouhier证明了Comte在所谓第二个阶段的观念都在19世纪20年代他的早期著作中出现过（至少也有其轮廓）。Comte根据计划，逐步发展了他早期形成的全部观念；自由派的，保守派的和革命派的Comte构成了他完整的人格。不过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段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而言，这个现象太过惊人，也太不可理解，他们只好发明了两个阶段的说法，如是以至于最终将第二阶段归咎于某种精神疾病。将Comte一分为二甚至延续到了二十世纪：最初的Comte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依然启示着新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第二个宗教的Comte，已经由马克思主义替代。让自由主义者震惊得躲入他们自己的防御工事中的是Comte所体现出来的激进的革命性特质，因为它也使得自由主义中的诺斯替成分昭然若揭，令自由主义者们痛苦不堪。
——摘自沃格林《自由主义及其历史》，董子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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