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街 002

人们不谈理想了，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生活似乎不存在着更高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下，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展开了。

我也不认为我做电影，就能去改变什么。我拍的那次公交事故，是在五年前发生的，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满载乘客，将近60个乘客。因为机械故障，因为公交公司检查不力，因为司机的上岗资质，那辆车就直接栽到河里，15个人因此丧生。当时的现场我是去了，看到的。五年后拍了这个片子，拍的过程我很投入，同时我也知道，我拍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只是我个人的表达，做了给人看了又能怎么样？果然我拍完没有多长时间，成都的公交车又着火了。这像是宿命一样。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就是一场这样的宿命。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比如赵亮拍《上访》，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甚至会对拍摄者，或者对帮助他拍摄的人，造成伤害。所以做影像的人很多时候是自私的，只是去表达而已。表达完了就完了。甚至造成不好的后果，但真的不能改变什么。可能过了几十年，尤其是纪录片，作为一种资料就可以了。在当代，又能怎么样呢？你拍了《上访》，去了墨尔本，但中央台能放吗？如果中央台能放，它是有作用的，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对影像没有特别神圣的感觉，就是个人的表达，玩，个人选择的一个行为而已。我不觉得影像有这个力量，文字就更不怎么样了。好像鲁迅拿起笔，弃医从文，就成了一个战斗。我不觉得这个事有多严重。我只是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说，我理想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去实现。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和身份 要有一个相对的公平，比如汶川地震以后，有个山东作协的人，写了首诗，大概是“做鬼也能看奥运”。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体制内的话，第一是也许不会发生，第二是会有人起来去反对，也有作用。 有个片子叫《麦收》，是讲妓女的。这个片子在香港放的时候，观众就很激动，有些团体会示威，会登报抗议，觉得这个片子侵犯了人权，因为片子里用的是真名实姓，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这个事在我们这边争议也很大，有人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被拍者是同意的，而且你根本就没来过大陆。但这就是在香港社会，会有人起来反对，这是一个使命，一个社会责任，这个就很重要。 一谋：他们在争取自己的社会空间。

应亮：那个体制会给他空间去做，给他去说。给他去抗议。《麦收》导演去了香港，《明报》采访了他，让他去说，去解释。双方的对垒、观点都很清楚，各有各的道理，很好啊。相对的公平是有的，不会有人在灾难的时候写一首很奇怪的诗，发在重要的报纸上。我肯定是一个想去找答案的人，我不会没有想过。否则这一次我也不会去做那个社会调查。但是，影像这个东西太弱了，真的不能做什么事。

你可以对各个热门话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你却经常发现自己成为了批评对象的俘虏，“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成固执。

中国社会令我们很多人愈发感到压抑的最重要原因，不仅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或者经济压力，而是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既定思维和秩序，人们觉得除去加入它、迎合它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出路。

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们，很少有自己独特的理想，他们所渴望的仅仅是一种集体式的理想，真正的个人无足轻重。

这个社会现在什么是患，大家都知道，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说出口，也没有人会去做，其实已经不是隐患了，就是患。

在中国艺术中，不仅书法，大写意、围棋、古琴、诗、篆刻、园林、戏曲甚至风筝与垂钓等等，莫不是以“点线见性情”。这是极少主义最古典的体现，又恰恰是最“后现代”的一种艺术思想。是最难得的、最清高的、最微妙而不可思议的中国精神。

书法泼墨之点线，是即时的，瞬间的，在一刹那中甩手造型，成毁不惊。油画则不然，中间有许多给作者游移修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性情是否在变化？这是只有画家自己才能知道的事情，不可言说。

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多信息极端丰富，但知识极端匮乏，手段非常多样，但思想非常单薄。

正如具体的社会改革需要政策论述、需要游说，但街头抗争同样必要。摇滚的政治行动也可以是多重的。

九十年代之后，大部分人都被经济浪潮洗白了，我们的身边全都是“艺术的尸体”。

我强调一个有机的过程，就是最漂亮的作品是一个有机过程中产生的，不是说我东想一个剧情，西想一个形式，然后看怎么把它弄到一起，而是说内容和形式是一起蹦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和艺术发生关系呢？我们是要穿过我们的藩篱，逾越我们的限制，填补我们的空虚---彻底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不是一种条件，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逐渐变成了透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