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梭罗并没有尽兴；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草丛的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 。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更不忌讳承认启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建公园总是好客吧？现代人的生活那么紧张，活动的空间那么局促，一个公园，就像是读一个冗长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句子好不容易盼到的逗点。 《夜游》里的麦珂说的：年长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对年轻人嫉妒得要死。他们除了想尽办法折磨年轻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气的法子了 。如果不能教育他们，只有不理他们了。 台北、高雄及其他城镇的妓女、乞丐、摊贩之所以存在，绝大部分不是这些人天生下贱，不知廉耻，甘愿在街头淋雨吃尘砂，而是有很多很多原因，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试问：人心都是肉长的，人都知道追求富裕、舒适与尊荣，若不是万不得已，谁愿如此生活在阴暗角落，面对卑微而悲惨的人生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知识分子如果可以无视于酒肉臭之当前事实，而独责冻死骨的碍眼，这也冷酷的近乎没有人性了！ 在另一本他与霍克海默的作品"文化工业：启蒙就是瞒众"（The Culture lndustry：Enlighte as Mass Deception）中，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制造的是假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及商品看似是可供自由选择，但其实每样文化商品都是预先估计好了市场的反应，故此是基于"划一"原则：个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譬如说流行音乐，每多少首歌，必有几首高踞流行榜，音乐消费者以为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民主结果，其实是音乐工业推销商品的划一伎俩 《娱乐至死》看似有选择，其实是在限定选择做选择题，本质上还是没得选，如同早上死和晚上死的选择都是同一个结局。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三十岁真好！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1.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虚拟的感官体验充斥于电视、电子资讯的大海，大部分人似乎只能强调“随机应变，快速反应”的竞争守则，选择当一个只看得到“利”而见不着“义”的“独眼龙鲁宾孙”。这种“台湾制造”的鲁宾孙，徜徉在个人主义的荒岛上，凭借着一台手提电脑和网际网络，下载一堆资讯软件，陶醉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不出门就可以跟全世界打交道，使台湾变得益发像一座波浪形的海岛，二层层波浪迅速涌至，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快;速度感更强，淘洗的力量越大也让人因为速度的追逐而抗拒更本质性、更根源的种种课题。 2.“野火”二十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二十岁的人，今年四十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经和几个人偶遇：那深入部落为原住民孩子争取权益的，那回到乌丘孤岛去为穷乡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组织了环保运动的……台湾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坚持和努力中累积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败了？被什么打败？ 3.当年的大学生，在威权政体长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的大学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呢？或者说，二十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4.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变成没有灵魂而机关算尽的豪赌客，政治可能变成纯粹的商品推销术，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转为权力斗争技巧学，知识分子，可能争相以虚无为高尚，而群众，可能比从前更不宽容。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由虚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统治？写“野火”时，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学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园大学”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气壮地嘲笑深刻、拒绝思想？ 5.从国家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获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抽空、价值的犬儒化、叙述的琐屑化、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传统的失忆化。从“大叙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深刻和真实”，不可以离开某些最简单、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则，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与恶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学。（连这一点，你也想挑战吗？） 6.一个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社会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社会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申的社会。江南案、十信案、毒玉米案都是动摇“根本”的看得见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屈在自生自灭。 7.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8.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所以——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9.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10.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词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11.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 12.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 Levy 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 Overprotection ）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13.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头。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对民主的真义只有很浅薄的了解。可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 14.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道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哪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15.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 16.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做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17.在统独之上，中西之间，风声不绝。至于毁誉，她似乎都不在意，因为有风过处，树林总不免飒飒而鸣。 18.当传媒的至高目标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这就不能不与世俗民众构成一种互为资源、互相塑造的不良关系，这种关系所形成的加速运动，几乎任何力量都难于抵挡。它每时每刻拼凑着浅薄的道义、随意的证据、失控的情绪、颠倒的轻重，鼓动起一次次规模庞大的视听灾难，又开启着一轮轮更焦渴的耳目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向谁求助呢？求助于民众的自我禁忌？求助于媒体的良知复苏？还是求助于政府的疏导劝告？显然都不可能，也不合适。想来想去，只能企盼着高层文化人振聋发聩的声音让世间一惊，就像当年《野火集》问世时的情景。 19.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中华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组织压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却是轻松自如、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又是文化上价值的个人取向。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而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 20.文化的定义是浮动的，文化人最缺乏的就是包容和忍耐异己之心。身为一个文化人，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21.如今，距离是我们不可能享有的奢侈。大家同在一个窝里，唯有自欺欺人的蒙混时刻，才有人胆敢胡言自己是“恶水上的大桥”。台湾已成一座危桥，我们就是恶水。切莫问我答案在哪，我只知，它在疯中飘扬。 22.民进党执政后，我眼看着往日的自由派学者、知识界的朋友、当年学生运动的纯真热血，一一成为权力祭坛上的污血、血糕，献给了无品无格的政客，连一点知识原则都把守不住，就深深感到知识人是多么容易下沉。人性如此脆弱，我有一种看见时代悲剧的安静，如同见到历史的镜子，闪出冷静的回光。

《难局》1

《难局》2

《不一样的自由》1

《不一样的自由》2

《我的过去在那里？》1

《我的过去在那里？》2

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选择：考试失败了，爱人变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究竟乳酪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管在左在右，当一个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来应付“新”的情况，当他不计后果的，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 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的老鼠？！国际形势的变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见得能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旧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

当了小学生，庆祝儿童节的意思就是站在苦热的太阳底下听校长演讲“如何孝顺父母”，换来一包糖果，包糖果的玻璃纸上印着“拯救大陆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