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原文摘录
他们所经历的苦并不是自己的业导致的后果，而是来自于外在的神圣源泉。必死的男人和女人们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必然竭尽全力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像安提戈涅所做的那样。但是，当他们走到全部努力的尽头时，只能果敢而毫不畏缩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查看原文 )
苏格拉底想象有一群人，他们从小就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一个洞穴里。他们必须背对阳光，因此只能看到从外面的世界反射到洞穴岩壁上的阴影。这是未经启蒙的人类之境况的形象比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可能直接看到理念。我们如此习惯于这种缺乏教育的境遇，以至于以为这些转瞬即逝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如果我们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会因洞外灿烂的阳光和充满活力的生命而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这也许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因而想要回到我们熟悉的光线微弱的环境中。 (查看原文 )
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一个新的观念引入了希腊宗教。自从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一直被鼓励要接受现实，没有超越现实或彻底改变其境况的野心。诗人、科学家和剧作家都强调，万物是短暂的、行将毁灭的，而且往往具有残酷的破坏性。人生是苦，即便是诸神也无法改变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势。这就是现实，一个成熟的人必须以英勇反抗或者以悲剧或哲学的领悟勇敢地面对它，而柏拉图逆转了这种观点。我们世俗的物质生活确实是悲惨而有缺陷的，但这并非真正的实在。与不变而永恒的理念世界相比较，它是虚幻的，而人类可以接近那个完美的世界。人们不必忍受苦难和死亡。如果他们准备好投身于一种长期而艰苦的哲学启蒙，那么他们的灵魂无须诸神的帮助便会升入神圣的世界，并实现不朽的声名，而这从前曾是奥林匹斯诸神的特权。在柏拉图之后，出现了一种对超越于诸神的不可言喻之实在的渴望。 (查看原文 )
人们往往假定，信仰大概就是相信某些教义命题。的确，人们一般都将信奉宗教的人称作“信徒”，似乎认同那些宗教信条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然而、大多轴心小时代的哲人对任何教条或玄学都不感兴趣。像佛陀这样的人对人的神学信仰漠不关心。一些贤哲甚至断然拒绝探讨神学问题，声称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且具有破坏性。 (查看原文 )
“轴心时代”是孔子、佛陀、苏格拉底，以及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苦行者和希腊的悲剧作家生活的时代，也是人口迁移、王朝更迭的动荡时代。面对史无前例的暴力，轴心时代的贤哲们认识到古老部落宗族伦理的局限，将关切扩展至所有造物，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越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开始用理智、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相同的“金规则”，即推己及人、关爱众生。孔子教导弟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印度教推崇守贞专奉，佛陀说“是故为自爱，勿以伤害他”，《圣经》中的首要诫命之一“爱人如己”，古希腊悲剧对同情和怜悯之心的呼唤，都是金规则的体现。人类形成了某种“深刻的互相理解”，“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
从这个相同的起点出发，四大文明开启了各自伟大的思想传统——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以及以色列的犹太教及其延展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轴心时代的思想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塑造了各文明今天不同的文化形态。
本书按时间顺序追寻四个轴心民族的发展历程，以及这些突破性洞见如何酝酿、生根、发展、辉煌，并最终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渐次逝去。历史上，我们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当历经精神和社会危机之时，往往回溯轴心思想以寻求引导。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在世界上不同地域生发出的一致见解，昭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面对当代纷繁复杂的问题，我们亦有必要回溯轴心精神，诉诸人性的共同本源，寻求更深刻的相互理解。 (查看原文 )
也许每一世代的人们都相信，历史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似乎特别难以解决，未来愈发不可预见。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境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在20世纪当中，我们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彼此伤害的才能已然可与人类非凡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相媲美。我们似乎缺乏将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适度范围之内的智慧。最早的两枚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在人类现代文明辉煌成就的中心展现出恐怖的自我毁灭。由于我们不再将地球尊为神圣，而仅将其视为一种“资源”，人类面临着环境灾难的危险。除非发生某种能与人类的科技发展相并行的精神变革，否则我们将不太可能拯救这个星球。纯粹理性的教育无济于事。直到付出代价我们才发现，一所杰出的大学可与集中营比邻而居。奥斯维辛、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纽约世贸中心的垮塌，无一不是现实真谛阴郁的显露。这些揭示出，当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认知丧失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查看原文 )
人们认为，宗教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这种态度的，但它却似乎往往投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力和绝望。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发的恐怖主义、仇恨和褊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传统的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落后于时代潮流并且令人难以置信，从而转向艺术、音乐、文学、舞蹈、运动甚或毒品，以求得到似乎是人类所需要的超越的体验。当我们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关注自己的人性时，会感到被来自内心的东西深深触动，在刹那间超越自我而感到欢欣鼓舞，所有人都会追寻这种狂喜和入迷的瞬间。我们是探寻意义的造物。而且，不同于其他动物，如若我们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义和价值，便很容易陷入绝望。 (查看原文 )
自大约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四个非同一般的地区，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这是佛陀、苏格拉底、孔子，以及耶利米、《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者、孟子和欧里庇得斯生活的时代。在这一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时期，宗教和哲学天才们为人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体验。他们中的很多人未曾留下姓名，而另一些成为我们的导师，至今仍能使我们心存感动，因为他们教导我们人之为人该有的样子。 (查看原文 )
尝试实践轴心时代精神的第一个民族是居住在俄罗斯南部大草原的牧人，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并非一个特质鲜明的民族，因此它不是一个表示种族的术语，而是一种自豪的宣示，大意为“高贵的”或“可敬的”，等等。雅利安人是享有共同文化的一些部族的松散联合。
这是一种宁静的定居生活。雅利安人不能走得太远，因为马匹还没有受到驯养，所以他们的视野被大草原限制住了。他们耕种土地，牧养绵羊、山羊和猪，珍视稳定和连续性。他们并非尚武的民族，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内部的或是与敌对族群之间发生的小冲突之外，他们没有敌人，也没有征服新领地的野心。他们的宗教朴素而平和。如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雅利安人在内心深处，以及在他们看到、听到和触摸到的万物当中体验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暴雨、狂风、树木与江河都不是无人格、无意识的现象。雅利安人感受到与它们的亲和关系，并将其尊为神圣。人类、神灵、动物、植物以及自然力，都是同一神圣“精神”的表现形式，阿维斯陀语将它称作“mainyu”，而梵语则称其为“manya”。这种精神鼓舞、支持着雅利安人，并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查看原文 )
到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变革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战争还在继续，国君需要钱款用于支撑耗费巨资的战事，因此他们鼓励发展新兴的商贸经济。公元前5世纪晚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的技术，在强有力的铁质工具帮助下，他们能够开发大量林地。到公元前4世纪末，渭河流域、成都盆地和中原地区都在进行持续的开发。农民们掌握了施肥、区分不同类型的土壤，以及农田最佳犁耕、播种和排水时间等方面的技术。粮食产量增加了，尽管战乱频仍，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商人阶层开始兴起，这些人与王室密切合作，建立铸造作坊，开发矿场。其中最有魄力的商人们建立了大型的贸易团队，他们的纺织品、谷物、食盐、金属和皮革远销朝鲜、西伯利亚大草原，甚至遥远的印度。他们还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工匠、中间商和车船。
城市中居住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它们不再仅仅作为政治和宗教中心，而是成为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在封建采邑时代，小型宫城的城墙长度不过460米，而如今一些城市的城墙长度已经超过了3公里。公元前4世纪，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有30万之多。不再依赖于宫廷的城市手工艺阶层开始在那里出现，富人们也开始尽情享受各种新式的奢侈品和繁荣的娱乐业。
大多数人享受着这些变革的乐趣，但是另一些人开始不安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和先祖们礼仪化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处于强势的大国国君不再拘泥于礼制的束缚，他们不再按照王室之礼的要求奉行“无为”而治，反而热衷于追求各自野心勃勃的政治图谋，并渴望独揽统治大权。
经济繁荣日益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且导致重大的社会分裂。农民们被征人伍，从而背井离乡；一些人成为地主，但是其他人则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并被赶出自己曾经耕作的土地。统治者夺取了大量川泽林地，农民们曾经在其中捕鱼、狩猎或者采伐。村落社会遭到了致命性的毁灭，众多农民被迫到手工工场和铸造作坊出卖自己的劳... (查看原文 )
中文版序 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
上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命题在国
际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引发了长期而广泛的讨论。《轴心时代—
—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一书的作者基于这一重要命题，着眼于古代中国、
印度、中东和希腊这四个“非同一般”的地区，对它们哺育出的人类宗教和哲学
传统的开端作出了精彩的评述，使读者对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
、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的初始形成阶段及其社会背景一目了
然。该书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且颇具思想深度，加之作者旁征博引、文笔优美
、深入浅出，将宏观理论的阐释与对微观事件和人物的细腻描述巧妙结合，因而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当今国际社会冲突不断，其中的宗教因素不可忽视。该书作者通过论述宗教
、哲学思想在古代社会中的形成发展过程，深入挖掘了宗教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特
殊意义，展现了古人的灵性智慧，对当代人的和平事业不无启迪。作者对世界、
对人类的热爱溢于言表，使本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
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刷下，世俗主义甚嚣尘上，物质至上的观念占
据了很多人的心灵，对神圣和精神性的追求严重缺失。而人类是必定存在精神需
求的。《轴心时代》一书以古鉴今，展示了人类先祖艰辛的灵性探求，更激励人
们在当下的社会中反思过往，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因此，无论是针对个人层面的修身养性，还是社会层面的治国安邦，该书都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充分论述了古代世界四大地区宗教哲学传统的形成，
而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的喜爱和推崇。读者能够通
过阅读本书深入了解人类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认识到中国传统
文化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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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时代与精神
也许每一世代的人们都相信，历史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当下遇到的
问题似乎特别难以解决，未来愈发不可预见。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境背后隐藏着
更深刻的精神危机。在20世纪当中，我们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令人悲痛
的是，我们彼此伤害和损毁的才能已然可与人类非凡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相媲美。
我们似乎缺乏某种智慧，以将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适度的范围之内。最早的两枚原
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于人类现代文明辉煌成就的中心展现出以恐怖手
段造成的自我毁灭。由于我们不再将地球尊为神圣，而仅将其视为一种“资源”
，人类面临着爆发环境灾难的危险。除非发生某种能与人类的科技禀赋相并行的
精神变革，否则我们将不太可能拯救这个星球。纯粹理性的教育无济于事。直到
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发现，一所杰出的大学可与集中营比邻而居。奥斯威辛、卢
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纽约世贸中心的垮塌，无一不是现实真谛阴郁的显露。这
使我们领悟到，当每个人的神圣感丧失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人们认为，宗教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这种神圣的态度的，但它却似乎往往投
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力和绝望。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发的恐怖
主义、仇恨和褊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传统的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落后于时代潮
流并且令人难以置信，从而转向艺术、音乐、文学、舞蹈、运动或毒品，以求带
给他们似乎是人类所需要的超越的灵性体验。当我们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关注我们
的人性，并感到被来自于内心的东西深深触动，刹那间超越自我而欢欣鼓舞之时
，所有人都会追寻狂喜和入迷的瞬间。我们是探寻意义的造物。而且，不同于其
他动物，如若我们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义和价值，便很容易陷入绝望。一些人正
在寻找信奉宗教的新途径。自20世纪... (查看原文 )
译后记
“天才的著作给人的启发往往有这样的特点：它就像一束探照灯的灯光，能够照
亮远离自己领域的许多阴暗地方。在这种灯光的投射下，从前看不见或者显得无
足轻重的东西现在变得引人注目。这突如其来的光亮也许使人目炫，其焦点也可
能让人误入歧途，但那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灯光。”我们之所以引用已故英国著名
学者简·艾伦·赫丽生这段话，是因为《轴心时代》正是这样一部天才的著作。
作者凯伦·阿姆斯特朗学贯中西，在书中刻画了人类古代圣贤们的灵性探索历程
，深入挖掘宗教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并发出呐喊，呼吁世界人民在当今的社
会中反省自身，尝试着去实践博大的轴心精神，以改造我们的社会，创造和谐美
好的世界。如果说她不是纯粹的学者，但确是一位目光犀利、胸怀广阔的思想家
。起初阅读原著时，感叹这是一部好书，并且被作者生动简明的语言和字里行间
洋溢出的激情深深吸引，因而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翻译任务。进入实质性的工作之
后，才逐渐深切地感受到其分量之重和难度之大。回想整个翻译过程，译者委实
受益匪浅。
首先，本书作者构思精巧，视野开阔。作者着眼于世界上四个“非同一般”
的地区，评述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耆那教、印度教和佛教，希腊的哲学理性
主义以及中东地区的祆教、犹太教及其延展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初始形成阶
段及其社会背景。全书的十章内容按照历史的纵向发展即时间顺序排列，每一章
代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各章都有一个论述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展
开对上述四个地区的宗教思想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背景细致入微的横向比较。如果
将各章中涉及同一地区的内容抽取出来重新编排，全书便会成为一部“四合一”
的人类古代宗教哲学思想发展简史。
其次，本书将宏观与微观、高度与深度有机结合。我们见过一些类似题材的
著作，或理论框架庞大但内容枯燥乏味，或流于历史记... (查看原文 )
人们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发现自我的最深处，通过静默和精神上的修炼可以引导有志者认识到欲求瞬变之物的无益，认识到珍视个人的高贵身份是多么愚蠢，因为它并不比最终酿成一罐蜂蜜的一点点花粉更重要。 (查看原文 )
鲁国的礼仪改革基于一条意义深远的原则:礼不仅仅改变了礼仪的实践者，它同样提高了仪式领受者的尊严。这本来是个不可思议的观念，但它基于一种深切的心理顿悟。当人们自始至终受到极度的重视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值得受到敬重，他们认识到自身拥有绝对的价值。因此在中国，“礼”使人际关系神圣化并赋予他人神圣的品质。当臣属以规定的姿势站在王侯面前时一躬身、饰带垂向地面、下颏前双手“垂拱”，他们恭敬的姿态维护并增进了王侯的美德。 (查看原文 )
听众感觉到他们与一种力量产生了联系，它使季节有规律地交替、星宿维持在其既定轨道上、庄稼生长、人类社会中完全不同的元素凝聚起来。 (查看原文 )
“梵”也能在静默中被体验。一场宗教仪式往往以“谜题问答”（brah-modya）作为结束，以找到表达梵之神秘的口头用语。挑战者提出一个高深莫测的难题，他的对手以同样令人困惑的方式作出回答。比赛继续，直到其中一位参赛者不能作出回应为止:他沉默下来，被迫出局。“梵”的超越性在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之神秘碰撞中被感知，它引起人们对语言之无力的强烈认识。 (查看原文 )
到公元前9世纪，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宗教仪式的转化作用远比神灵的操纵更为重要。通过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变得不同于我们自己；通过呈现一个不同的形象，我们暂时迷失其中。宗教仪式赋予参与者一种和谐、美丽和神圣的景象，当人们回到日常生活的混乱状态时这些景象仍然陪伴着他们。 (查看原文 )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宗教仪式往往会重新获得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流离失所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压力，要保持自我群体与他人相分隔的边界，同时产生对于纯洁、腐败和异族通婚的新的关注。它可以帮助这一社会群体抵抗优势文化。 (查看原文 )
中国人懂得，任何人都不能在关于真理的问题上强辩到底。任何正统思想，无论它何其尊贵，都无法宣称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尊重他人的观点比获得一种毫无谬误的见解更为重要。中国的包容精神是独一无二的。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