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一个斗士离我们而去

一个斗士离我们而去

陈侗


4月13日，从巴黎打来的电话带给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兰东4月9日去世了！
一小时后，另一个朋友发来传真：兰东4月9日去世了！
14日，又一个从巴黎打来的电话，没等对方说话，我先开了口：知道了，兰东去世了。
在另一头的法国，希拉克办公室和若斯潘办公室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罗伯-格里耶已经从诺曼底的城堡赶回巴黎……
谁是兰东？简单地说，一位法国出版商；复杂一点，一位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推广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奇怪人物。热罗姆·兰东，1925年6月9日生于巴黎，二战时参加过游击队，1945年起担任午夜出版社社长。在他任职的55年当中，以出版萨缪尔·贝克特以及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而著名，同时也因坚持家庭式管理和小型化生产所获得的巨大反响，创造了当代出版史上的奇迹。
我身后的这排书柜，一边是作为翻译样本的午夜版书籍，一边是它们的中文版，分别用白色和蓝色包装着罗伯-格里耶、让-菲利普·图森、让·艾什诺兹、克洛德 ·西蒙、玛格丽特·杜拉斯……其中只有一本小册子和兰东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安娜·西莫南的《被历史控制的文学──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和阿尔及里亚战争》。如今，这些尚处在保鲜期的书籍由于它们的第一位发现者的去世，很快地具有了纪念意义，成为探险者里程的确凿标记。
这些饰有午夜之星的作品也可能曾经是不允许出生的。当一位未来的大作家带着他的手稿四处碰壁之后，他相信他最后的希望是在午夜出版社，因为热罗姆·兰东已经习惯于出版一些不被读者接受的书。最明显的例子是贝克特，1950年他的《莫洛伊》遭到了包括伽利玛在内的五家出版社的拒绝，但是兰东在地铁里读了这本书的手稿，他决定马上出版。从那一刻开始，兰东感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出版家了。事后，贝克特对妻子苏珊娜说：“这个年轻人十分友好，但我想，他会因为我而破产的！”
兰东当时的确快要破产了。用罗伯-格里耶的话来说，他是“想在申报破产前把这本被所有法国、英国出版商拒绝的书出了”。这是为文学的未来所下的赌注。兰东赢了。先是贝克特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兰东代替他前往斯德哥尔摩；接着是“新小说”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在70年代稍事歇息之后，兰东又发现和扶植了艾什诺兹等一大批年轻的作家。当然，我们不能忘了杜拉斯，她和兰东的关系时好时坏，但不可否认，她的那些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出自贝尔纳·帕里西街这幢小楼。
兰东的去世在巴黎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人们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被安葬在蒙帕那斯公墓，就在萨缪尔·贝克特的旁边，这标志着永远的友谊和探索的继续。13日，即葬礼的第二天，《世界报》、《解放报》等媒体纷纷辟专版加以报道；罗伯-格里耶接受采访，回忆起共同战斗的那些日子……一时间，热罗姆 ·兰东这个不常被提及的名字重又变得熟悉起来。
如果出版商这个身份还不足以概括兰东的一生，我想说，他还是一位从未写过小说的文学家，一位从未当过政治领袖的社会活动家。1958年，是他冒险出版了反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动用酷刑的《问题》一书；1960年，是他拟题并组织签署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的“121人声明”，并且在后花园里印刷了这份声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们因此唾骂他为“法兰西叛徒”。但是，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参与或者说“背叛”，使“新小说”这个既不左也不右的“纯粹的风格练习”变成了“一种更具颠覆性的事业”。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午夜出版社的图书目录，就会发现，文学和思想上的整体性在午夜并不体现为选择的单一。侦探、浪漫、色情、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巴勒斯坦……所有的选择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兰东的主张。他总是在冒险，在背叛，以他的名义出版的《约拿之书》译本准确地体现了他的作风：“约拿被派去救尼尼微城，但他却去了别的地方，而他去别的地方的同时却正好救了尼尼微城。”
说回“新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仍然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敢于冒险的作家，还有一个热罗姆·兰东。1998年，受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委托，我与兰东协商出版“午夜文丛”。作为法方的顾问，兰东特别为年轻作家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使这套丛书具有了非一般意义上的权威性。和早期的“新小说” 一样，“新一代新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时代超前的美学观念，而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的书完全是由兰东这位年迈的鉴赏家作出判断的。若套用“新小说”过去的主张，它们有可能被排除在午夜幽灵家族之外，但是兰东的信条是“我的职业几乎不是营造过去，而是寻找未来的大作家”。贝克特、罗伯-格里耶、西蒙、杜拉斯，他们无疑已经是伟大的作家，新一代作家中谁能继承他们的位置？1999年龚古尔文学奖颁给艾什诺兹的《我走了》，可以说是极富象征意味的，它暗示着整个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不得不以谩骂多过赞扬的“新小说”的发展为线索。《我走了》结尾的一句话仿佛是与一个时代，与它的光荣和梦想的懒洋洋的告别：

不过，我只呆一会儿，真的只呆一小会。我只喝一杯，然后，我就走。

我不知艾什诺兹是否带着这句话参加了兰东的葬礼，但我们已经看到，兰东真的只是在新的世纪呆了一小会。他走了，剩下的事情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