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原文摘录

  • 由廖平到蒙文通,捍卫传统的方式显然是有所不同的。经学家的廖平要把“理想”与“事实”合一,要把“研究”和“应用”合一,要用经学指导人们未来“应该”如何。作为一个史学家,蒙文通在晚年的《孔子和今文经学》中批评他的老师廖平“虽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但却把真正的三古制度搞得混乱了” 。从“理想”到“事实”之间,蒙文通走了漫漫长路,他的成名著作(《古史甄伪》)旨在呈现历史“事实”,把一个用美德铸成的黄金古代拆散了,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仍不忘保全某种程度的理想价值。在放弃了经学式的信仰,在菲薄圣人讥短汤武之后,他仍然回过头来,以一位现代史学家的身份重新估定儒家的价值。 (查看原文)
    thea 2012-07-05 19:39:30
    —— 引自第98页
  • 1912年,教育部宣布废止尊孔读经,其影响固然不可过度夸大,但亦不可小看,制度性的规定毕竟产生大规模的影响,读经已经不再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而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对经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系施予最有力的抨击,“覆孔孟,铲伦常”的口号,影响异常深远,古来相传的种种正统观念彻底动摇了,划分知识群体的标准是“传统的”或“反传统的”,“中国的”或“西方的”。另一方面,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化,大学中的经科已成为众多人文学科之一,其任务与传统经学不同,它不再是生命的学问,而是成为众多学问领域的一种。从辛亥以来经过十多年,至少在主观层面上,人们觉得自己与“过去”应该是断裂的,不应该是延续的,断裂产生了距离,距离使得“审视”传统成为可能,当时虽然仍有一群研读经书的人,但是他们的取径变了,是以“观察”、“研究”者而非传统文化参与者的方式在阅读经典。经学没落,与寻求恒常道理的经学式思维的没落,只有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代才能体会,起而代之的是历史式的思维——那便是一切都在变,一切都会变,一切的变都会合理,恒常的世界破坏了,变成以人事证恒常之道理或以人事替代恒常的道理。 (查看原文)
    兆阿北 2013-07-08 14:12:04
    —— 引自第79页
  •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一本《学骂》! (查看原文)
    大吉岭 2017-02-27 17:24:04
    —— 引自第145页
  • 所以当后来耗费大量人力整理这批档案而无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时,傅斯年会有所感叹,李济遂询以:“难道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 (查看原文)
    萧湘 1赞 2011-03-12 23:06:37
    —— 引自第116页
  • 兹引一列。1929年10月23日李济致傅斯年函:“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为要向地方上的'要人'表示好意,联络感情,所以同此边高级中学校长请了一桌客。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 —— 按,即在安阳挖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余今日乃知xx之尊也'。” (查看原文)
    润物 2011-03-29 03:32:42
    —— 引自第130页
  • 我们之所以能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完全是拜新史料之所赐,使得埋藏七八十年的一段曲折可以重见天日。在《胡适秘密书信及遗稿》中有钱穆的四通信,他们开始于1930年夏,结束于1931年夏,其中第一通是钱穆要求胡氏为其考证先秦诸子之书(即后来之《先秦诸子系年》)作序推介。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知,胡适先是为丁文江之弟丁文治可能补考向钱穆关心,钱穆回答说:“其令弟丁文治已以平日积分,酌定等第,可免补考”,接着说“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胡适日记中并未提及此事,而《先秦诸子系年》序亦未写,后来该书出版颇费周折,先是拟列入清华丛书,而审查未获通过,最后才由上海商务于1935年出版。 (查看原文)
    润物 2011-03-29 03:44:21
    —— 引自第154页
  • 先说情绪上的原因。钱穆归纳他与胡适的交往,用了一个古典说:“颜斶见齐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终不前。”胡适这位名震全国的学者未能积极回应钱穆,或许不以为意,日记上也全未提及,但对一个自负的青年造成了心理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已经发生了,现在为一篇序文再度涌现。 (查看原文)
    润物 2011-03-29 04:04:51
    —— 引自第155页
  • 有意思的是钱穆对胡适的一些猜测,也都透露出羡妒交加的情绪。胡适的一些未必有意识的举动,钱穆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加以理解。在这一次见面时,胡适因未携带自己的刮胡刀而坚持不肯留宿,让钱穆觉察到一种新知识领袖的傲慢,而即将分手之际,胡适匆匆撕下日记一页写了自己的地址给钱穆,后来胡适也未曾主动联系,令钱穆感到相当失望。失望其实正是看重的表现。 (查看原文)
    润物 2011-03-29 04:11:17
    —— 引自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