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Myth and Ritual》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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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正是这巨大财富的象征。恰如《左传》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2年）条所言：“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古人的意思很明显：青铜器是财富的象征，其铸造和使用都是为了给统治者和胜利者带来荣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对手段的独占 -
显然，这种极其繁、极尽奢华的祭祀活动以及同祖先精灵的沟通（主要为了统治术），都以带有动物图案的青铜礼器为基础；占有它们，是保证统治者获得祖先知识的关键。因此，作为仪式象征的九鼎，也就是统治的象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对手段的独占 -
构成财富的还有青铜器以外的物品，如玉器和子安贝，也包括用其他各种材料制作的祭祀用具。然而，只有青铜制造工艺才需要占有资源和组织人力；所以青铜在至关重要的通天活动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礼器之所以在青铜时代（至少是中国）的铜制器皿中占有如此关键的地位，原因便在于此。 古代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十分困难，且耗费昂贵。开始需挖掘矿石，然后是治炼，运输，入合金，铸造器皿，最后修成形。制造过程的漫长和最终产品的繁缛多样，都需要一个手工业网的保障，而这只有那些具有强大政治权力的人才能办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对手段的独占 -
仅这一个贵族墓里的青铜器便至少有一万公斤，需百吨铜矿石。因此，说古代铜矿早已开采殆尽并没有什么奇怪。为了寻找铜锡矿石和保护矿藏，必须动员大批人力，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据史料记载：夏有九都，商有十三都）。矿石在矿山粗炼后可能铸成铜锭，以便于运回铸造作坊。运输路线无疑得经常处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对手段的独占 -
上面，我们讨论了导致政治权力集中在某个统治集团手中的各种条件。现在，我们要对历史资料做一番分析，以观察这些条件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产生的。简单地说，它们有以下几项： 1。个人在一个按层序构成的父系氏族和分支宗族的亲族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 2。相互作用的区域性国家网络，每个国家都控制着重要资源，它们共同形成连锁的、互相加强的系统； 3。军事装备，包括青铜武器和战车； 4。有德之行为（为大众谋利益的品质），它为在位的统治者依神话权力所继承并身体力行之； 5。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字，它与个人在亲族体系中的地位有关，与神灵（祖先）的知识有关，是取得统治和预言能力的关键； 6。通过文字以外的手段，如巫术仪式（及其乐舞）以及动物艺术和青铜礼器，以达到独占与天和在天神灵沟通的目的； 7。财富和它的荣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
青铜主要与仪式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公元前579年条）换言之，如果青铜是古代中国稀缺资源运用方式的缩影，那么，中国文明肇始，政治文化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角。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
公元前数千年前，农业村落已经遍布中国大地，农业居民组成一个个氏族和宗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亲族成员资格显然是当地书写符号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其他地区，书写符号常最先用于其他方面，如处理经济事务等）。亲族关系可能是每个村落中成员地位划分的基础。这便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随之而来的则主要是村落间层序关系的形成，这一过程可能开始于龙山时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
公元前数千年前，农业村落已经遍布中国大地，农业居民组成一个个氏族和宗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亲族成员资格显然是当地书写符号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其他地区，书写符号常最先用于其他方面，如处理经济事务等）。亲族关系可能是每个村落中成员地位划分的基础。这便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随之而来的则主要是村落间层序关系的形成，这一过程可能开始于龙山时代。 这种重新组合通过两个方向相反而结果相同的过程得以实现。一是村落的分裂（ fission）和宗族的分支（ segmentation）结果是单个村落的数量增多；二是一部分村落对其他村落的征服，结果是独立政治单位的数量减少。总的后果是，村落内部与村落之间政治权威意义上的分层状态的发展。在等级的顶端，是征服者村落中那些最接近宗族继嗣主干的人；在另端，则是那些离大宗最远的人和来自被征服村落的人。 这个政治权威系统并非一成不变。氏族和宗族众多，其数量随着分裂而不断增加最后会有如此多的群体，以致单凭世系已无法维持不同村落、不同氏族和分支宗族之间的相对政治地位，而不得不使用其他有效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三种手段是：道德权威（胡萝ト）；强制力量（大棒）；以及通过对神灵世界交往的垄断来占有知识（宗教和仪式）。到了三代，古代中国政治体系的面目已清晰可辨。一小群国家在几个地区诞生了。 所谓文明，既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必不可少的条件。文明是聚积的财富之体现。在古代中国，财富的攫取需主要凭借政治权力；而财富又是获得和保持这种权力的条件。统治者首先树立政治权威，而后才能行使政治权力。正如我们所见，使统治者得以树立其政治权威的几项因素都是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一点，考古学已做了证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
要在这个方程式里分离出变迁的原因的确不容易，但并非没有可能。首先，我们必须澄清所使用概念的含义。在论述古代世界的著作中，我们常碰到“文明”（ civilization）、“城市化”（ urbanism）和“国家”（ state）等名词。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三者显然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村落扩展和复杂化，便成为城市中心或城市网络；城市结为新的分层体系，便组成政治单位，其中有的可称作国家。文明（再重复一遍）是物质财富积聚的体现，它既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存在的条件。技术可以排除在我们的方程式之外；虽然它本身是文明或国家产生的原动力；但在中国，资源（文明）的最初集聚，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这在本书关于古代青铜文化的论述中已经阐明。我们还应把人口压力和地理限制排除在基本原因之外（无论是分别的或是合一的），因为中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几个邻国实力相当，可能会给扩张来政治障碍；但周代的史料告诉我们：在远离国家边界的无人地区建立新的城邑，可以实现政治的扩张。 我们在中国这幅图景中所看到的，是政治文化对资源分配的首要作用。随着人口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嘴嗷嗷待哺，成群的人便被遣往外地，去寻找新的家园。在层序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制度之下，父母邦会给他们以支持和保护。当分属不同政治地带的聚落发生接触和冲突，含有许多部分的层序系统又会因征服而产生。权力和财富互为依靠，既抚育自我，又助长对方。随着时光流转，它们的数量会增长，体积会膨胀，并日益变得复杂。在开端和高峰之间，有一个不断复杂化的渐进过程，我们可以任意把这连续的进程划为几段，以使之适应社会演化的框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
连续性 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 中国古代的这种世界观一一有人称为“联系性的宇宙观”一显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人类世界观（4的基层。这种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存在的特殊重要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明在它的基础之上与在它的界限之内建立起来这件事实。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 在文首我们说过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 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创造出来的，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前进的主要动力。中国文明以及其他相似文明的产生的特征，是在这个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重新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以产生文明所必需的财富之集中的一个主要工具。具体地讲，我们的新说包含下述文明产生的必要因素： 1。在考古学的文明上所表现出来的财富之集中，在我们的说法，并不是借生产技术和贸易上的革新这一类公认造成财富的增加与流通的方式而达成的。它几乎全然是借生产劳动力的操纵而达成的。生产量的增加是靠劳动力的增加（由人口增加和战俘掠取而造成的），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理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 2。作为政治程序占有优势地位的一项重要表现的事实，是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的范围之内，而战略性物资的流通常以战争方式加以实现。 3。由于财富的集中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借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造成的，连续性文明的产生不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而能够在连续下来的宇宙观的框架中实现。 4。事实上，现有的宇宙观以及社会体系正供给了政治操纵的工具。那操纵的关键在于社会与经济的分层，而在中国这种分层在三处从考古和文献资料可以证实的项目中取得表现，即宗族分支、聚落的等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
破裂性 柯林任福儒氏所下的这个定义，触到了很普通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说当人类自野蛮踏过了文明的门时，他从他和他的动物朋友们分享的一个自然的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他用许多人工器物把他自己围绕起来而将他与他的动物朋友分隔开来并且将他抬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一这些器物便包括了巨大的建筑物、文字以及伟大的美术作风。 这个常见的文明定义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文明作尖锐的对照，即连续性的文明一一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连续、地与天之间的连续、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连续。当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发生直接的接触的时候，这个对照便不能再快地显露出来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
张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前者以古代两河流域的苏末（ Sumerian，又译为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其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等等。它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后者则以玛雅一中国文化连续体为代表，其特征为金属在政治与宗教活动中的广泛运用，政治分层系统与网状结构的形成，文字和艺术成为宗教的附属品，成为天人沟通的工具。如果说前者在兴起的时候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東缚，并与时代之间产生了断裂；后者则从史前继承了各种制度、观点与仪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 -
张先生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中国一玛雅文明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世界式”的；而苏末文明在其产生的时候只是一种外。这个观点，无疑是对中外传统历史观的严重挑战。其含义非常明显：随着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全球性扩张，它所孕育的各种思想便成了说明所有历史现象的惟一准则（详见本书第七章），这些基于人类一部分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可能适用于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也不可能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 -
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关键是政治权成的兴起与发展。而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古代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观念：把世界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层次，如天和地，人与神，生者与死者。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为中介，这就是巫师与巫术。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二者，以及附属于他们的艺术、文字等物事，就占有了与上天和祖先的交通，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权威。可见，三代的统治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 -
龙山文化形成期的年代为公元前3千纪到三代时期，恰好与中国传说历史中的英雄先贤的出现时间相一致。历史学家们曾度认为整个传说时代系汉代哲学家所杜撰。近年来，因为考古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献的相继发现，我们对古代文献和历史传说的真实性越来越有信心。古代部落首领、英雄先贤的传说可以作为我们解读龙山文化形成期考古学资料的有益线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政治权威的崛起 -
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关于这一点，我在过去的10年中一直不断在强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氏族、城邑与政治格局…………………… （ 1 ） -
王朝的兴衰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在众多氏族共存的政治舞台上个别氏族的兴衰更迭。社会组织给予血缘关系而形式政治权威，是中国国家的鲜明特征。此外每个氏族自身也因循血缘关系而进行了明确的等级划分。每个十足包含了若干宗族组织，这些宗族成员因清晰的血统关系而互相关联，单个宗族，甚或其中的个体成员，都有不尽对等的政治地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氏族、城邑与政治格局…………………… （ 1 ） -
通婚双方的政治地位。父系交表婚往往发生在政治势力相当的族群之间，而母系交表婚则往往用来维持地位不对等的宗族之间微妙的动态平衡。有学者认为，商代王室内部的一些同族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氏族、城邑与政治格局 -
如此，饕餮和肥遗的纹样可以看作是两个动物结合在一起或是一个动物从中间分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艺术：通向政治权威之路 -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实具有其图形含义，它们是协助巫觋完成交通天地人神各种动物的形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艺术：通向政治权威之路
作者: K. C. Chang
副标题: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isbn: 0674048075
书名: Art, Myth and Ritual
页数: 160
定价: USD 32.00
出版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 1983-12-7
装帧: Hardcover
又名: 艺术、神话和仪式：通往古中国政治权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