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

《现代中国文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1919-1949》主要内容：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土已整整一个世纪。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转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介入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中国文论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更多的是一场语言形式的革新，那么，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现代中国文艺理论中的播撒则是一场内在的质的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言说方式，更重要的是注入了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全新的思想理念，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内容，改写了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整体格局。

笔者注意到，在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介入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人们常将它表述为普遍真理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一种程式化论断。但是，这种真理的普适性在哪里？现实实践的语境究竟如何？尤其是普适性究竟怎么样与现实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过程中发生了哪些理论的变异？人们却少有论及，或者说虽有论述，却大多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回溯近代以还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认为这实际上蕴含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场艰难蜕变，是中华民族自身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近代中国思想精英们精神寻父的历程。

在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形塑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也经历了同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它与近代中国思想历程一样，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条发展、演变的脉络，描绘出一幅思想发展“地形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民化的科学主义想象形构了对精英化的进化论吸纳；进化论的吸纳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土壤，同时为唯物辩证法的接受打下了厚重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思想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播撒，引起现代中国文艺思想的根本革命。对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特别垂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唯物史观的文学实验。

笔者关注的重心不仅在于追寻现代中国文艺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介入的因缘和路径，更在于探讨它在形塑现代中国文论中的思想变异。笔者借助接受理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变异”理论和爱德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历史”（history）与“情境”（situation）——探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理论流转，并选取了现代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文学理论家作为个案来剖析其具体的形变过程，试图从理论上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概而言之，笔者在绘制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地形图”后，着重探讨了现代中国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叙述中的几种理论变异：

首先是文学中的阶级性或者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变异。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其对人类思想史最大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流布过程中，后来又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列，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遗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辗转传入中土的过程中，尤其是作为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时，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得到极端的强调，其理论意义和价值得以特别的凸显。这固然跟现代中国激烈而庞杂的动荡局势和深刻的社会分层有着密不可分的纠缠，与现代中国文艺理论接受和传播的苏联路径更是不无关系。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使其处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因此，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倚重就成了应有的题中之意。而我们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接受，则是基于现代中国纷纭复杂的历史情境以及传统文化中古老的精神原型。阶级性对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坛纷争来说，既是文学的张力又是文学的桎梏。正是源于有关革命性和阶级性的文艺论战，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中，“阶级性”在文学中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因而有了从“合理性”向“合法性”的质变历程。

其次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变异。现实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几经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更多地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具有较浓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彩。基于这么一种认识，笔者考察了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中几个有代表性的思想精英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看法，试图找出他们的基本共识和思想差距，以深入判别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文艺思想中的流变历程。

第三，“人民性”问题的理论变异。笔者没有将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兴奋点置于其标志性事件——毛泽东及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本身，而是致力于探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形塑过程，尤其注目于其文艺思想中有关“人民性”的大众审美倾向。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性”的元话语出发，追寻了“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发展过程中演变样态。从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特质的“人”的概念，到“人民文学”中的大众化审美倾向，这之间的变化纷繁而又微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具体内涵，也拓展了文学审美的更大视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笔者之所以将考察的目光集中于1919年至1949年，是基于这么几点考虑：一是笔者虽然赞同并部分吸纳了黄子平、陈平原等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念，但为叙述方便，仍沿袭了往常文学史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划分中关于“现代”指称的一般惯例；二是笔者人微言轻，精力、功力皆极其有限，即算划定现有时段，仍常挂一漏万，力不从心，因此暂时更无暇顾及其他；三是坚守体制内必要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需要。

最后需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指源于马克思经典作家基本理论、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知识体系，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艺思想，但不含当代知识领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等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