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女神》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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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们大声训斥他们，让他们喝一些烈酒，但是这并不能改善他们的成绩。新鲜的血液见到了积雪上，流淌在沟里，在冻硬了的地面上形成了一洼又一洼；它冻不住，黏糊糊地蠕动着。周围，向日葵灰色的枯秆依然挺立在白花花的田野中。所有的声音，即便是喊叫声和开枪声，似乎都被裹在了棉花里；积雪在脚下嘎吱嘎吱响。我们还是用了索瑞尔卡车，但是我没有去看它。现在，我常常呕吐，感到自己可能是病了；我有些热度，并不太高，还不必卧床休息，但总是发抖，一种很脆弱的感觉，仿佛我的皮肤成了水晶。在沟壑中，一阵阵扫射之间，这一痛苦的低烧掠过我的全身。天地一片白色，白得可怕之极，除了溅在雪地上，士兵的身上，我的大衣上，总之减在到处的血。天空中，一大群一大群的大雁飞过，安安静静地飞往南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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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数据，您可以运用想象力把数字具体化。例如拿一只表，看着秒针每走4.2秒（或者每走6.12秒、24秒或40.8秒，这要看您更愿意怎么计数），开始默念一人死亡、两人死亡、三人死亡，如此这般继续下去，试着想象您口中一人死亡、两人死亡、三人死亡的那些人，尸体就躺在您眼前，逐渐堆积成形。您将发现这是很棒的默想训练。要不，想想另外一件比较近代、让您久久不能自已的悲惨事件也行，再来加以比较。
举例来说，如果您是法国人，想阿尔及利亚的小小冒险，那曾经是贵国人民心中不能碰触的痛。贵国在七年间，包括意外死亡的人数，痛失了25000人：这个数字相当于东部战线一天十三个小时的死亡人数，也可以比拟为犹太人遭屠杀七天的累计人数。当然，我在这里没有把阿尔及利亚人的伤支亡人数计算在内：因为您几乎绝口不提。无论是在您出版的书籍，还是制作的电视节目里，从来都没有人提过，这对您来说无足轻重吧。
事实上，每失去一个法国人，背后代表着十位阿尔及利亚人的死亡，就算眼我们相比，贵国效率之高仍令人竖起大拇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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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当然结束了，而且世人也都得到了教训，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然而，您敢确定世人真的得到了教训？您真的确定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再说，您真的百分之百确定战争已经结束了吗？
就某种程度而言，战争永远不会束，又或者该这么说，除非在战争结束前最后一刻出生的最后一个婴儿能寿终正寝，安然走完一生，战争算束。甚至就算是这样，战争都还可能持续下去，降临在他们的子侄辈以及他们子侄辈的下一代身上，直到他们背负的先人事迹稍稀释、记忆淡忘、痛苦趋缓为止，到了那个时候，世人早已遗忘一切，而这一切也早已被归入历史，无关痛痒，甚至连被当成恐怖故事来吓小孩都不够格了。
然而，那些在死亡阴影下长大的小孩呢？我的意思是，那些多希望自己干脆死了、一了百了的小孩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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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跟战争一样，都是整体全面的现象——现代的大居杀是指一大群人集体杀另二大群人的过程。就我们目前讨论的案例来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工业大量生产要求下的分工过程。就眼某些学者的主张一样，是他自己制造的产品的奴隶，搬到种族屠杀或全面战争的现代面貌底下，我们同样可以说，行刑者是背负他执刑后果的奴隶。
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拿枪对准另一个人的脑袋，然后扣下扳机的人，因为被他杀死的那个人是其他人送来的，杀人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行刑者知道他只是长长的决策一一执刑链里的最后一环，他的行为跟平常时期行刑小队的成员处决三审定谳的罪犯没有两样，完全合理合法。
行刑者知道他被指派开枪的任务，纯粹只是凑巧，就像一位同胞负责捆绑，另一位负责开卡车送囚犯一样。他顶多只能试着改去当卫兵或是司机。还有一个很好的例证，虽不是我的亲身经历，但常见于各类历史巨著中，德国重度残障及精神病患的灭绝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安乐死”，又称“T-4”计划，早在“终极方案”实施前两年就开始了。
首先，借由合法的安排选择病患，由专业护士将被选中的所有病患集中在栋建筑物里，逐一登记并脱去他们身上的衣服，再交由医生检查后，带进一个密闭的房间；一名工作人员打开毒气，另一批人清理现场善后，最后警察开具死亡证明。
这些人在战后遭受审讯时，满脸无法置信，异口同声地：“我，有罪？”护士没杀人，她只是脱了病人的衣服、安抚病人的情绪，这都是她平常做的工作。医生也没杀人，他只是根据政府机构制定的标准，诊断病人的病情。那名打开毒气开关的工作人员，无论从时间或地点来说，应该是最接近杀人现场的了，但他只是照上级和医生的指示，执行一项纯粹技术性的工作罢了。至于清理善后的那批人，为了维持环境卫生，他们功不可没，更何况这个工作，说实在的，非常恶心。警察依法执行公务、开立证明，并注明死亡原因，也未违反现行法律
谁才是杀人凶手？所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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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上司贝斯特博士针对此事商讨了很久，他算是我在国家安全局的良师。他认为，理论上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战争是为了要达到世界观的理想必然衍生的结果。他引用黑格尔和荣格的论述，进一步申论，除了通过战争，和处在战争的状态下，没有国家能够达到它所谓的乌托邦式的统一。
“如果个人是国家的反义，那么战争就是对这种反义的否定。战争时期是人民、是大众的集体存在的绝对社会化时刻。”不过，让我们忧心的反而是琐碎的小间题。冯・里宾特洛甫主导的政府、军事情报局，以及我们本身的外事部门，各有一套观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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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偏于消极，但条理清晰——法国右派分子基本上反对参战，然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非常薄弱。政府在犹太人和英国财阀的把持之下，认定德国势力就算扩张的范围局限在所谓的自然大空间内，对法国的国家重要利益依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们将不惜参战，参战的名义不是为了捍卫波兰，而是因为他们对波兰政府许下了保证。
我将报告呈给海德里希，应他的要求，也送了一份副本给沃纳・贝斯特。“我认为您说得很有道理。”他跟我说，“但是，上面想要听的不是这些。”
我没有和托马斯讨论过报告的内容，后来我把报告的内容说给他听，他听完轻蔑地噘起嘴。“你真的没搞清楚状况，人家还以为你是从德国南方弗兰肯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冒出来的呢。”他的报告内容与我的大相径庭一一为了不破坏出口工业，法国企业界反对参战，法国军队也持同样的立场，法国政府再度被迫接受既成的事实。
“可是，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大声反驳。“谁在乎真实的情况如何？对你和我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党卫队大元帅要的只有一个：向元首保证，他可以放心入侵波兰。至于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到时候再说。”他点着头说，“大元帅以后不会再理你的报告了。”
他果然一语成谶。海里希对于我之后呈递的东西再也没有响应。国防军入侵波兰一个月后，法国和英国对我国宣战，托马斯被分派到海德里希麾下，新设立的精英特遣部队，我则被丢在柏林发霉。我很快便领悟到，纳粹党那班跳梁小丑正无止境地玩弄政治游戏，而我落入了陷阱，完全迷失了方向，我错估了上层模棱两可的指示，没能正确忖度上意。
我的分析是正确的，托马斯是错的，但他却获得了人人称羡的派任，往后升官晋爵机会大增，而我被打入冷官，这一切的确值得深思。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察觉到一些确切的线索，认为贝斯特虽然名义上是国安警察署和国家安全局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不过他在这两个部门私下合并重组配创立的国家中央安全局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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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再应该知情，而只应该相信，于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对一九一八年德国占领的回忆，他们对德国的信任，当然，还有希望，懦弱的希望。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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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命运，是一个万分苦涩的集体墓穴，他们的葬礼宴席，是塞满了他们嘴巴的乌克兰丰饶的土壤，他们唯一的祈祷文，是平原上吹过的风。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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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堆在一个铺有石板的大院子中，横七竖八地交叠摞着，四处都有。空中笼罩着一片巨大的嗡嗡声：成千上万只绿头大苍蝇在尸体上、血泊上、粪便上飞舞。我的靴子粘在了石板上。尸体已经膨胀，我看着黄中泛绿的皮肤，仿佛被人揍扁得不成样子的脸。臭气熏天；这种气味，我知道，那是一切的开始与结束，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本身。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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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士兵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背靠着墙，膝盖抵住胸脯。他们眼神空洞地瞧着我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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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高级官员穿一件栗色上装，系一个蝴蝶结，留一把剪成短刷样的普鲁士式小胡子，他那稀稀朗朗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一边，以覆盖椭圆形的头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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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相信，总之，这完全是一派乱七八糟，一片杂乱无章，它使大部分运来的犹太人成了死人，我可以说，刚来到马上就死了，还有的人，在能开始工作之前，就已经中了毒，因为在他们中很少有人来到奥斯威辛的时候还能胜任工作，这实在是巨大的损失，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任何人都说不清楚，正是由于这样的巨大损失，人们在战后还以为，这就是我们行动的目的，当然，那是可以理解的，人们认为我们就是想杀死所有这些犹太人，这些妇女，这些老人，这些玩具娃娃般的健康孩子，因此，人们无法理解，德国人在要输掉战争的时候（但是，当时，失败的幽灵兴许还不那么明显，至少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如此），为什么还要那么固执地屠杀犹太人，转移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一批批人，一车车货，尤其是，还要灭绝妇女和儿童，于是，人们便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一切说成是德国人疯狂的反犹主义，说成是与大多数参与者的思想相距万里的狂妄的杀人欲望，因为，事实上，对于我，就如同对于那么多其他的官员或专家，赌注是那么的基本、关键，就是要为我们的工厂找到劳动力，几十万劳动力，他们兴许能帮我们扭转战局进程，我们愿意要的不是死的犹太人，而是活的、健康的犹太人，最好还是男人，然而，匈牙利却想把男人藏起来，或者至少把他们中的一大部分藏起来，于是，这就不对头了，而且，还有运输条件，真是恶劣透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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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出一把扶手椅，放在敞开的阳台前，这是一个宁静而又美丽的夏日傍晚，四周那些楼房中，有一半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些空荡荡的、哑默的墙面，或者一堆堆瓦砾，我久久地凝望着这一番世界末日的景象，大楼脚下，公园显得静悄悄的，所有的孩子肯定都转移到了乡村。我甚至都没有放唱片听，只想更好地享受一下这一片温馨，这一派宁静。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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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诺维兹和克拉科夫已在当天下午陷落。苏军还大规模地进入了东普鲁士，人们谈到，他们在那里犯下了比在匈牙利还更令人发指的暴行。真是一场灾难。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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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他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维斯瓦河集团军，尽管前线已经移到了奥得河上，甚至还要更远。红军还到达了波罗的海。东普鲁士跟帝国本土的连结已被切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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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在哪里见到了米哈伊，他身穿一件鹅黄色丝绸衬衫，白色外衣。“还在柏林吗？”他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可是有些日子没见你了。”当着众人的面，他又开始露骨地追逐起我来。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抓得很紧，把他拉到一旁：“停止吧，”我一字一顿地说。——“停止什么？”他微笑道。这一自命不凡、洋洋得意的微笑让我怒不可遏。“过来，”我说，我把他悄悄推进了厕所。这是一个很大的厅间，铺着白色瓷砖，有很大的洗手池和小便池，全都被灯光照得闪闪发亮。我检查了一遍隔间：里面都没有人。然后，我关上了厕所门。米哈伊微笑着瞧着我，一只手插在他白色上装的衣兜里，站在带有粗大水龙头的洗脸池边上。他朝我走过来，脸上一直带着贪婪的微笑；当他抬起脑袋打算拥抱我时，我摘下军帽，一头朝他的脸狠狠撞去。在猛烈的撞击下，他的鼻子立即就开了花，血流得哗哗的，他大叫着，倒在地上。我一步跨过他的身体，手里还拿着帽子，去镜子里看我自己：我脑门上也出了血，但我的衣领和军装都没有沾上血。我小心地洗干净了脸，戴上了帽子。米哈伊在地上捏着鼻子，痛苦地扭来扭去，可怜巴巴地呻吟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他的手抓到了我的长裤的裤管；我退一步，瞧了瞧这一间厕所。我看到门边角落里放着一个镀金的水桶，里面里这一把拖把。我操起拖把，把长柄横在米哈伊的脖子上，自己再踩上去，一脚踏在他脖子的一边上，上要跷跷板似的慢慢压上了分量。在我脚下，米哈伊的脸变得血红血红，然后由红转紫；他的颔骨在颤动，他的眼睛瞪了出来，充满恐惧地盯着我，他的指甲挠着我的靴子；在我身后，他的双脚在瓷砖地上乱蹬。他想张嘴说话，但出不来任何声音，只看到有一条肿胀、淫荡的舌头从里头耷拉出来。随着一记有气无力的响声，他的屎拉了出来，屎臭顿时弥漫了整个厕所；他的腿最后一次在地上蹬了一下，然后就伸直了。我从拖把上下来，把它放在地上，然后用靴子尖拍了拍米哈伊的脸。他那毫无生气的脑袋晃了一下，又...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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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不恐惧地凑近去瞧她们，我的脸几乎已经凑到了她们的脸上。她们穿戴得很优雅，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透明的唇彩让嘴唇闪闪发亮，在她们空洞的眼睛周围，睫毛膏依然为又长又黑的眼睫毛描绘出一顶王冠，她们搭在手枪把上的手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还涂了彩油。在熨得笔挺的服装底下，没有丝毫气息从胸膛中吐出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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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枪声响起，他的帽子跌落，滑过了他的脸，他重重倒在桥上，脸浸到了水洼中。托马斯出现在一个兽笼后面，手里握着一把卡宾枪，一丝微笑绽放在嘴角上。“如同往常那样，我及时赶到，”他很开心地冲我喊道。他朝克莱门斯硕大的躯体瞥了一眼。“这家伙，他想对你做什么？”——“这就是那两个警察中的一个。他想杀我。”——“真够顽固的，这蠢驴。还是为了那件事吗？”——“是的。我不知道，他们全都疯了。”——“你却没有疯，你还真不算太狡猾，”他严肃地对我说。“我到处在找你。米勒很气愤。”我耸了耸肩，瞧了瞧四周。天已经不下雨了，太阳透过云层照下来，照得水上湿漉漉的叶子，还有小道的水洼晶莹透亮。我又听见了几声断断续续的俄语嗓音：他们应该就在稍远些的地方，在猴山后面。大象又吼叫起来了。托马斯把卡宾枪放在小石栏的栏杆上，蹲在克莱门斯的尸体旁，把他的手枪拿下，装进自己的兜里，并开始翻起他的衣兜来。我来到他身后，从这边瞧了瞧四周，附近没有一个人。托马斯转身朝向我，手里摇晃着一大沓帝国马克，笑着说：“瞧瞧这个。好丰厚的收益，你的这个警察。”他把钱装进自己兜里，继续搜着。我发现，他身边有一根很粗的铁棍，因为爆炸而从附近一个铁笼上脱落下来。我便把它拿起来，掂量了一下，然后使劲全身力气，朝托马斯的后脖上砸下去。只听得他的脊椎骨咔嚓一响，他向前一扑，便倒在了克莱门斯的尸体上。我扔下铁棍，瞧着这两个死人。然后，我翻转托马斯的身体，他的眼睛依然大睁着，我解开了他的上衣扣子。我迅速脱掉自己的上衣，换上他的衣服，然后又把他翻转过来，俯卧在地。我检查了一下衣兜：那里除了克莱门斯的那把手枪和钞票之外，还有托马斯的那些证件，强制劳役的法国人的证件，另外，还有一些香烟；我在他的裤兜里找到了他家的钥匙；而我自己的证件则留在我那件上衣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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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身体暴力这一话题，我恰好跟维尔特斯博士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论，因为，它让我回想起了已经在突击部队遇到过的那些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即便那些一开始只是出于无奈才动手打人的人，到最后也会打上瘾的。“打人非但不能让那些顽固的罪犯改过，反而会赞同他们的邪恶行为，让他们认为，他们也有这一权利对付其他囚徒。我们甚至会在内部创造出新的罪犯来。这些集中营，以目前施行的方法，就是孳生精神病和虐待狂的温床；到了战后，当这些人返回市民生活时，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我对他解释说，上级之所以决定把灭绝计划转到集中营来执行，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给执行行刑任务的部队带来很大的心理问题。
“当然，”维尔斯特回答道，“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尤其还混淆了死亡营的灭绝功能和普通营的改造和经济功能。由于灭绝计划引起的精神状态超越并影响了其他一切。甚至在这里，在我的医务室，都出现了医生在杀害病人，完全是违纪行为。我也很难让这样的行为绝根。至于异常的虐待狂行为，他们确实很普遍，尤其在看守中，而且经常还与性欲错乱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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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凭什么认为这种虐待狂现象还在发展？”我问“我是说，在没有任何此类倾向的正常人当中。这一倾向不是只有在这样的特定条件才可能显示吗？”
维尔斯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他想了很长时间才回答我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已久，确实很难回答清楚。一种容易的办法就是指责我们的宣传，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的宣传教育就很成问题，负责文化科的科尼泰尔二级小队长是这样对士兵们说的：囚犯是一种下等人，他们甚至不能算人，所以打他们就是合法的。但是，事情还不能完全这样来看：说到底，动物也不能算人类，但我们中没有一个看守对待动物像对待囚徒那样。宣传确实扮演了一个角色，不过却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我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党卫军看守之所以变成了施暴者和虐待狂，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囚犯不是一个人；相反，只有当他发现，囚徒并非如同别人告诉他的那样是一个下等人，二恰恰是一个跟他一样的普通人，他的怒火才会上升并转为虐待狂。你看到了，正是另一个人的这样一种抵抗，这样一种沉默的韧劲，让看守觉得不可接受，于是看守才会打他，试图让他们之间的人类共性消失。当然，那是行不通的：看守越是打，也就越是在被迫证明，囚徒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非人。到最后，看守剩下的解决办法就只有一个，杀死他，这也是一种彻底失败的证明。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