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谈史忆人

原文摘录   · · · · · · 

• 根据我的体会，对于群众路线，张闻天的观点和我们许多人的了解根本不同。按我们原来所学，群众路线主要就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及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等等。其实，这只是视群众路线为好的领导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连封建社会某些比较开明的君主和清官都多少能做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已有“采风”制，以了解民情，还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可见，我们原来的理解和张闻天的观点，实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者和民本主义者之间关于“由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的老争论。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前者，主张由群众“当家作主”。至于“为民作主”则近乎张之洞说的，只是“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这是站在群众之上的统治者和“父母官”的提法。旧戏上就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这同民主当然是两回事。 (查看原文)

  吴 刚 2018-03-21 21:18:37

• 对于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主张年会制，以防止造成个人专权和脱离群众。所以十月革命后，即使战争时期，俄共的年会制也从未间断，而且会议公开进行，报上还开辟争论专栏。只是斯大林当权后才逐渐加以改变，最后竟使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十三年之久。中国党在陈独秀时代，亦即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也是实行年会制。六大党章虽仍写明年会制，但实际情况已变得很难实行。直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才决定“在最近时期”召开七大，并选出了准备委员会。此后虽多次提起，共产国际也再三催促，许多地方还按中央规定于1939年选出代表派往延安（我就是那年第一次参加了直接选代表）。但由于要先统一思想再开会（从此就都开成无争论的“团结的大会”），所以又经过四五年的整风审干（抢救）才于1945年举行，距六大已过十七年。七大党章改年会为三年，但在大半为和平时期还是过了十年才开八大。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等，就更不讲章法了，以致有些政治局委员七、八年没参加过政治局会议，而一些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却可经常出席或列席中央多种核心会议。不按党章办事，不遵守会议制度，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有鉴于此，张闻天愈到后来就愈感到民主制度化的重要和迫切。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已实在忍耐不住，于是拍案而起，为争取民主（其实只是一点发言权）而被赶下政治舞台，后来竟做了十几年的阶下囚。 张闻天极其重视按民主原则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并使之法制化 主要办法就是党要通过各种会议的民主程序领导国家机关和其他群众组织，而不是直接命令和干涉。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又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还在建国前任辽东省委书记时，他就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办法是把人民代表会制度建立起来，使它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当“文革”期间各级人大已被停止活动时，他在流放中仍著文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国家的表现形式。... (查看原文)

  吴 刚 1 回复 2018-03-21 2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