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1968年在隆重的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的伯恩哈德在致辞时一开始便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接着便如他在其作品中常做的那样批评奥地利，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结果可想而知，文化部长拂袖而去，文化界名流也相继退场，颁奖会不欢而散。第二天报纸载文称伯恩哈德“狂妄”，是“玷污自己家园的人”。 伯恩哈德平均每年都有一两部作品问世，1970年便获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自1970年代中期，他公开宣布不接受任何文学奖，他曾被德国国际笔会主席先后两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说如果获得此奖他也会拒绝接受。不俗的文学成就，使他登上文坛不久便拥有了保持独立品格所必要的物质基础，使他能够做到不媚俗，不迎合市场，不逢迎权势，不为名利所诱惑，他是一个连家庭羁绊也没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富有个性的自由人。如伯恩哈德所说：“尽可能做到不依赖任何人和事，这是第一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自作主张，我行我素。”他说：“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做到真正把书写好。”[插图]“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伯恩哈德确曾很早就与死神打过交道。1931年，怀有身孕的未婚母亲专门到荷兰生下了他，然后为不耽误打工挣钱，把新生儿交给陌生人照料，伯恩哈德上学进的是德国纳粹时代的学校，甚至被关进特教所。1945年后在萨尔茨堡读天主教学校，伯恩哈德认为，那里的教育与纳粹教育方式如出一辙。不久他便弃学去店铺里当学徒。没有爱的、屈辱的童年曾使他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多亏在外祖父身边度过的、充满阳光的短暂岁月，让他生存下来。 今天人们对伯恩哈德的夸张艺术比较理解了，对他的幽默也比较熟悉了，他的书就是要引起人们注意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挑衅种种习惯的力量，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正如叔本华所说：“真正的习惯力量建立在懒惰、迟钝或者惯性之上，它希望我们的智力和意欲在作新的选择时免遭麻烦、困难，甚至危险。”[插图]比如某些思想和观念不动声色的延续。“二战”后，人们在学校里悄悄地用基督受难像取代了希特勒肖像，但权威教育没有任何改变。他认为，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第三帝国直到今天，都在竭力繁荣那艺术门类中最无妨害的音乐，在动听的乐曲声中几乎没有人发现奥地利很久没有出现像样的哲学家了。“延续不断”是灾难，而破坏、断裂则是幸运。当人们不是从字面上，而是深入字里行间，真正理解了他的夸张艺术手段时，便会发现伯恩哈德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现代精神。他那十分夸张的文字，有时精确得难以置信，1966年他曾写道，我们将融合在一个欧洲里，这个统一的欧洲将在下一世纪诞生。欧洲的发展进程证实了他的预言。难怪著名奥地利女作家巴赫曼早在1969年评价伯恩哈德的作品时就说：“在这些书里一切都写得那么准确……我们只是现在还不认识这写得那么准确的事情，就是说，还不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在他的书中往往能读到在别的书中读不到的东西，他的书让我们开阔眼界，让我们重新考虑和认识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读他的书你不能不佩服他写得真实，他把纷乱和昏暗的事物照亮给你看，他运用的照明工具就是夸张和重复。为了真实表现世界，他从来都走自己的路，如果说他的书中也涉及爱情的话，他决不表现情色和性欲，他的文字绝对干净，他这样做可能未免太夸张了，但他的书就是要诉之于你的头脑，启迪你思考，而不追求以种种手段调动你的情愫。” 自语：这是我正在寻找的书，真实，文字干净，“启迪你思考，而不追求以种种手段调动你的情愫。”昨天听到《波斯女人》就开始喜欢这位作者。 —— 18：我的内里像一架破旧的机器，不仅仅是个别零件经常出毛病、故障，而是从整体上已让病魔折腾得面目皆非，只不过他浑然不知罢了，他了解的只是人们所看到的我的表面状况，因此他并未怎么在意，更没有引起他的不安，现在我要把我整个内里翻转到外面让他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莫里茨家里，我与他相识已经十年了，并且成为相互可以信赖的朋友，但是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隐瞒真相，甚至于逐渐发展到采取数学上那种精确较真的方式，周密计算着将自己包裹起来，在他面前保守着这个秘密，持久地、违心地、冷酷无情地把它掩盖起来，让他得不到任何机会看到它，哪怕是蛛丝马迹。在这个下午我突然一反常态，竹筒倒豆子，向他彻底袒露自己，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残暴举动势必让他惊恐不已，事实上对他的震撼真是难以设想，但是不管是他的惊恐还是他的震撼，都没有丝毫阻碍我向他继续披露我的内里，在那个下午这事情开始得如此猛烈，自然也是那天的天气使然，在那个下午仿佛我别无选择，一意孤行，面对中了我埋伏遭到我袭击的莫里茨，披露了关于我的一切，将一定要揭开的一切通通揭开了，敞开了必须敞开的一切；在这整个过程中，如往常一样我坐在两扇窗户对面，房门旁边角落里那个座位上，这是我称之为公文夹屋的莫里茨的办公室，莫里茨身着他那件鼠灰色冬外套坐在我对面，已经是十月底了，很可能当时他处于醉酒状态，由于屋内光线已近昏暗我无法确认，我已经数周没有到莫里茨这里来了，这期间我与任何人都不来往，完全自己一个人独处，就是说完全依赖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身体行事，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长的时间，高度集中精力去思考相关的一切。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坐在角落里那个座位上，一直盯着他看，仿佛在这个下午，我终于破釜沉舟，下定决心去做一切有助于拯救我的事情，毅然决然地从我那潮湿、寒冷和阴暗的房子里走出来，穿过茂密的、散发着霉味的森林，如同朝着一个大慈大悲救人性命的奉献者一样奔向莫里茨，向他和盘托出长期藏匿于我心中的一切，在来他家的路上我决定，尽最大可能，不再在他面前捂着盖着，尽情地把一切披露出来，直至我的心灵真正感到某种轻松。我这种做法同时也的确是对他的伤害，一种不能容许的伤害，但事已至此只能对不住我的朋友了。 —— 20：我和她每天都去散步，经常每天还不止一次，总之，在这段时间里，散步之频繁，每次散步时间之长，都是之前我与其他任何人所没有做过的，我也不曾同其他任何人能像同她那样，那样投入地、那样善解人意地谈话，能够去思考那么多的事情，没有人曾让我如此深入地看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也不曾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如此深入地、如此肆无忌惮地观察到我的内心世界。 —— 21：与我萍水相逢的这俩人，突然之间，在肯定是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将我从事实上已危及我生存的萎靡和消沉的处境中拽了出来，一下子让我在这位瑞士先生的生活伴侣这里，（后来很快得知她是出生于设拉子的波斯人，）找到一个妙手回春的人，让我这个几乎不可救药的沉沦者起死回生，找到了一个与我一同散步、思考、谈话的伙伴，一位多年久违了的、富有哲学头脑的伙伴，这样的伙伴我决不承望能在一个女人那里找到。这位波斯女人，与那位瑞士先生显然已数十年生活在一起，然而我注意到，她同他在一起时几乎总是沉默不语，如果说这不是几十年的习惯，那么看起来这种情形似乎也持续多年了，沉默不语，不是那种少言寡语，如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两人之间经常出现的那样，而是自始至终没有话语，更有甚者，这位女士在我的回忆中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肯定由于穿了几十年已经磨损了的皮大衣，那高高的领子总是竖立着，从我一见到她那一刻起我就觉得，像她那样的年龄和处境的许多女人一样，她始终生存在担惊受怕之中，害怕阴凉袭来，或者无时无刻不挨冷受冻，以至于这位女士，我有这种印象，永远也不可能离开这件外套，这件皮大衣，大衣将她下至脚踝上至头发包裹起来，保护起来，保护她不要挨冷受冻而死，对她来说没有这件皮大衣就无法生存下去，好了，暂且不说她的装束了，这位在她那位瑞士先生在场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人，一旦开口讲话，也总是与她生活伴侣的观点相左，如果说，如上所述，她在瑞士先生在场时总是沉默不语，那么令我极为吃惊的是，当她的生活伴侣不在场时，她就会一反常态，表现出一种述说的需求，可能正是由于她的生活伴侣在场时她的执拗的缄默，抑或可能长期以来就与其生活伴侣对立，造成了她心中怀有这种述说的需求，不是非要鼓动唇舌，而是开口讲话，摊上像瑞士先生这样的生活伴侣，与其生活几十年的女人，当她们的生活伴侣不在跟前时都是这样的情形，她们要述说。对这位波斯女人来说德语是外语，但她掌握了它，如同她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希腊语，使用得那么熟练，说起来那么顺畅舒适自如，确实从没有令人感到不适和厌烦，她说的德语，一个外国女人，一个在全世界，或者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家园的外国女人说的德语，她出生在波斯，在莫斯科长大，在法国读大学，最后与她当年的情人，现如今的生活伴侣，用她的话说，一个高级工程师，闻名世界的电站建造专家，她与他在一起足迹的确遍及了全世界，这样一位女士讲的德语，不仅愉悦我的听觉，使我那易于接受这样一些异国他乡语调的整个精神状态为之一振，她那讲话和思考的方式，说话按理自然是来自思考，而思考又来自说话，仿佛整个这个过程是一种哲学—数学的，并因此肯定也是一种哲学—数学—音乐的行为，她通过这种讲话方式，修正和调整着、和谐和对应着我的思考和语言表达。数月以来，我已不习惯再和与我智力相类似的人交谈，从长远来看，这种只与本乡本土的人打交道让我沮丧，虽然与莫里茨的交往不完全是这样，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在他那个行业无论在哪方面他的智商都高出一筹，可总的来说我已经遇不到谈吐能让我耳目一新的人了，长期以来，我已不可能奢望还能同谁进行无拘无束的谈话，还能与其在一起提高我的谈话能力，在我离群索居，集中精力致力于科学研究（关于抗体）的这些年里，我已经完全中断了与以前那些和我谈话、与我争论、相互进行思想交流的人的来往，疏远了所有这些人，日益不顾一切地、一门心思地钻进科研，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极其可怕地将自己孤立起来，从某一时刻开始，我根本就没有力量重建与他们的精神联系，虽然我忽然认识到，没有这样一些交往我肯定很难有所前进，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就无法思考，甚至不久也将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了。我没有力量自己主动采取措施，去阻挡思想的萎缩，虽然我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状况，我实际上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疏远所有与我能作思想交流的人，最后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放弃一切与外界的交往，只保留着那种最必要的、所谓土生土长的联系，那些与维持局限于家里和家门口这个小天地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相关的交际。

我在多年前就放弃了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完全投入到我的科学研究中去，以至于忽略了那宝贵的时刻，没有去抓住那还有可能恢复业已放弃了的交往的时机，在这方面我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归根到底我并非没有这个力量，很可能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虽然实际上也清楚地认识到，我走上的这条道路，多年来我一直走着的这条道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它只能是一条通向完全孤立之路，不仅仅是头脑和思想孤立，而的确是我的整个人生，我那总是被这种孤立惊扰的生存，但是我并没有设法阻挠自己这样做，没有去作任何的尝试，我总是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尽管总是惊诧地看到这样做如何导致出现种种恶果，对这条路心生恐惧，但仍然继续走着，已经无法转身返回；我甚至已预见到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灾难，但无法阻止它，事实上它已经远远在我认识到它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把自己隔离起来，是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最先决、最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这种以极端的方式造成的隔离包含着最大的危险，它绝不像你打算的那样会促进你的科研工作，相反，它在阻碍你的工作，对精神活动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事实上从某个时刻起，为科研工作将自己与外界隔离，这样做，对我的关于抗体的研究工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恰恰是毁灭性的。虽然这会让我极其痛苦，但我必须承认，这种认识，如果说真的出现了，那也是来得太晚了，总是滞后，带来的只有失望，让你眼睁睁地看到，毁灭人的精神、情感，最终可以说毁灭人的身体的这一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事实上，在两位瑞士人出现之前，我已数月之久只能蜷缩在我的房里，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生存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很长时间以来，根本谈不上工作，更不要说从事什么科研工作，这是无法想像的事情，能做的只有进行自我观察。我承认，数月之中，我一觉醒来，睁开眼做的就是可怕的自我观察，为的是让我在这可怕的自我观察中彻底精疲力竭。当然我一直渴望与他人交往，总是有这种需求，但我没有力量去做，也没有可能恢复建立哪怕一点点联系，只有当我充分调动起我精神和身体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运用我的脑力和体力，才有可能就某些真正与生存休戚相关的事情去探访莫里茨，在他家里待上几小时，这每每要克服极大的困难，经历一种极其深刻的自我否定过程。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如果他认为，必须集中精力去从事一项科研，或者去写作，总而言之去从事一项脑力劳动，那他很快就会与外界失去联系，就我而言，我曾认为，为了工作非放弃所有与外界的交往不可，于是我便逐渐中断了所有一切交往，我本来与外界有很多交往和联系，最终就将曾几何时所拥有的一切人际交往通通放弃了，我决心终止一切这样的交往，哪怕得罪和伤害了人家也在所不惜，对我来说，我最重视的是科研工作，一切其他都无所谓，我在从事我的脑力劳动这方面总是最肆无忌惮的，不惜任何代价的，很早我就无法容忍我的脑力工作受到干扰，微乎其微的干扰也不成，凡是与我科研工作对立的事情，阻碍我科研正常进行的事物，我总是将其排除，而且做得非常及时，长此以往我势必不久就自己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最后我就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了，同我在一起的只有我的科研，我的脑力劳动。我的确曾以为，我可以和我的科研工作单独存在，一辈子只与科学研究做伴，只借助于科学研究就能达到我的目的，可是逐渐地，终究事实必然会明确无误地证明，这是完全不可行的，是完全不可能的。是的，我的确曾经认为，与我的科学论文、我的科研工作在一起，不同任何一个人来往就能生存下去，很长时间我就这么认为，许多年都是这样想的，很可能已经几十年了，直到我认识到没有人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没有人可以独自一人，只有他的工作与其相伴就能生存。至于我的生存已经深深陷入孤独之中，我必须认识到，我在这条路上实在走得太远，已无可能返回。因此从某个时刻开始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不思改变，安之若素了。许多年了我就是这样蹲在家里，把什么都放弃了，工作仍然毫无起色。多年以来我也曾多次尝试摆脱这种生存状态，但是，一切努力总是刚刚开始就以失败而告终。我每天醒来心里就对生活完全充满了厌倦。每逢我在早晨想做点什么事情，总是逃脱不掉厌世情绪的掌控，总是为没有生存能力所制约，无法干成哪怕是微小的一点事情，这自然使我本来就有的消沉和沮丧越发严重。无法真正地工作，数日、数月地坐在那些资料面前，没有任何希望能开始做点什么。我早晨醒来，看到眼前的这些资料就感到害怕，在我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在楼上踱步，一会儿在楼下，总是越来越沉湎于完全无用的一些事情中，这势必让我更加远离我自己真正要从事的工作。

我做这些毫无意义的、本身就很荒谬的事情，目的无非是要把我的注意力从我真正要做的科研工作上转移，干扰我不能去思考我的科学研究课题，久而久之，致使我都不敢面对那些搜集整理的资料和文献，让我从心里对它们感到畏惧，于是我便陆续将它们搬到阁楼的一间小屋里，保存到那里，别让我再接触到它们。看到它们就让我恶心。甚至于连想到它们也是如此。我无法忘记，多年以前我的科研工作就停滞不前了，确切的日期今天已经无法认定，我当时肯定忽略了这个变故，如果我及时注意到了这个时刻，那么也许就可能引起我的警觉，就可能去分析我所处的整个状态，但是不管我怎样努力回想，这个时刻和这个时刻前后的整个情形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清楚。如果一个人注意到了某个关键时刻并且分析了与此相关的一切，那么很有可能因此及时地挽救了自己。但我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清楚我的科研工作在什么时刻出现了停滞。我明白，失去一切与外界的交往最终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不管此前它是怎样的必要，以及它给我带来怎样的成功。我为了科研工作而设计和安排的孤立状态，在最初的几年里曾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给我带来颇有价值的成果，使我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现在来看，在随后许多年里它给我造成了巨大的不幸。可是只有认识却不行动，不能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只能使我的处境更加无望。有多少重新建立与外界交往的尝试，还在起步时就遭到失败了。所以这些恢复建立联系的想法还在我心里就窒息了。比如，我的确曾写了几百封信，为了同各种不同的人建立联系，所有这些信都装进了信封，写上了各收件人姓名、地址，但是都没有寄出，而是堆放在我放置科研资料的房间里，这些信是写给朋友、熟人和科学界人士的，内容是请求与其建立联系。我写了这些信，在写的过程中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将这些信邮寄出去，让它们到达收件人手中。我就是这样在许多年里写信而不寄出，通通堆放在我作科学研究的房间里。我总是一再这样想，如果封闭的、孤独的生活状态不再有任何意义，无法有效地进行工作，那么这种状态就必须终止，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没有能结束这种生存状态。我始终怀有建立联系的愿望，但没有力量去实践，如果说我连与我的科研工作都建立不起联系，又怎么能同外界、同他人建立起联系呢！这种孤立、丧失与外界联系的状态，逐渐在我身上发展成一种精神疾病，我在莫里茨那里结识瑞士女人的那天下午，正试图讲述我的这种病情。我曾在数年里一直在莫里茨面前隐瞒我的疾病，他对此没有任何觉察，突然之间我隐瞒不住，非要告诉他不可，在我结识瑞士人的那个下午，我在精神上不要与外界建立任何联系的疾病可能已发展至顶点，同时也到了解救的时刻。可能我已经几乎无法再忍受那毫无希望的、没有生机的处境，那使我精神涣散、诸事荒疏的局面，一天也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样下去可能我会用自杀来结束我的一生，因为仅仅向莫里茨披露我的病症，向他倾诉我的苦衷，说到底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能会导致我不得不干脆结束这令人十分沮丧的生存，离开这个世界。在那天下午，我对我的坦白和揭露，我对自己的谴责和剖析肯定让莫里茨感到惊诧，我倾诉得越久，就越感到在莫里茨面前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我怎么会想到用袒露我的病症和苦恼去打扰他，他根本就不理解我，根本就不明白我的任何事情，而我却没完没了地向这个人倾诉，并且自始至终以为他懂得我说的一切，其实我说的他一丁点儿也不懂，我本应明白，像我在那个下午那样到莫里茨面前直抒胸臆是愚蠢之极，向他倾诉，全盘托出心中隐秘的一切，以期待得到减压和解救，是多么荒唐。 —— 43：当然在感知和观察方面我受过特别深的训练，因此我这方面的能力可能没有普遍性。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有极大的好处，同时其负面作用也非同小可，有这种能力的人几乎总是不招人待见，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受人欢迎。一个敏感的人，什么都逃脱不了他的眼睛，什么都被他及时觉察，是不让人喜欢的，相反，他让人感到害怕，人们在这样一个人面前会小心翼翼，因为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危险的人不但让人害怕，而且让人憎恨，所以说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让人憎恨的人。不过我本人认为我的观察和感知能力是十分有益的，经常甚至能拯救你于生死关头。波斯女人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围巾，她皮大衣的领子也高高地竖立着，又加上一条毛围巾，一条很讲究的英国毛围巾，可能价格不菲，我估计肯定是在伦敦买的，后来证明我的估计是正确的。有时她会脚下打滑身子歪斜，树林里到处起伏不平，我随时注意及时扶住她。但我们之间没有交谈，我曾问她，她的围巾是哪儿买的，随后我就后悔了，怎么会向人家提这样一个不该提的问题，我想还是就此打住，原路返回吧。我曾想带她去我家里，让她看看我住的房子，随后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刚和人家头一回约会散步，最好别接着就带人去家里，于是向她建议还是回旅店，坐下来喝杯茶，我想，喝杯白兰地驱驱寒。细想起来，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或者说没有聊天，责任并不在她，而是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很久以来就已经根本不习惯与一位富有精神境界的人在一起，这位波斯女人，与她一接触我就知道她是这样一个人，与她的生活伴侣，那位瑞士先生不同，他不是这样的人。我能对这样一次散步期待什么呢？到头来，我们俩，尤其是波斯女人浑身湿透回到旅店，坐在旅店角落里，女店主为我们拿来两杯白兰地。 —— 45：我忽然想找本书读读，将自己的思想从波斯女人身上移开，很长时间了，肯定有几个星期了我都无法读点什么，现在我终于能够到书房里去了。我利用楼上最小的房间作所谓书房用，将它布置得使我身在其中的确不能做任何别的什么，只能读书，研究文件资料，为此我在房间里只放一把椅子，位于惟一的一扇窗户前，这绝对是一把普通的椅子，不会给坐在它上面的人以任何舒适的感觉，是与阅读这个目的最相匹配的工具，如果我决心读书，就可以在窗前坐在这把木椅上，埋头读任何一本想要读的书，这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我坐下来读的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是我外祖父的藏书，我继承了下来。每逢我要把阅读纯粹当做一种乐趣，一种全面洗涤自己心灵的乐趣时，我就拿它来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还在我刚刚跨入青年时代时，就已经成为所有哲学书籍中对我最为重要的一部了，它能让我的头脑感到彻底清爽，它的这种作用在我身上可以说屡试不爽。我发现，没有哪本书拥有它那样明确的语言和同样明确的思维，没有哪部文学作品能够像它那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与这本书在一起我总是感到欣喜。但是读一本非同寻常的书须具备相应的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准备，能做到这本书所要求的必要的准备，在我来说实属罕见，难得有机会与这本非同寻常的书在一起，这是真正决定世界发展的一本书，像极少数其他一些博大精深之书一样，它们对其阅读者是很挑剔的，只有当它们遇到具有非凡能力的人时，就是说，非凡的接受能力和非凡的接受资格时，它们才敞开自己，让人去探索和辨识。这天下午我感到这样的机会来了，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具有了这种能力。邂逅波斯女人毫无疑问拯救了我，将我从不仅是旷日持久的，而且应该是最长的一次孤独和绝望中解救出来，使我的确具备了这个能力，也可以说这是与波斯女人一同去松树林散步的结果，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令人扫兴的散步，但实际上其作用刚好相反，它使我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又可以平心静气地待在我的书房里了，又可以享受读书的惬意，而且可以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了。这还不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看书看了一个小时，或者稍多一点时间之后，心中忽然产生了要进行科研工作的强烈要求。我站了起来，走出书房，打开了我的工作室，这里锁着所有我的科研文稿，以及相关的资料和书籍。好几个月里，由于我已处在极其绝望的境地，无法来看这些文章和关于这些文章的文章，以及这些书籍和关于这些书籍的书籍。这种状况现在终于结束了。在这里我得说明一下，近年来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消沉和绝望的境地，其原因可能总是同一个，即不满对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一种持续不断的、折磨着我的不满情绪，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总是不能理解，我怎么会重又摆脱了这样的境地，真是越想越不明白，由于在工作方面的消沉和绝望，导致我这一次整个人陷入极度绝望的境地，我的精神和身体数月之久失去了生机，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发作，我的确认为，假如那两位瑞士人，尤其是瑞士先生的生活伴侣，那位波斯女人，没有出现在这里，那么这次持续数月之久，历经整个夏天和秋天的发作肯定会要了我的性命。我的这种疾患频繁发作，自然是越来越严重的，这病折磨我几十年了，开始时几乎不易察觉，症状很不明显，以至于可以忽略不管，后来，随着我开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开始认真写作自然科学和哲学论文，疾患的发作就一次比一次加重了，起先只是零星的症候，最终明显表明是疾病，而且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如果说当初我还抱有治愈它的想法，后来的情形证明，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即使瑞士人的出现也并不意味着出现什么根本的转机，而只是一种病情的缓解，自然更谈不上什么痊愈，只不过是疾病过程中的间歇，我甚至可以设想，这个病在我身上已经存在几十年了，直至今日仍然折磨着我，我肯定，我这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它。那两位瑞士人的到来，诚然使我的病情得到缓解，他们的到来自然也不可能起到治愈这个病的作用，他们的出现只是打破了我长时间龟缩在家的局面，仿佛我预感到，他们会造访莫里茨，于是我在自我封闭很久之后，破天荒走出家门，去拜访莫里茨，这一切绝非偶然。如果说先前每当我的病严重发作，我便走出家门穿过树林来到莫里茨家也就足够了，那么此次，应该说是最严重的一次发病，只是来到莫里茨家就不够了，当我那个下午发疯似的在莫里茨面前竭力倾诉藏在心里的一切时，我看到我的这种努力将没有任何用处，绝对将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我对拜访莫里茨寄托了多大希望，如上所述，我甚至下了决心在他面前分析我的病情；我得承认，我到莫里茨那里总是把莫里茨看做一位医生，即一位治病救人的大夫，一位精神和肉体的拯救者，今天仍是这样，每逢我找他，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到他那里是期望他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到莫里茨那里，就是将堆积我心中的精神和情感垃圾向他倾倒，但是在那个下午，我这样做肯定没有用处了，我的种种努力肯定徒劳无益，尽管莫里茨太太帮助我，还有莫里茨母亲和他的儿子，他们总是十分慷慨地关心我。这一回我还像往常一样，还用过去的做法，去拜访莫里茨，会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了，我在去莫里茨家的路上就知道了，不仅是感觉到了，而且是明明白白地知道了，还没等我走进莫里茨家，我就准备承受失败，彻底的失败，就是说一败涂地，走向毁灭。除非是处在与我相同的境况，否则没有人能懂得我在莫里茨面前彻底袒露自己的内心意味着什么，我勇敢地把掩藏的关于我的一切披露出来，对自己没有丝毫的吝惜，自然对莫里茨也是如此，肆无忌惮、毫不吝惜，处在精神和情感野蛮、残酷的大发作中的我，对我的和他的人格完全持无所谓的态度，的确头脑中没有一点要吝惜和保护的要求。到底我的病最近这次最严重、最糟糕的发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厉害，不能仅仅从我的科研工作中去寻找答案，不错，这项工作使我感到空前的吃力，常常让我不堪重负，让我有种被戏弄和刁难的感觉，促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发作的原因还要在围绕着我的周遭，在或近或远的、最宽泛的客观环境中去寻找，是它们让我的病情加重，尤其是与我直接相关的社会环境，它的卑鄙、狡诈和恶毒逐渐地，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似乎都明显地追随一个目的，那就是击垮我、毁掉我，对此我没有力量抵挡和抗拒。意识到自己在这种击垮和毁掉我的威胁面前，没有任何力量反抗，受不到任何保护，加之我在科研工作方面的无能和绝对的束手无策，也就促使了我疾病的可怕发作，这个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糟糕的政治状况也许是导致这一灾难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方面的一切都在朝着与我坚信的相反方向发展，我一直以为我所相信的是正确的，直至今天也毫不怀疑我的观点。在这个时候政治状况突然恶化，其情形只能用“令人恐惧的”和“致命的”来形容。几十年的努力在少数几周内就化为乌有了，本来就极不稳定的国家，的确在几周内就崩溃了，像在最糟糕的统治者当权的最糟糕的时代里一样，迟钝、冷漠、贪婪和虚伪一下子又充斥在这里，当权者又肆无忌惮地在铲除精神。多年来我所观察到的对精神的敌视达到了新的高潮，统治者要求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求民众去谋害精神，煽动他们围剿精神和头脑。突然一夜之间一切又在独断专行，数周、数月里我深受其害，亲身体会到人们如何在谋害有思想的人。那种把一切不适合于自己的都要铲除掉的平庸、狭隘的民众意识，尤其是在思想和精神方面占了上风，突然受到政府，不是个别的某个政府，而是欧洲所有政府的重视，为它们所利用。只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乐的民众行动了起来反对思想和精神。“必须怀疑和围剿思考者”，这个陈旧的口号如今又时髦起来，重新以令人极为恐惧的方式指引着人们的行动。报纸上的话令人憎恶，报纸一向都在说令人憎恶的话，不过最近几十年它们不像以前那么鼓噪，那么咄咄逼人，而是压低了声音，现在它们忽然认为这样小心翼翼没有必要了，便放肆起来，几乎无一例外地卖力地取悦民众，所作所为与民众别无二致，成为杀害精神的刽子手。在这些星期里，对精神世界的梦想被抛弃，被丢到了垃圾堆上。思想和精神的声音沉寂了。头脑龟缩了起来。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暴力、阴谋和卑鄙无耻。在这样的环境里，加之我的科研工作停滞不前，我的内心受到巨大的打击，导致我整个人十分消沉，使我变得异常脆弱，以至于最终造成我的疾病恶性发作。我这个人总是很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顷刻之间一切都变得很糟，而且越来越无法躲闪和回避，越来越令人感到可怖和震惊，因此我的疾病势必会以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恶性发作。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就是说隐居到农村，必须在那里生活，因为他如我一样，重病之后，只能被迫选择这样一种可怕的农村生活，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这种可怕的农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要比对于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更厉害，因为如同我一样，由于从事脑力劳动而生活在农村的人，他的头脑坚持不懈地高度集中于他的工作，同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敏感的人来说，接受到的一切其他干扰又在强烈地、持续不断地挤压着我的头脑、精神和情感。我经常后悔撤离城市来到农村，要是当初留在城市该多好。即使我的父母都是乡村人，我本人也不是，尽管我对农村十分熟悉，我也不是农村人；我对城市也十分熟悉，与农村相比我更喜欢城市，确切地说我几乎总是憎恨农村，在我的回忆里它几乎总是折磨我，折磨和凌辱我，就卑劣和阴险而论农村远远超过城市，还有残忍和野蛮，农村比城市更严重，达到毫无羞耻可言的地步，与城市相比，农村完全是精神的沙漠。我所以到农村来生活，其理由数以百计，但最重要的理由有两个：其一，医生说过，由于我患有肺病，要想活下去只能在农村生活；其二，为从事科学研究，撰写我的自然科学论文，我绝对心甘情愿牺牲掉城市。为此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付出了最高代价。我总是感觉在农村生活是对我的惩罚，因为归根结底我的本性是有悖于农村生活的，只要我生活在农村，我每天都得劝说自己，我所以在这里生活，完全是因为我的肺病，因为我要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人，农村生活是一种更加可怖的生活方式，如果对我来说还谈得上有什么生活方式的话，很可能根本就谈不上。我每天都对自己说，因为我生活在农村，所以我存在，我生活在这里，我就存在在这个世上，假若我没有来到这里，而是留在城里，那我就活不成了，就不存在了，也许我这种想法从根本上说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我是否活着，是否生存，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我想，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必须去思考，必须尽可能思考得彻底。生活在农村，我的头脑每天都面对这样无情的事实：我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的生存，是不健康的，是充满着疾患的，我的科研工作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是失败的。但我没有勇气承认这样一类的事实，没有勇气对自己来个了断。我这一生总是想到自杀，但从未付诸实施。后来，瑞士人出现了，尤其是波斯女人，不知出自什么原因，从一见面她就让我着迷，出自于许多决定性的，也许出自于许多、或者说成百上千与我性命攸关的理由，它们集中地体现在波斯女人身上，让我看得见，并且立刻就可以为我所用，于是我干脆竟留恋起我的生命、我的生存了，不管这情形是多么可笑、多么不知羞耻，接下来又多么令人沮丧。这总是令人厌恶，随后又让人加倍的沮丧。但我总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做，必须做，我一定会自杀，我的生存已失去了目标，总是一再继续这种绝对毫无目的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我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怎么可能会是这样，邂逅瑞士人的第二天，我就走近了我那些自然科学的文稿，我就能够到楼上书房去，并且读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来，最后甚至于想到要重新开始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从半年多之前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那个时候我不得不中断了我的科研工作。我在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可能偶然见到了瑞士人的第二天，我就变得不再那么沮丧，而是很渴望生活，以前历次疾病发作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推陈出新的效果，只能使我恶劣状况有所减弱，并不能消除，我想正是这次发作的激烈程度造成了奇迹，出现了极不寻常的解放，使我摆脱了病魔的纠缠。当然这解放只能持续短暂的几天而已，几周之后我又重新陷入深度的沮丧状态，这是后话。这两位瑞士人的出现，加之莫里茨及其家人的配合，使我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可以说，在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病，在两次疾病发作之间，我还从未有这么长时间基本上可以说逃脱了疾病的折磨，像在我与波斯女人经常散步的这个时期这样，几乎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在这里我着重谈的就是这个时期，假如我没有到乡村来，那么我的病也不会恶化得如此厉害，病情的恶化是我开始在农村的生活后逐步加剧的。但是假如我留在了城市里，我肯定现在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因此最近我反复考虑，是否当时留在城里不到农村来更好，我认为这种考虑是没有意义的。 —— 60：我喜欢那些认为没有音乐就无法生存的人。 我一直很喜欢所谓有哲学头脑的人，不喜欢我一生中曾见到过的那些搞哲学的哲学家，他们这些人与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始终厌恶他们那些说教式的哲学，厌恶那些所谓哲学家的胡诌八扯。今天不是哲学家的时代，所有今天自我标榜为哲学家的人，实际上都是伪哲学家，他们这样称谓是在蒙骗人，他们都是些卑劣的、头脑迟钝的、浑浑噩噩的哲学反刍动物，所有这些人，他们的生存完全靠在课堂上和在书籍市场上，兜售数以千百计的来自二手、三手或者四手的、陈旧的思想观点。现如今没有哲学家了。 —— 69：波斯女人并非出身于寻常人家，她来自名门望族，其家族属于真正的伊朗上层社会，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先是在伊斯法罕，然后在英国上学，最后到巴黎读大学。她对音乐的爱好，这一点她在与莫里茨初次见面时就流露了出来，对音乐的兴趣让她还在十八岁时就来到维也纳，在这里一直待了几个月，使她大开眼界，大饱耳福，不过后来她再也没有到过维也纳。瑞士先生起先在伯尔尼读大学，后来到巴黎就读一所工业大学，他与波斯女人在一次短暂的见面之后，就走得越走越近，最终形成了一种持久的关系。两个人不顾他们父母的反对搬到了一起居住，波斯女人为了她恋人的前程放弃了她自己的专业发展，换句话说为了瑞士先生她中断了自己在哲学学科的深造。直到今天我并不知道她在哲学学习方面达到了什么水平，不过这并不重要。她当时才十九岁，她这样做不啻真正意义上地放弃了她自己，完全致力于她生活伴侣的职业发展，为瑞士先生成为建筑师，最终成为建造电站的工程师和专家而奉献自己。她的心中只有她这位生活伴侣的事业，无论如何要让她的生活伴侣在事业上出类拔萃，这是她的终生追求，是她的荣誉，而将她自己的职业生涯、自己的事业最终完全置于她的生活伴侣的事业之下。人们知道，像波斯女人这样的女人们，她们能够为像瑞士先生这样一位男人的事业放弃一切，波斯女人为了她的生活伴侣的确放弃了一切，可能就是突然之间，或者确实可以说顷刻之间，她就决定放弃发展自己非凡的才能。对于亚洲女性来说，完全将自己不折不扣地置于男人的从属地位，牺牲自我，是很自然的事。这种忘我的献身就是她们生活的内容，就确保了她们生存的意义。 瑞士先生和波斯女人两个人走到一起时，她十九岁，他长她十岁，正值他们这种结合的理想年龄，他们随即担当起他们应该承担的毕生的任务，她立刻全力以赴，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瑞士先生的才干，推动他的事业。像波斯女人这样的女人，不会忽略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可以成就宏图伟业的潜质，而仅凭这个人自己的努力是永远也达不到应该有的高度的。像瑞士先生那样的男人如果没有像波斯女人这样的女人鼎力相助，空有实现鸿鹄之志的基础，通常一辈子也离不开地面，不能高高飞翔，只能生活在百无聊赖的平庸之中。可能瑞士先生立即在波斯女人身上，看到了与他自己生存攸关的惟一机遇，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了事业上雄心勃勃的波斯女人，听由她的支配，可能如他所相信的那样，她强烈的开拓精神与他的能力相结合，必定结出丰硕的成果。他的天分和他的智慧也许非常适合实现她的意图，于是这项关于瑞士先生前程的试验，还在他们逗留在巴黎期间，就果断地不失时机地开始了。由于他们决定一切都要围绕前程和事业，都要有利于前程和事业，于是他们俩之间可能达成了不谈婚论嫁的协议，因为结婚说不定会将他们的计划毁于一旦，这样一个计划，很可能甚至于还有不结婚这个决定，至少最初是波斯女人的主张，这显然与她的精明以及她的高水平智商分不开。就这样，他们没有正式结婚便住到了一起，从一开始，在一些比较大的发展机遇中，他们都独立地集中精力于他们的终身事业、他们真正的生活目标。促成他们这样一种结合，应该说最具吸引力的因素，是他们在种族和生活环境方面迥然不同的出身。

——

在有关当局公布了死者的身份后，莫里茨将此悲剧通知了她的生活伴侣瑞士先生。岂料，这位瑞士先生根本对此未作任何反应。在我离开莫里茨家时，我在楼下莫里茨家前厅看到，挨着莫里茨自己的鼠皮灰冬大衣，挂着波斯女人那件黑色羊皮外套。有关当局把波斯女人这件遗物交给了莫里茨。还有她的那个手包。两天后，我又朝潮湿的草地上那座孤零零的、连一半也还没有盖完就又败落的房屋走去时，突然想起在一次我和波斯女人到松树林散步时曾对她说，现如今有那么多年轻人自杀身亡，这些年轻人迫不得已生存其中的这个社会，完全不理解年轻人为什么会出此下策，我想起来，当时我还直截了当地、以我所独有的肆无忌惮的方式问她，她是否有一天也会自杀，波斯女人听完我的话笑了起来说，是的。 【世俗之人总欺诈成性，爱打听他人的八卦消息，对帮助过他的人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等等。“我”却自认为高人一等，其实与他们没什么两样，人性的弱点，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如果一个人足够客观真实面对自我的话。 可悲的女人总有太重的圣母情节，总以为为他人他物牺牲自我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可结果换来了什么？“我”抛弃她，比她的丈夫还要快！而这种牺牲的危险之处正在于，一旦这个目标对象消失，她的生活意义和生存意志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半吊子哲学家的悲剧，他们不能通过更健全的哲学知识看到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每时每刻为自己的行为创造意义和价值，正在于为生活中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欢呼，他们来来去去只为丰富我们的生活体验。而失去一些正是为了为更好的未知腾出地方和空间。 “我”的悲剧在于太关注自我，她的悲剧在于太在意他人，忘记了自我。两个极端都有问题。在自我价值实现与帮助关爱他人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便是生活最主要的修炼之一。】

就像我将我的肺病，就像我将我的疯癫，还有最终从肺病和疯癫产生出的我的技艺，变成我的生活内容一样。

感受一下超毒舌的伯恩哈德对布鲁诺•甘茨的溢美之辞，大致就是不给我甘茨我十年后依然跟你们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