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关于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内蒙古牧区的高利贷对牧区经济的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对高利贷是这样描述的:“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紧紧地寄生在它上面，使它穷乏，并吮吸着它的膏血，破坏着它的神经，强使再生产在日益悲惨的条件下进行……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重新对它进行剥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高压政策从各个方面打击高利贷，使高利贷一度从中国绝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政策的开放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高利贷在一些地方又活跃起来了。 内蒙古牧区地下借贷盛行大约起始于新世纪之初，正值牧区经济市场化高潮。从内蒙古其它草原牧区民间借贷活跃因素的排序变化看牧区金融服务的缺失。从资金来源上看，被动放贷占比由80%下降到40%，主动放贷占比上升到60%。以往所发生的民间借贷多数为被动借贷，但近年来，牧区富余资金的寻租成为推动了牧区民间借贷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以往的民间借贷有很大一部分是牧民之间相互倒钱，有互助的性质，但现在一些人已把经营民间借贷作为一项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资金运用方面来看，用于生产经营的民间借贷逐渐取代用于生活消费的民间借贷而成为最主要的借贷用途。2005年监测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用于生产经营的占58%，比用于生活消费和其他用途合计占比高16个百分点 。从借款人借贷时考虑的因素看，方便及时已超过利率高低对民间借贷的影响。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利率对于民间借贷者来说已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农牧民对利率的敏感性要远远低于对借贷方便性的敏感度。
地下借贷以鄂尔多斯市最为活跃，最有代表性，该市年地下借贷资金规模民间估计在500亿元左右。人民银行鄂尔多斯中心支行于2008年9月份与国家统计局鄂尔多斯调查队合作，对鄂尔多斯全辖区民间融资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实际调查企业问卷300户，家庭问卷2000户，全部收回。在此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初步测算鄂尔多斯民间融资规模大约在200亿元左右 。由于资金需求旺盛，而国有和集体金融机构贷款不能满足生产发展需要，加之许多地方资源型工矿业崛起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近些年来在内蒙古牧区民间借贷日益活跃，由此引发的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现象也相当普遍。
（一）地下借贷活跃
在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地东胜区，典当行、投资公司、委托寄卖行、担保公司等招牌不时跃人眼帘。但据业内人士介绍，获准发放小额贷款的机构，除银行外，当地只有典当行和1家小额贷款公司，其他的投资、担保公司和小额寄卖行等机构大多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典当行是国家批准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特种行业，已成立8年的“世元典当行”目前注册资金3055万元，贷款收费标准执行国家规定，由于资金需求大，每年开春后钱就贷完了。除地下放贷的机构外，当地个人放贷者更多，资金规模小则几十万、上百万元，大的达六七千万元甚至更多。 各类民间融资活动主体较多，名目繁多。截至2008年9月，在鄂尔多斯工商局注册的投资公司305户，注册资本145.7亿元；担保公司168户，注册资本13.4亿元；委托寄卖商行54户，注册资本0.13亿元。典当企业15家，注册资本2.3亿元。上述机构总计542 家，注册资金161.53 亿元。 据有关部门和部分居民反映，这些机构有一部分从事民间融资业务。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但没有正式办理工商注册手续的地下中介组织、机构、中介人，数量无法统计。据鄂尔多斯商务局走访估算，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中介人约1500户 。
民间放货机构、个人的资金来源，除—部分银行贷款外，主要是以2％至3％的月利率揽储，然后再高利放贷。一位放贷规模在500万元左右的个人放贷者坦言，民间贷款机构、个人实际没啥资产，主要就是“吃利差”、“空手倒”，一些合法的典当行暗中也是如此。 一名从事兼职借贷的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常年在手里周转的资金有800—1100万元，粗略地计算一下，他每年能赚到60-80万元，他说，“其实，我的放贷规模充其量也就算中等偏下水平。”“现在有闲钱都这么干，就当是投资”。每月家庭收入近7000元的鄂尔多斯市某教师说，“得知我不放贷，学生就笑话我不算东胜人!”当地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有私营企业主、公务员、教师、个体户、拆迁户、退休职工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要么到地下钱庄“存款”间接‘分红”，要么直接放贷或开办放贷机构。 还有来自内蒙古其它盟市的行政事业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将住房公积金提取出来，到鄂尔多斯去放贷，还有一部分业内人士从银行低息贷出高息去鄂尔多斯去放贷。
（二）地下借贷规模庞大
地下借贷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一位放贷者这样说，“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至少有300亿元在流动，放贷在1亿元以上的，估计鄂尔多斯市区内就有150家左右。”然而这只是部分人的保守估计，某典当行的老板给出的答案是500亿元到700亿元，这些巨额资金大约相当于鄂尔多斯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007年这个余额为482.2亿元）。一般认为，鄂尔多斯市地下借贷的规模在500亿元左右，估计当地居民手中70%的资金融入了这一链条 。
据人民银行鄂尔多斯中心支行下发的400份面向居民的民间借贷情况调查问卷显示，195人在2007年曾经与典当行、投资公司、其他民间组织或个人发生过借款行为，占被调查人数的48.75%，可见民间借贷在居民生活中的深入程度。其次，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民间融资的依赖不断增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大多数缺乏贷款所必需的抵押品和信用担保，而且对资金的需求呈现规模小、时间紧等特点，正规金融机构很难满足其需求，因此，中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不得已只能依赖民间融资。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民间融资的主体，非公经济的发展情况与民间融资关联程度高 。
（三）追求高利率 ，负面影响巨大
民间借贷的利率有多高？这更是一个隐蔽的数字，在各地各行业差别也很大。牧民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能够接受的利率还是较低的，但也有一个参照系，不可能太低，否则借贷者就将款放给别的经营者。在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利率大致按照行业获利率的高低分布。据官方的典型调查，融资机构融入资金的利率为月息18‰，最高可达25‰，存款期限最短的一个月，最长一年。发放贷款的利率视不同期限、不同额度而变化，一般为月息30‰-35‰。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如果期限在半年以上一年以下，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利率最低可降到25‰。在资金需求旺季，利率高达35‰-45‰，个别达到50‰。民间融资的手续比较简便快捷，一般采取简单的书面协定，部分交易甚至为口头协定。部分大额交易需要采用担保和财产抵押，贷款额一般占抵押物的50%-70%，对中小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 。除少部分资金为中小企业、个体户借作周转资金外，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煤矿等高利润行业。在鄂尔多斯市，2009年上半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世元、万立两家典当行，房地产贷款仍然占其业务的70%左右。地下借贷机构、个人放贷者的房地产贷款比例更高，估计仍在80%至90%左右。
资金用途从消费型向消费型与投资型并重转变。调查问卷表明目前民间借贷资金的投向已由原来解决上学，婚丧嫁娶、看病等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经商办企业等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与消费性资金需求并重。消费性资金需求一般数额较小，而生产性经营需求一般数额较大。民间融资机构贷出资金主要投向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路桥工程的流动资金周转，以及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如服装、百货、电脑经销商、餐饮业主短期资金周转 。鄂尔多斯市一家委托寄卖行老板称，自己主要给房地产等工程放贷。一位退休职工透露说，他将大部分积蓄交给了从事放贷的三个熟人，分别按2. 5％、2.6%和3％的月利率结算，远高出银行储蓄利率，每月可领利息l万多元，鄂尔多斯牧民获得民间借贷的月利率大约在5%以上，这已高出银行、信用社个人贷款利率的数倍，多数属于高利贷。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旗区和经济水平中等的传统农牧区，民间融资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由借贷形式，而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民间融资趋向组织化、规模化 。
民间高利贷者对牧民放款形式更隐蔽，在鄂尔多斯，除本地的放款者外，还有邻近的陕北榆林、神木等地的煤老板等富有者，通过亲友介绍等渠道，对内蒙古牧民放款。民间借贷不仅在鄂尔多斯盛行，在内蒙古其他牧区也比较普遍，例如在锡林郭勒盟的东乌旗、东苏旗等地的调查都显示这一点。牧民的高成本借贷在民间借贷款额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涉及的户数却很多，大约已达牧民总户数的20%以上，占贫困户的50%以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
前面提到的乌审旗达布察克镇某嘎查的蒙古族牧民付某就是一户典型的案例，他全家6口人，有4.5个劳动力，既有较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又有较高的知识结构，但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也难免被卷入高利贷的陷阱。在改革开放的前期，1979-2002年，一家人勤奋劳作，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新世纪到来不久，由于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以及孩子上学、儿子结婚盖房等原因，借下外债4500元，其中信用社贷款500元，亲友借款3000元，高利贷1000元，2000年高利贷增加到3000元，2004年又增加到4000元，家庭经济也由中上等滑到贫困户的边缘。东苏旗某嘎查相邻的6户牧民，在2007年就有5户贷了高利贷，其中最高的有20000元，最低有5000元，以羊为抵押。这在阿拉善和呼伦贝尔调研时也得到了同样的应正 ，前文提到的鄂温克旗的乌某就向高利贷主贷款10000元。2006年4-5月上旬对锡林郭勒盟的8个旗调研，调研的30户牧户，有7户牧民借了高利贷。
2008年，鄂尔多斯市发改委对辖区内的金融业进行了调研，得出结论：民间融资在解决鄂尔多斯市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客观上推动了全市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
五、民间融资对内蒙古牧区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
民间融资使得部分社会资金需求由显性化转为隐性化，民间融资影响货币政策决策。民间融资影响广义货币构成，货币管理监管部门依据的市场信息不全面，其所做出的宏观决策必然不够准确，影响一国整体金融信息的准确性。同时，民间融资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从总量上看，中央银行只能调控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以民间融资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巨额资金处于中央银行调控范围之外，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从结构上看，民间融资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
以鄂尔多斯为例，行业投资相对集中，潜在风险较大。具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9月末，鄂尔多斯市房地产企业达到283家，施工面积达到10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7.7%，房地产开发投资125.8亿元，同比增长90.6%。据调查，其投资资金来源的50%左右来自于民间借贷。近年，鄂尔多斯地区房价持续上涨，2008年6月末商品住宅均价已达到3260元/平方米，比呼和浩特市高近300元/㎡。房地产业是较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在经济下滑期存在较大风险。在波动的经济周期中，资金链一旦断裂，极有可能出现连锁反应，波及地区金融秩序的稳定 。
“民间借贷的繁荣最直接后果是钱的流动性好，这样所有人都觉得有钱了。比如，你手里有1毛钱，你存起来就是一毛，一年后还是一毛。如果你借给我，我再放贷给你朋友，我们3人都有使用这一毛钱的机会了。”一位鄂尔多斯兼职民间借贷的放款人这样描述着民间借贷的好处和给资金提供者、庄主以及贷款者三方带来的利益。
但是这其中颇有一些值得玩味之处，资金提供者、庄主以及贷款者可以说是一个借贷链，资金再转手后本身并没有升值，三方同时挣到钱，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升值出来的钱最终谁来买单。调查者给这位放贷人算了一笔账，资金提供者拿出100万以2分利息贷给地下钱庄的庄主，然后庄主以3分的利息再转贷给地产开发商，开发商因为房子是贷款建造的，将建好的楼房每平米提价1000元。最后，资金提供者一年挣24万，庄主赚12万，开发商将楼房售出后得到其应有利益。在这个借贷链当中，似乎三者都赚钱，似乎谁也没有吃亏，但是问题就出现在最后一环，开发商建好的楼房卖给了谁？如果由资金提供者来买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这个借贷链之外的人买了这100平方米的房子，他必然要额外支出10万元。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为借贷链中的三者利益买了单。
这其中颇有一些值得玩味之处，资金提供者、庄主以及贷款者可以说是一个资金链，这最后一个环节—贷款者所经营的产业，例如房地产，以高成本借贷经营，如果不能以高价卖出，房地产商就面临崩溃的危险，房地产商归还不了贷款，整个资金链条就会断裂。这就是说，高成本的民间借贷比通常的资金链条蕴含着更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牧民借高利贷的风险也是一样的，只是牧民更承受不了家庭经济崩溃的打击。所以，有学者说，由于利率高昂，地下借贷长期将是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抽血机”。
目前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的管理办法进行征收，按照这种办法税务机关只能收缴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的税款。对一些虽然从事民间融资但未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机构、个人则无法征收，造成税收流失。其次，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其借贷行为具有隐蔽性，形成实质上的偷税，税务机关难以根据民间融资的业务量准确核定税额。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决定》明确提出将农村金融列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资金互助作为农民内部衍生出来的合作金融组织具有适合农民信贷需求的鲜明特点，有利于挤压具有高风险、破坏性大的非法金融在农村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探索建立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新型金融体系。
六、小结
民间融资是一把“双刃剑”：在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的同时，也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对牧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高利率，高成本，高价格，高利润”，高来高去，水涨船高，所以利率高没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高涨、产品旺销的时期，许多实业家都这样说。但农牧民从来都不敢这样说，因为农牧业是弱质产业，没有办法水涨船高，先天就不能承受高成本借贷，一旦陷入高利贷陷阱，就可能导致倾家荡产。有的牧户家庭在生产生活遇到困难或过年过节急需用钱时，往往去借高利贷。如此下去，往往形成恶性循环。在牧区任凭高利贷自由泛滥，就可能毁掉牧民家庭经济以致整个畜牧业发展前景。小额信贷是通过缓解农牧户的脆弱性来发挥其作用的，农户的脆弱性是引发贫困的重要原因，并且动态地存在于农牧户的生计系统之中。大力发展牧区合作金融组织，通过建立互助基金发挥农牧户的主动性来有效的规避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