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地方性知识》：有关乡村“物性”的方志小说

《地方性知识》：有关乡村“物性”的方志小说

作者　周新民

大概是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太重，才在丰富的历史书之外，还撰写了大量的地方志。也正为是历史情结太重之故，中国文学就有书写历史的传统，喜欢把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为书写对象.同时,中国文学还常常吸收中国历史叙事的技巧。即使在1990年代以来这个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崭新历史内容的时代，历史情结仍然纠结在中国作家心头。长篇历史小说盛行，大概是最有力的注脚。其实，吸收方志叙事与结构营养，也应看做是一个重要实证。方志小说就在这股文化浪潮中应运而生。而在众多方志小说中，《地方性知识》大概是最典型的方志小说。
《地方性知识》是一部以记叙汤厝这个自然村落为对象的小说，它采用方志体。像一般性志书一样，《地方性知识》的结构包括“凡例”、“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列传”、“艺文志（一）”、“艺文志（二）”等几个部分。“凡例”部分主要介绍小说写作的基本原则。其中，“本书没有情节，也没有故事”、“从物性出发，对感官触及到的感性史进行还原”是两条基本原则。小说作为文体的基本属性是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地方性知识》如此标榜写作基本原则，是它区别与一般小说的根本之处。“疆域”部分是对汤厝的地貌物产的记叙，它涉及到汤厝的山脉、河流、树木等自然性环境。“语言”部分则对汤厝的语言习惯、语汇、语音展开田野调查。“风俗研究”则详细地介绍了汤厝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农事与祭祀等有关人生的风俗习惯。“虞衡志”即是博物志，对汤厝的物产，例如柳树、蜜蜂等做了详细的描述。“列传”相对于人物志，它主要记载的是汤厝历史人物李世德。“艺文志”是有关汤厝的神话、诗歌等虚构性描述。
从以上对《地方性知识》的主要内容的介绍来看，《地方性知识》这部小说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知识性”。这和习见的小说文体特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虚构是小说本质特点，这也是小说区别于历史而获得文体独立性的根本要求。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历史长河里，虚构总是最为根本性的特质。19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纯文学”的主张，要求文学要注重审美价值，驱逐文学的认识价值。这种文学观点的偏狭，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也为倡导长篇小说的虚构性理论观点推波助澜。随着近些年小说阅读趣味的变化，中国长篇小说在虚构上已经走向庸俗化。缺乏必要的生活经验，凭空捏造成为影响长篇小说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也是长篇小说缺乏思想的最重要的病因。《地方性知识》的作者对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反驳长篇小说认识论上贫困，因此成为作者写作的根本性原则：“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了实证，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精力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做田野考察。”《地方性知识》就是这样一部建立在田野考察基础上的小说。小说中所有素材，基本上来自田野考察实质性材料。因此，小说可以看做是汤厝自然村的田野考察报告，也是汤厝这个自然村的知识描述。
王蒙在1980年代所提出的“作家学者化”观点。此后，包括梁晓声、姚雪垠等也呼应了王蒙的观点。不过，“作家学者化”并没有成为中国作家的共识，相反，此后在小说的虚构性基础上衍生的审美价值日渐成为小说界的基本原则。中国长篇小说也因此陷入到浮泛、没有实感和缺乏思想光芒的困境。回想起王蒙等人关于“作家学者化”的论述，请我们不得不承认其观点的前瞻性。《地方性知识》以其方志体例，回应了王蒙作家学者化的倡导。作为一部实验性小说，它以其“偏激”的方式，向中国当下长篇小说缺乏必要的知识根基的病况发起了冲击。
《地方性知识》主要内容是汤厝的知识集合，它甚至把作为虚构的情节——小说的核心要素——也剔除了。于是，小说的叙述核心是汤厝这个“物”、“物性”才是小说的叙述主体，“物”“物性”的意识活动，语言包括存在的感性形式，才是小说的中心。经典小说理论所倡导的“人物”也消失了。虽然小说也提到了各种，人物，对人物的形象、性格也有一定的刻画，但是，这些人物并没有获得独立价值，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验证小说所倡导的“物性”而存在。
“物性”代替“人性”，成为小说叙述的中心，这应该是这部小说实验迈开的最大的一步。事实上，中国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也开始消解人性的实验。先锋小说对于人性消解，把创作热情倾注在叙事方法上，这是小说创作从人性后撤到物性的第一步。而1990年代末期兴起的生态小说，重新思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走上了一条消解人性复现物性的道路。不过，先锋小说和生态小说的根基仍然是虚构，缺乏实证性。《地方性知识》不一样，它所追求的是确定的知识性，也就是非虚构性知识。虚构与实证差异性在于，虚构是不确定的，是虚幻的；而实证却不一样，它是客观的，是可以还原的，也是恒定的。《地方性知识》在书写汤厝时，尤其注意的是作为汤厝这一“物”的特性。“疆域”和“虞衡志”两部分，所表述的是汤厝的自然属性，是汤厝物性最突出的部分。“语言”部分作者的焦点不是这些语言，包括语言习惯与规则所体现的人性与心理，它所要关注的是作为汤厝语言的物质属性与所指。这也就是在语言部分对汤厝语言和语音标示国际音标的重要原因。“风俗研究”所关注的风俗，按道理是和人无法分开的。但是，《地方性知识》更多地把焦点集中在超越人性的习惯上，所关注的仍然是在人性中所包含的物性。“列传”是人物传记，但是，侧重点还是汤厝这个地方的人，是物性在人性上延伸，也是汤厝的物性对于人性的覆盖与遮蔽状况的描述。同样，“艺文志”即是是有关汤厝的虚构性文字，但是，它仍然是汤厝这个地方的“物”性虚构性表述而已。
乡村，从本质讲，是自然性空间分布的表征，乡村的山川、河流、植被，是空间性存在是无疑的。乡村人物命运，从出生到死亡，本是一个时间性过程，但是时间性也被整合于空间性之中：人物的出生、婚嫁、死亡，被置于缺乏个人性的循环往复的种种仪式之中。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讲，乡村是空间存在的结构。然而，现代时代的来临，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覆盖下，乡村的空间性日益被破坏，乡村被纳入到现代社会形成的时代洪流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乡村的自然地貌的描写，乡村人物命运的叙述，无一不被纳入到现代性宏大叙事之中，渐渐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依附在现代性宏大叙事身上的附庸。这一点，叙述中国乡村历史风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红旗谱》《创业史》《金光大道》等作品，无不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地方性知识》的结构由“凡例”、“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列传”、“艺文志（一）”、“艺文志（二）”等几个部分组成，形成了《地方性知识》独特结构。上述几个部分，没有小说所要求的故事时间的特征，采取的是空间结构。空间结构是符合乡村自然性特征的结构， 也是对中国长篇小说乡村叙述空间结构的拯救，重新把属于乡村的语言、地貌、风物甚至属于乡村人物的命运一一呈现出来，从而真正形成了中国乡村的历史书。也把被现代性叙事覆盖的、肢解的物性乡村拯救出来了，凸显的是一个有着自己历史与现实的物化乡村主体。
1980年代中国小说实验曾经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先锋小说以其和传统决绝的态度，也一度获得了中国文学批评家们的喝彩。然而，先锋小说在1990年代日益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试看昔日之先锋作家，洪峰、马原、孙甘露在文学创作领域基本上销声匿迹，而余华、苏童早已传向。先锋小说热闹也没有几年时间。回顾先锋小说的命运，我们不得不思考先锋小说走向沉寂的原因。我们也许找到许多“理由”，但是，先锋小说所借鉴的资源是外来的艺术和思想，大概应该算作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先锋小说所操练的“叙述圈套”，奉为圭臬的语言所指游戏，全都是建立在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想与艺术的上。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艺术规则在中国水土不服。和中国传统隔绝的先锋文学，在短时间里冲击了中国人的阅读眼球后，审美眩晕的感觉迅速消失，期而代之的是阅读困惑与迷茫。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先锋小说实验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聪明的作家，如苏童、余华等，从先锋实验中抽身，回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学习。苏童的1990年代至今成功的作品，余华在1990后仍然给人以深刻记忆的，莫不带有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痕迹。《地方性知识》也是一部充满了探索精神的长篇小说。不过，它和1980年代先锋小说不一样，它不是从西方文学艺术中寻找创作资源，而是转向师法中国思想与艺术资源。《地方性知识》吸取方志体例，为表现中国乡村找到了合适的叙事形式。重要的是，方志体例也为《地方性知识》找到了体现“物性”乡村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方式，又是和中国汉字的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汉字以指事、象形为基本造字法，仍然保留文字和所指称的物的基本“物性”。于是，字的物性与表现对象的物性之间找到了一定契合性。这是《地方性知识》探索中国汉语小说的有益之举。做出如上判断，我无意夸大《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只是肯定在汉语小说的探索上，《地方性知识》找到了或许可行的道路。

（原文发《文学教育》（上）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