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碑传琬琰集

一部待商榷的「宋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一）

流傳至今的宋代刻本，向來是以稀为贵，不仅是因为年代离我们更久远些，有時还可以在学术上纠正后來的各种翻刻本之讹误。但在我过去的工作实践中，偶然也会发現因版本鑒定不当，而误将元代刻本或明代刻本、清代刻本当成宋刻本者，有的甚或将某种图书当作鎮馆之宝。当然，一旦版本时代下降，如宋刻本下滑为明翻宋本，或為明刻本，那某些人心理上总有点失落、难受。反之，如将某部元刻本或明初刻本提升为宋刻本，那又喜上眉梢，心花怒放了。实际上，有些图书馆所藏個別宋刻本，或宋刻元明遞修本，实际上还要作些商榷，比如《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宋杜大珪編。半葉十五行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中縫上方偶記字數，中標琬琰幾及葉次，書口下間有刻工。題「眉州進士杜大珪編」。前有绍熙五年（1194）杜大珪序。

杜大珪，眉州人，仕履不可考。仅由序文及署銜，知为為宋光宗時进土。

琬琰者，琬圭琰圭。《書‧顧命》：「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傳：「大璧，琬琰之圭為兩重。」唐玄宗《孝經序》：「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明張居正《擬唐回鶻率眾內附賀表》：「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此书之编，可见杜大珪序，有云：「国朝人物之盛，远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汉以来鲜俪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绍兴之中天，因时輩出，丰功伟烈，焜耀方册。虽埋光铲采，位不称其德者，亦各有纪於时，欲求之记事之书，则灏灏噩噩，未易单究。杂出於野史見闻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覌其出处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铭、家传之著者为一编，以便后学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

其书所录碑传之文总为254篇，被传者都221人。就文之性质言，以墓誌铭之89篇为最多，次为神道碑50篇，次为摘自《隆平集》之传43篇，次为採自《实录》之传27篇，次为行状22篇。馀若随記、碑阴、序跋、謚议之类，或五六篇，或三四篇，或一二篇不等。就文之作者言，则以《隆平集》文之43篇为最多，次为欧阳修文36篇，次为《实录》文27篇，次为王珪文14篇，次为范仲淹、范镇、王安石文各11篇，次为宋祁文10篇。他如司馬光、苏軾等42人之文，多者不过8篇，少仅1篇而已。故元袁桷《清容居士集》，修遼金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以此居首。而明清两代率有继起仿其体制者，如《皇明名臣琬琰錄》等。

然杜氏其书，去取漫无标準，纂輯又加剪裁。若張文蔚、韓惟忠、何泽诸人，多无事蹟可言，而滥厕於名臣之列。若序跋论议赐谥指挥等文，多属浮泛之辞，亦杂置於碑传之中。由体製言，则得少失多，难称著作之上乘。特所录者，近多不見於他书，其於宋代知人论世之学，尚不无少许裨助，故较为可取耳。曹元忠《箋经室所見宋元书題跋》云：「其书随得随编，不拘时代，亦不拘体製，诚如四庫館臣之言。至馆臣又谓其无所删竄，亦无所去取，似未尽然。按《中集》，《蜀公范镇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銘》……大珪註云，以上墓志全文，悉取苏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状》，故不復載。」其它如朱熹撰《張忠献公浚行状》，注云：《張忠献公行状》，其全文仅四万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删节。又《下集》取曾巩《隆平集》，於北宋名臣建碑已遗佚者，不得已乃取《隆平集》补之，加以註明。

近代學者因此书網罗放失，足为《宋史》羽翼，徵文备献，也为典型。故1938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择录此书所载宋代《实录》及已失佚於宋代文集诸文，共80篇，彙为一书，依其编次，釐为三卷，名之曰《琬琰集刪存》，以为留心天水一朝史事者之參考，且附以引得，用便檢查。

一部待商榷的「宋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二）

《琬琰集》的版本，似乎沒有什么疑问，因為历來的书目都作「宋刻本」、「宋刻元明递修本」。然而对此书版本的怀疑卻在六十年代初已开始，那时上海图书馆开始编纂《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馆藏善本一万四千部，每部均由潘师景郑、瞿师凤起两先生逐一审核，並将修改之文字录于原來的提书卡片上，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书卡进行核对。顾师廷龙先生要求我：「你要了解潘瞿两先生为什么这样改动，改动的依据在何处？如有假印伪跋，更要仔细去看，凡不懂的就要去问他们，这是机会。」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些话。而潘瞿两先生也是毫无保留地将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我时时赐教。有一天，潘先生对《琬琰集》进行校核，他对我说，这部书过去藏书家都当宋本著錄，实际上不是宋本，但我们根据过去的著录，沒作轻易否定。从此，我也就记住了这部书。

1978年，为了配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全国各地的省市馆、大专院校馆都开始重新校核馆藏善本，上海图书馆也不例外。次年的《书目》南片工作領导小組的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曾对不少似是而非的书举例论证，现仍健在的沈燮元先生就提出了《琬琰集》的版本问题，可惜的是，问题並沒有得到解決。后來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中，此书的版本项仍著录为「宋刻本」、「宋刻元明递修本」。

作「宋刻本」者，有三条款目，第一条收藏单位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全帙。中国国家图书館有残本，存76卷，18冊（上集卷十一、下集卷十九至二十二配清抄本、中集卷三十二至四十二配另一宋刻明修本）。辽宁省图书馆也为残本。

第二条为浙江图书馆藏「宋刻本」，32册，清俞樾题款。藏本虽为全帙，但多抄配，原刻仅九冊，全抄配者有六册，馀冊抄配多为一、二、三頁，全书补抄达八百五十五页之多。此本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曾经眼，原为清代杭州藏书家孙氏寿松堂进呈四库馆之本，封面有乾隆三十八年浙江送书之木记，序文首叶有滿汉文「翰林院印」大方印。惟孙氏后裔失守，书为山阴杨鼎重远书楼所得，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物归原主，再转售归公，商务印书馆借以摄入《四部丛刊续编》。

第三条为上海博物馆所藏，存83卷，缺上集卷十、卷十三至二十七、中集卷十一至二十四，有曹元忠跋。

作「宋刻元明递修本」者，全帙收藏单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三部）、四川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四馆，南京图书馆所藏为殘本。

此书在台湾地区也有四部之多。台北「国家图书館」藏本，作「宋建刊本」，存五十六卷，十一册，为上集卷五至十三、十九至二十七；中集卷一至十七、五十三至五十五；下集卷一至十二、二十至二十五。此本有抄补，计三十八页。按，该本即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刘承干《嘉业堂藏书志》著录者。后者著录作「宋刻残本」，上集缺一至四、十四至十八；中集缺十八至五十二；下集缺十三至二十五。共五十一卷，得半之遗，每卷首尾二頁全缺，中缺页亦多，正是此本。据《嘉业堂藏书志》作者之一吳昌绶云：「虞山瞿氏亦藏有宋本，行数同，惟首行卷字下有「第」字，各卷首尾仍标名，以是知此书宋時有二本也。曩见各家所藏皆明时复刻，虽为残帙，殊堪珍秘。」虞山瞿氏本，今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二部，一作「宋建刊本」，中集缺卷二十五，为1980年沈仲涛研易楼所捐赠，旧为李盛铎木犀轩所藏。据《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作南宋后期刻本），此本「略见断版，亦有修补痕跡，唯楮墨精爽，为建刊本之上乘。」另一部作「明复宋刊本」。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作「南宋末刻本」，三十二册，近人邓邦述题记。上集缺卷十一、中集缺卷二十五。邓邦述题记云：「此宋本，余於光绪丁未得之都中，世颇希遘，而缺页尚多，須求佳本补写，方为完璧。天假以年，此志不难副也。甲寅十月正闇。」丁未，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甲寅，为民国三年（1914）。按《群碧楼书志》著录该本作「宋紹熙间刻本」。

海外所藏者又有日本靜嘉堂文库，作「南宋末刻本」，为二十册，旧藏陆氏皕宋楼，見《靜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原作「宋刻元明递修本」，三十二冊。見《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

如此，公家所藏，国內全本加上残缺不全之本，凡「宋刻本」者六部；「宋刻元明递修本」五部。台湾地区四部，加上日本、美國所藏，竟有20部左右（含残本，或可配它本之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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