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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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万名愤怒的学生冲进在美国大使馆外的格罗夫纳广场表达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和越战的痛恨时，他（MickJagger）抓住了参加革命的机会。一开始他未被注意，他左右手分别挽着一名男青年和一名女青年，此时人群正在冲击警察的纠察线而想冲进大使馆，他觉得自己正身在其中并为之出力。但随后他便被认出来了，歌迷们纷纷要求他签名，记者们扭打着争先恐后地要采访他，闪光灯不停地在他眼前闪耀。他逃走了，并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名声与财富已经将他与革命阻断开来……他将这一意识发泄在了一首新歌之中，这就是Street Fighting Man。而他从此再也没有在类似场合出现。 …… 一个明显的事实使摇滚乐手们必然停留于只具备作品的内在革命性而同时又不深陷具体革命事务之中，这就是贾格尔感受到的“名声与财富”的事实。 …… 艺术品的“内在革命性”永远不会过时；但我们同样需要“超越”。……这是一种反向的因而是更加积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因为它不是视困惑为病态，而是视为一种必然，并强调在个人成为自我实现者之前，一切“革命”都是徒劳。 …… 至于现状的改变，虽然常常是“革命“者最为直接的心愿，但任何复辟的出现，都绝非仅是少数被打倒者所能促成的，它也表明着社会诸多方面的改变并非如事前所想。这既是历史曾表演给人们看过的，又是从赫尔岑到摇滚乐形式不同实质相同的怀疑中最大的恐惧所在，因为它意味着人类永无宁日，起码对那些易走极端的民族，它意味着反复在血与火中折腾、挣扎，最终一无所获，却无力自拔。 当那些热衷于革命的民族最终从放眼世界之中看到另一种生活理想和让生活改观的方式（它完全可能是一种和平却不失革命式荣耀的方式），”革命“便会逐渐丧失吸引力，而这便是摆脱动荡宿命的开始。 (查看原文)

  [已注销] 2011-04-02 12:38:23

• 　　埃尔维斯和弗雷德（仅仅是两个例子）的遭遇必定让人生出的感慨是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说及自由，我们必然要提及以赛亚·伯林的天才贡献。虽然伯林在他那次惊天动地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中也曾提及，有人认为“说人生而自由实际上等于说鱼生而会飞”，且此类言谈往往发自赫尔岑式的真正的自由斗士之口，就更加值得人深思。但我们可以从那些走投无路的中国士大夫的自嘲语句中看到类似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投降，不如说是另一种战斗，骨子里依然是乾坤皆醉我独醒的傲气，以及其中深藏的无奈。 　　以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及其必要性的观点观照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和艾伦·弗雷德诸人的沉浮，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操练。 　　所谓“消极自由”，乃是相对于“积极自由”而言，最简单地讲，我们可将“消极自由”理解为一种“保留区”的自由，它划定个人的某一范围为外人、社会、法律及其他因素不得加以干涉的“保留区”，“不管这一不得加以干涉的范围是依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是自然法、自然权利也好，或是功利原则或绝对命令也罢，抑或是社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或是任何其他人们用以阐明论证其信念的概念，反正在这种意义上，自由意味着‘免于’的自由，意味着在一个虽然变动不居却总是可以加以确认的界限之内不受干扰。”与此不同，“‘积极自由’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去按一种已经规定好的方式生活的自由。”自然，这种“已经规定好的方式”，意味的也是“不受干扰”。但这种不受干扰不是一种“被动范围”内的不受干扰，而是“我希望我的生活及抉择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所决定，我希望只是自己的意志而非任何他人意志的行动手段”。 　　这一两种自由的区分，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明显，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无疑是“积极自由”。1967年，伯林的这一区... (查看原文)

  他们都叫我蒙蒙 2011-08-30 22: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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