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薄

谷歌公司和其他互联网公司都强调信息交流的效率，将其作为智力进步的关键，这种想法一点也不新鲜。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它一直都是智力发展史上共同的主题。美国超验主义学派以及之前的英国浪漫主义学派提出，真正的启迪和领悟只能通过沉思和自省获得。对于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效率至上的思想就是一个异常强大而又从未中断的对照。两种观点长期对立，这是马克斯所说的“机器”和“花园”——工业理想和田园理想——之间更广泛冲突的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业理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按照霍桑的理解，效率至上的工业理想一旦搬到精神领域，就会对崇尚沉思冥想的田园理想构成潜在的致命威胁。这并不意味着促进信息的快速发现和快速检索不好，那并不是坏事。大脑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既能准确找到并迅速解析各种信息，又能无拘无束地沉思冥想。既要有高效率地收集数据的时间，也要有低效率地沉思冥想的时间；既要有操作机器的时间，也要有闲坐田园的时间。我们既要能在谷歌那个“数字世界”中积极工作，也要能退隐到沉睡谷中静思遐想。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正在丧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从精神上说，我们处于永恒的运动当中。

那不过是数字式的嬉戏。在计算中心每呆上一个小时，我一定会在紧邻的图书馆里花上二十几个小时。我在图书馆庞大的阅览室里紧张地准备考试，我在汗牛充栋的参考书库中搜寻论据，我还在借书处做兼职工作。尽管我在图书管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徜徉于狭长的书架过道上，被千千万万册图书环绕包围，但是我从未有过今天所谓“信息过载”的感觉。在那些图书的静默不语中，有一种沉稳宁静的东西，为了等待合适的读者出现，把它们取走，它们愿意一等数年，甚至数十年。那些书用它们布满灰尘的模糊声音跟我窃窃私语：“不要着急，我们哪里也不去。”

我们和工具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木匠把锤子拿在手中的时候，他用手能做的只有锤子能做的事情。那只手变成了钉钉子和拔钉子的工具。战士把望远镜放在眼前的时候，他能看到的只有镜头允许他看到的东西。他的视野变远了，却对近处的景象视而不见了。尼采使用打字机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可以说明技术对我们发挥影响力的方式。这位哲学家不仅逐渐认为他的球形打字机是个“像我一样的东西”，而且他还感到自己正在变成像它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打字机正在塑造他的思想。艾略特在放弃手写诗词散文而改用打字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体验。他在1916年致康拉德?艾肯的信中写道：“用打字机写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抛弃过去钟爱的长句。简短，不连贯，就像现代法语散文似的。打字机有利于文章清晰明朗，不过我可不敢肯定它会使行文微妙深奥。”

所有工具在开创种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限制。工具用得越多，工具的形式和功能对我们本身的影响就越大。用了一段时间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程序之后，我就开始丧失在纸质文本上书写、编辑的灵巧性，以上道理可以解释个中原因。我后来知道，自己的经历一点也不稀奇。诺尔曼?道伊奇报告指出，“习惯于用电脑写作的人不得不用手写字时，经常会不知所措”。就在他们逐渐习惯敲击键盘、观看魔术般出现在屏幕上的文字的过程中，他们“把思想转换成手写文字”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键盘，学校也不再开设书法课，有足够的证明表明，手写能力正在从我们的文化中彻底消失。书写正在变成一种失落的艺术。基督教牧师兼传媒学者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在1967年说道：“我们塑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们。”

麦克卢汉是卡尔金的良师益友，他阐明了技术立竿见影地强化和侵蚀我们的方式。在《理解传媒》一书最具洞察力的一段中，麦克卢汉写道，我们的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最终就会“麻木”。当我们用人工方式延展我们自身的某些部分时，我们同时也在让自己远离那个被增强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所具有的自然技能。动力织布机发明之后，织布工人一天生产出来的布匹远远超过手工织布时的产量，可是他们牺牲了一些手工操作的灵巧性，更不要说他们对纺织品的某些“感觉”了。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他们的手指变得麻木了。无独有偶，农民开始使用机器犁地、耙地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对土壤的感觉。在今天的工业化农场中，农业工人坐在庞大拖拉机上方装有空调的驾驶室里，已经很少接触到土壤了 尽管他一天耕种的地，使用锄头的先人一个月也耕不完。开着汽车，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会比步行能够抵达的地方远得多，可是我们失去了步行者跟大地之间的亲密接触。

麦克卢汉承认，自己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技术带来麻木效应的人。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思想，《圣经?旧约全书》中的赞美诗对此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表达：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为了利用技术的力量，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疏离。使用智力技术的时候，代价尤其高昂。智力工具增强同时也麻痹了我们自然能力中最本质、最人性化的部分 用于推理、领悟、记忆和情感的能力。尽管机械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是它也让我们远离了时间的自然流逝。刘易斯?芒福德在描述钟表如何“帮助人们创立一种信念，认为独立世界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测量的序列”的同时，他也强调了钟表造成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把“时间跟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在芒福德所持观点的基础上，魏泽鲍姆提出，从计时仪器中形成的世界观念“当时是并且一直都是旧观念的简单翻版，因为这一观念仍然建立在拒绝接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些直接经验形成了旧的现实世界的基础，并且也正是这些直接经验构成了旧的现实世界”。在决定何时吃饭、何时工作、何时睡觉、何时起床时，我们不再听命于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服从钟表。我们变得科学多了，可是我们同时也变得更机械了。

即便是像地图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简单、很有利的工具，同样也会产生麻木效应。地图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导航能力。人们第一次满怀信心地穿行于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 这一进步刺激了探险、贸易及战争的历史性扩张。但是，他们领略自然风光的能力、在头脑中为周边环境绘制地图的能力衰退了。地图对空间的二维抽象表现使其成为使用地图的人及其对现实环境的认知的媒介。我们根据近来的大脑研究结论可以推断，上述能力的丧失必定对应着物理上的改变。在人们逐渐依赖地图而不是自己的方位感判断位置的过程中，他们会经历大脑中专门负责空间解析功能的海马状突起的萎缩。这种麻木肯定也会出现在他们的神经细胞当中。

今天，我们开始依靠以计算机为基础的GPS全球定位系统为我们指引方向，我们可能又将经历一个这样的适应过程。牵头开展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研究的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圭尔（Eleanor Maguire）担心，卫星导航系统会对出租车司机的神经元造成“很大影响”。她在代表研究团队发言时说：“我们非常希望他们不要使用导航系统。我们认为，出租车司机大脑内的海马状突起的体积增大，是由于他们需要记住大量信息。如果开始使用导航系统，这种知识库将遭到削弱，并且可能带来我们预见的大脑变化。”出租车司机将会从牢记城市道路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可是他们同时也会失去这种训练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智力优势。

技术会让它们所增强的那种能力麻木，甚至完全丧失。麦克卢汉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社会浪漫化为人类发明地图、钟表、动力织布机之前的那种情形。他明白，疏离是技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使用能对外部世界施加极大控制力的工具，我们都会改变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心理上的距离是施加控制的前提。有些情况下，疏离恰恰就是工具的价值所在。我们之所以建造房屋、缝制衣服，是因为我们想要远离风吹雨淋，远离寒冷侵袭。我们之所以建造排污管道，是因为我们想要远离自己的排泄物，希望跟它们保持健康的距离。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不是我们的朋友。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任何一项新技术，或者一项新的进展，需要对所失和所得具有同样的敏感性。我们不应该允许技术的荣耀蒙住内心的双眼，完全无视我们自身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将陷入麻木状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