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皓首穷经36载　著成百年杜诗经典

2014-08-22 来源： 大众日报

　提要:被尊称为“诗圣”的杜甫,在千余年后,没有被后人遗忘:12册、680万字的巨著《杜甫全集校注》在经历了18年停滞后,终于于今年4月份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山东大学的三代学者呕心沥血,耗时36年,才完成了这部“百年难以超越的集大成之作”。其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波折、迷茫与艰辛?近日,记者与山大三代“注杜”学者及亲属对话,揭开了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单青　实习生　丁丽丽

　　全国的“杜甫迷”,至今仍难忘那个期盼36年的激动时刻:2014年4月,凝聚着三代山东大学“注杜人”心血、“能久传后世的集大成之作”——《杜甫全集校注》正式出版了。

　　熬白了头发,终于等来了12册、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付梓。让山大仅剩的“注杜元老”张忠纲和郑庆笃欣喜不已。在出书发布会现场,全书终审统稿、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深情地朗诵了为“注杜”撰写的《满江红·杜集校竣感赋》:

　　“卅六年华,为杜甫、呕心沥血。承遗志、斩荆披棘,壮怀激烈。何计俗尘名与利,岂能虚度风和月。争朝夕、纵寝食俱忘,心头热。‘村夫子’,诗界杰。工部老,寰中哲。集前贤精粹,取今新说。七百万言成巨著,一千亿载供评阅。喜全球、茅屋苦寒人,同欢乐!”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

　　36年“注杜”,有太多的艰辛:包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60余年的主编萧涤非先生在内,已有5人先后离世。昔日的青年学者已是耄耋之年。每当说起这些,杜甫组成员都感慨万千,眼含泪花……

古稀受命——

事无巨细为“注杜”,

都将心血付“村夫”

　　济南市山大南路20号西区,一座只有三层的教职工老宿舍楼,是萧涤非先生在山东大学最后的寓所。灰色的水泥楼梯,脱落的老旧墙皮,与马路对面的喧嚣相比,这里仍透着上世纪建筑的庄重与淡然。

　　7月31日,记者依约来到萧先生家采访。在顶层一座三居室房子里,记者见到了萧先生的三子,现年68岁的萧光乾。昔人不再,环境依旧,许多摆设仍定格在萧老在世时的样子,甚是简朴。除了书房中摆满已经泛黄的古典书籍,狭窄的过道里,也放置着书架。

　　在萧光乾的记忆中,萧先生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他常常是因为思考杜诗中的某个问题而寝食不安,如偶有所得,就是半夜三更也要起床把它记录下来。一些诗句他确是在暗诵若干遍、深思熟虑后才懂得的。一些老学生将萧先生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杜甫”。“父亲将毕生经验和晚年的全部心血,都给了《杜甫全集校注》。”萧光乾望着旧照中笑靥慈祥的父亲,若有所思……

　　为杜甫做注,注定是一项浩大而繁琐的工程。1976年,全国确定15个“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其中杜甫研究浩如烟海,涉及内容最多、难度最大。宋代已号称“千家注杜”,清代乾隆年间杨伦《杜诗镜铨》之后200多年间,便再无对杜甫全集注释的著作。

　　早在73年前,将杜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史学家洪业,就提出“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的愿望。弥补当代“注杜”空白,也就成了中国当代学界的最大关切之一。197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约请杜甫研究的权威萧涤非先生主持《杜甫全集校注》。当时,萧先生已是“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为了增强实力,他邀请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的廖仲安教授担任副主编,山东大学专门组建校注组,有11位专家参与。

　　万事开头难。除了调集人员,还要编制计划,从人事和房子问题、稿纸配备、如何复制资料,到确定体例,包括注释、评论、备考、校勘等,此番琐碎条目,70多岁的萧先生都亲自奔走、一步步制定计划,带领校注组白手起家。

　　草创之初,校注组仅有一间办公室,一间资料室,所有成员只能共同办公,条件艰苦,空间狭小,极为不便。为了给“注杜”工作创造条件,萧先生常常跑到学校“求”资源,办公用品、沙发、办公桌才渐渐充实起来。有一年,山东省委领导春节来家中走访慰问时,萧老有些“不合时宜”地当面讨求经费。正如萧先生在1978年春节贺词《满江红·心声》中所写:“誓都将心血付‘村夫’,杜陵集。”

书海捞针——

有关杜甫的只言片语,

只要沾边就得记下来

　　当各界用“里程碑”来形容这部迟来的巨著时,唯有编者们自知艰辛。

　　“千辛万苦,太难了……”7月21日,在山大教职工宿舍楼中,记者见到了年过八旬的该书副主编郑庆笃。一路走来,最初的杜甫校注组,只剩廖仲安、张忠纲和郑庆笃三位老人健在。

　　那是1978年,研读“注杜”书籍,是当时校注组的第一要务。除了要了解宋代以前的杜诗研究,萧涤非特别要求校注组通读元明清诗文,《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甚至地方志也不可遗漏,搜罗任何关于杜甫的蛛丝马迹。

　　那时人到中年的郑庆笃,重新做回了学生。“有关杜甫的只言片语,只要沾边就得记下来,做繁体抄录卡片。”这是一项需要火眼金睛的工作:有的书上未提杜甫名号,有的只提及作品名称,有的是刻印有删节的诗文,有的则掺杂了编书者自身对杜甫的评价。

　　捕捉这些藏形匿影的“史料”,简直就像“书海捞针”,校注组常常要一字一句反复研读。在没有电脑、缺少复印机、简体字深入人心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全靠记忆和繁体手写,一笔一画地爬“格子”。

　　对待学术,萧先生是严肃严谨之人。原书出现错漏,必须在卡片中提出纠正,所有卡片按篇目分类,最终全部由萧先生亲自审阅。在萧先生眼中,“五十方能读杜诗”,他时而带病伏几,时而用毛笔勾划,时而用钢笔增补,手把手指导编写方法,帮助年轻人“上道起步”。当年,萧先生特别对校注组下了“死令”:不允许进行此任务以外的其他创作,组内成员都不再授课,全力以赴完成这一巨著。

　　“没有对杜甫足够的了解,很难胜任。”郑老眉宇间泛起无限感慨,“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萧先生常对我们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

　　杜甫研究书目卷帙浩繁,分散各地,亟需系统的寻访与整理。上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杜甫研究论文集》中列了40多种“待访书目”。到全国各大图书馆寻访这些书目,便成了校注组的头等大事。他们北上北京、辽宁,南下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五年间几乎走遍了全国,寻访到其中的20多种书目。

　　当时借阅古书之人极为稀少,这对校注组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可惜,由于文革刚过,一些图书馆古籍管理混乱,加剧了寻书之难。“明明存有这本书,却查不到存放记录,查到书的存放位置,却又与实际不符。”有书无目、有目无书,让校注组常常寻访无门。

　　寻访海内孤本《杜解传薪摘抄》,可谓一波三折。当时,郑庆笃在南京四处寻书,每天要步行七八里,往返于各大高校图书馆。得知南京图书馆存有此书,允许复印,但对复印页数有限制:100多页的书,只能复印一部分。这让郑庆笃犯了难。“既然查到了,就一定得把整书内容集全!”倔强的郑庆笃捧着书不忍放下,绞尽脑汁想办法……

　　最后,他只得请南京社科院一名同行帮忙再借此书,才将剩下的一半内容复印下来。

　　摘抄本只是《杜解传薪》原作中很少的一部分,没找到原作,郑庆笃心里很不踏实。此后一段时间,他仍然四处搜寻,终于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查到清代赵星海所撰《杜解传薪》原手稿本。当顺利借出这一珍贵版本时,郑庆笃喜出望外。

　　对校注组成员而言,每一部未曾谋面的书目,都是沧海遗珠。“有时寻访很久才找到,找到了才发现书的价值并不高。”郑老说,“但如果没找到,就永远无法判断它的价值。”此后,校注组集成了《杜集书目提要》一书,收录了杜甫研究的300多个书目版本,为《杜甫全集校注》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行万里途”——

为一句未注之诗,

翻山越岭数百里

　　古训云:“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1979、1980年前后两年时间,在萧先生指导下,校注组数次到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对照诗文实地考察、验证文献,共同完成了一本“诗歌田野考察记——《访古学诗万里行》”的书。

　　张忠纲回忆恩师萧先生时说,当年校注组到西安考察,为感受杜甫写《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时的心情,加深对杜诗的理解,73岁的萧先生拄着拐杖,执意登顶64米高的大雁塔,在场的年轻人无不深感敬佩。萧先生生平最讲究“认真”二字,他最厌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粗枝大叶的马虎作风。亲临旧地的治学传统,也因此沿承下来。

　　1979年,为寻访《羌村三首》写作地,郑庆笃与校注组的冯建国教授从延安出发,乘汽车前往鄜县(今陕西富县,古称鄜州)。翻越180里崎岖的山路,汽车终于停在一处茶坊——离县城最近的汽车站。可这里距县城还有六七里,只有靠步行才能到达。

　　到了县城,交通又成了问题。这里“三川交会,五路噤喉”,要去的遗址距此百里之远,但县委、县政府只有两辆吉普车。“一辆开去了别地,另外一辆坏了,也不通公交。”郑老说,只能等唯一的吉普车回来。可这一等,就是两天。

　　重忆当年艰辛,郑老不以为苦,反倒打趣地笑起来:“那时,县里没有宾馆,我们住在县委大院,在伙房坐着马扎吃面条,一元钱能吃一天呢。”

　　辗转多日,为的就是一句未注之诗。《羌村三首》中“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写的是安史之乱时期,杜甫妻儿在此避乱,杜甫被放逐羌村探家的情景。邻居都趴在墙头上往院里看,听了杜甫的不幸遭遇,都唏嘘不已。因为浅显易懂,许多人认为不必做注。

　　但他们考察时却发现,这一理解欠妥。所谓的“墙头”,不过是当地不过1米高的土坯围墙。这种围墙只防饲养家禽跑出,却不防贼。村民们凭墙相望,站在墙外就可见别家院内之景。“邻人满墙头”,即针对这样的矮墙而说。此句在《杜甫全集校注》中,第一次被正确做注。

　　在对诗文细节的还原上,校注组学者们骨子里透着“执拗”。越是贫苦偏僻、不好走的村落,就越要实地考察一番,了解杜甫诗文写作背景及当地的风土人情。郑老说,1000多年来,这些“山中村”正是因其偏僻,才完好地保留了一些遗址、风俗,这对我们准确“注杜”,非常重要。

痛失主帅——

研究停滞18年,

校注组“损失”过半

　　著书前期的考究材料和各地走访,耗时长达6年。1985年以后,萧先生与校注组才正式起笔,开始《杜甫全集校注》的编纂工作。

　　当时,萧先生年近八旬,精力大不如前。前言的撰写,则由郑庆笃执笔,萧先生与校注组共同研讨写成。仅是这4万字的前言,就写了一年之久。“数不清写了多少遍。”郑老眯眼望着第一册密密麻麻的纸页,感慨良多。

　　前言是全书的“眼”,对杜甫地位的评价、研究的总结都要精准表述。每完成一遍稿,都要印出多份,萧先生亲自审阅并反复修改、推敲,成员们逐字逐句讨论。为了能百年可看,防止“奔形势、赶潮流”,萧先生要求撰写前言时,对充满时代色彩的社会词语一概回避,才有了现在的前言成稿。

　　1989年,夫人黄兼芬离世,萧先生身体也每况愈下。1991年1月26日,萧先生在写给廖仲安教授的信函中,言辞切切,甚是忧虑:“我今日身体大不如前,动辄气喘,尤怕伏案执笔。继中(萧先生的博士生林继中)来信前后五封,犹未一复。此信亦系出强迫,盖非复不可也。仲安如多助一臂力,我便可多安一分心,否则一切,皆虚言耳。”直到1991年3月,84岁高龄的萧先生仍坚持亲自审稿、做笔记。他最挂念的是,历时已13年的《杜甫全集校注》一书,不知何日才能完成。

　　1991年4月,萧先生溘然长逝,临终仍难以瞑目。重忆当年,萧光乾感慨,全书原定于1984年出版,学术界翘首以盼,但“注杜”工作13年未竟,这是一位“与杜甫合而为一”、甘愿为治杜卖命的学术老人一生的遗憾。

　　萧先生去世时,全书仅完成了10卷——全书将近一半的内容,上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校注组便陷入了尴尬:山东、北京两地学者参与的著述工作,多是“君子协定”,未完成的几卷无人统筹管理,使得“注杜”工作陷入停滞。这一停,就是18年。

　　《杜甫全集校注》不同于丛书,须以完整的全书呈现于世,导致已完成的10卷无法单独出书。“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啊。”在萧先生去世前,张忠纲与郑庆笃完成了各自的编纂任务,却面临着研究成果“泥牛入海”的境遇。这让校注组的学者们痛心疾首。

　　在这个意义重大的集体性学术项目沉寂的18年中,有人中途退出,亦有李华、王佩增、刘卓平等学者带着遗憾离世。“时间太长了,校注组‘损失’过半。”《杜甫全集校注》不能付梓,成了横亘在几位老人心头莫大的憾事。

皓首穷经——

三代人接续未竟事业,

5年拼搏抢救“注杜”成果

　　萧先生去世后,萧光乾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无意中发现父亲《杜甫全集校注》的审稿笔记,关于原注、体例及方法问题,事无巨细。仅《登兖州城楼》一诗,萧先生就在审稿中提出11条批注。若干年后,萧光乾将父亲生前的著述整理出版,这部分内容以“《杜甫全集校注》审稿枝言”的形式面世,却也引发了读者的疑问。

　　近7000个日日夜夜,学界、读者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这部巨著的动向。呼唤《杜甫全集校注》接续出版,成了所有“杜甫迷”们最迫切的心愿。2009年,经过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方协调和努力,这项工作才得以重启。同年3月,萧光乾与儿子萧海川,在山大负责人的陪同下,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取回沉甸甸的10卷手稿。一拉杆箱的珍贵手稿,伴着汽笛的轰鸣,跟着疾驰的火车驶往济南。

　　得知这一喜讯,山大杜甫组的焦裕银教授欣然交出自己手中的手稿。但几个月后便突然离世,给本已“残缺”的杜甫组,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杜甫校注工作不能再拖了,每一天的编纂、审稿,都得争分夺秒。

　　三代山大人,共同完成这场著书接力。当时,张忠纲、郑庆笃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廖仲安是仅剩的3位“元老”。由于70多岁的张忠纲时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三人中最为年轻,又与萧涤非先生一脉师承,郑庆笃力荐张忠纲为全书的终审统稿人,张忠纲顺理成章地成为山大第二代“注杜人”的“领航人”。

　　原由首都师范大学廖仲安等承担的十五、十六两卷,因李华去世和其他原因,一直未做,转由山大完成。“附录”之《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全由张忠纲重新编撰。剩余的几卷内容,则由山大第三代“注杜人”宋开玉、赵睿才、綦维与河北大学的孙微四位博士来完成。

　　“注杜”工作纷繁复杂,已经毕业7年的綦维教授花费了半年时间,专门用于熟悉体例、比对文本等。在綦维眼中,恩师张忠纲是一位直脾气的“工作狂人”——往返于美国旧金山和济南,一本书一本书地比对,手稿上密密麻麻地贴满增补纸条。綦维说,张老对“注杜”工作的严谨性要求极高,有误、偏颇的地方他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身在已经定居的美国,也常常是一个越洋电话就打过来了,“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比不过张老的精神气儿。”有了前人的研究铺垫,有了十几年的沉淀,加上现代化的电脑设备,后期的编纂工作得以更加快速、顺利地进行。

　　在著书标准、体例上,校注组一如当初,坚持前辈的竖排繁体、文言表述。郑庆笃仍记得1984年发生的那一幕:当时,在杜甫的家乡河南巩县,萧涤非先生主持了在巩县举行的“杜甫全集校注”征求意见讨论会,集思广益。与会的除国内著名学者外,还有加拿大叶嘉莹教授,以及当时还在世的杜甫38代孙杜思智老人。会上,一名西北学者对著书标准提出质疑:“太深、太专业了,作注解也用浅近文言,太不便于读者阅读了。”萧先生站起身来,坚决予以反驳:“让读者提高自身的水平,也决不能降低对这部书的要求!”

　　“‘注杜’工作不是盖楼,不能赶工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使之成为百年可看的经典。”萧老的坚持,山大传统的延续及校注组的“固执”,换来了学界对《杜甫全集校注》的高度评价:这是200年来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整理和总结,是一部百年难以超越的集大成的经典之作。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规模的宏大和体例的完备,都大大超过了史上公认的最好注本、清初学者仇兆鳌用20多年时间完成的27卷的《杜诗详注》。

　　今年4月,历经36年精心打磨,《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在北京首发。全书12册,有680万字之巨。书的最终手稿,摞起来有一米多高,现被陈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

　　洋洋近七百万言,可谓皓首穷经。对所有参编者而言,5年的重启工作,堪称对“注杜”成果的一次“大抢救”,个中的艰辛都化作了成功的喜悦……

　　“终于了却了毕生夙愿,可以闭目无憾了……”望着窗外飞过的鸟群,郑老摇着蒲扇,长吁一口气,几十年岁月镌刻的皱纹里,泛起了幸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