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全书

朱熹／戊申封事

戊申为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子于时年五十九岁。前一年丁未，除公为江西提刑，辞，不允；戊申正月又辞，不允。三月启行，在道再辞，趣公入对，六月召对于延和殿。公所面告孝宗者，语多切直，并面陈奏札五件，旋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辞。七月，在道再辞江西提刑之任，遂除直宝文阔，管嵩山崇福宫。九月、十月，复召公入对，十一月遂上此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朱熹谨斋沐具疏，昧死再拜，献于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圣知，有年于此矣。而两岁以来，受恩稠叠，有加于前，顾视辈流，无与为比，其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谕者。然窃惟念狂妄之言，抵触忌讳，虽蒙听纳，不以为罪，而伏俟数月，未见其有略施行者，臣诚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其出也。是以惭惧，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见之。臣愚于此，仰窥圣意，尤不识其果何谓也。以为欲听其计策，则言已陈而不可用；以为欲加之恩意，则宠既厚而无以加。二者之间，未有所当。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恳扣辞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犹未之许，则臣又重思之。前日进对之时，口陈之说，迫于疾作而犹有未尽言者。盖尝请以封事上闻，而久未敢进，岂非陛下偶垂记忆，而欲卒闻之乎？抑其别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为臣子者坚卧于家，则臣于此实有所未安者。其所深虑，独恐进见之后，所言终不可用，而又徒窃误宠如前之为，则臣之辞受将有所甚难处而终得罪者，是以辄因前请，而悉其所言以献。九月十月，两次召公入对，公再辞，不欲进见，故此三行云云。以为虽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过如此。伏惟圣慈幸赐观省，若以其言为是而次第行之，则臣之志愿千万满足，退伏岩穴，死无所憾。万一圣意必欲其来，则臣亦不过求一望见清光，而后恳请以归而已。若见其言果无可取，则是臣所学之陋，他无所有，致使冒进陛下，亦将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恳请而许其归休，犹足以两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从之列，方有造为飞语，以中害善良，唱为横议，以胁持上下；其巧谋阴计，又有甚于前日之不思而妄发者。陛下无为使臣轻犯其锋，而复蹈已覆之辙也。以上自明其不入殿奏对，而但陈封事之故。

盖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虽于起居饮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证，深于医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卢扁、华佗之辈，授以神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幸于安全。如其不然，则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觉，其可寒心，殆非俗医常药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辄引药不暝眩，厥疾不瘳之语。意盖谓此，而其言有未尽也。然天下之事，所当言者不胜其众，顾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独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深为陛下言之。

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臣请昧死而悉陈之，惟陛下之留听焉。以上具列所陈之大要。

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盖不惟赏之所劝，刑之所威，各随所向，势有不能已者，而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验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退朝之后，从容燕息，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此所谓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心一不正，则是数者，固无从而得其正；是数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则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未尝敢有须臾之怠。然犹恐其隐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师保之官，以自开明；列谏争之职，以自规正，而凡其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盖虽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凛然常若立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纯白，无少瑕翳，而其遗风余烈，犹可以为后世法程也。以上言古圣王正心之法。陛下试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者，果尝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尝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见其形而视其影，不睹其内而占其外，则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矣。臣窃以是窥之，则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以上言修身齐家，未能出于一正。

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通过当，往者渊、觌、说、抃之徒。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抃皆以近习而至卿相。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所面奏者即内侍甘昪也，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终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而其有才无才，有罪无罪，自不当论。况其有才适所以为奸，有罪而不可复用乎？且如向来主管丧事，钦奉几筵之命，远近传闻，无不窃笑。臣不知国史书之，野史记之，播于外国，传于后世，且以陛下为何如主也？纵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论谕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晓之耶？刑余小丑，不比人类，顾乃荧惑圣心，亏损圣德，以至此极，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视，无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于此。比至都城，则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独此人，而侍从之臣，盖已有出其门者。至其纳财之途，则又不于士大夫，而专于将帅。臣于前日尝辄以面奏，而陛下谕臣以为诚当深察而痛惩之矣。退而始闻陛下比子环列之尹，已尝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无所待于人言，然犹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宠以崇资巨镇，使即便安。此曹无知，何所忌惮。况中外将帅，其不为此者无几，陛下亦未能推其类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本非得已；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怨詈谤，悖逆绝理，正有不可闻者。一有缓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为将帅者，巧为名色，头会箕敛，阴夺取其粮赐，以自封殖，而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彼此既厌足矣，然后时以薄少，号为羡余，阴奉燕私之费，以嫁士卒怨怒之毒于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献，则后日虽知其罪，而不得复有所问也。出入禁闼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岂有一毫爱戴陛下之心哉！方望溪谓朱子封事，虽明季杨、左之忠直敢言，无以过之，当即谓此等处耳。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观，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以上言将帅贿赂近习，未能正其左右。

且私之得名何为也哉？据己分之所独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称也。故自匹夫而言，则以一家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乡；自乡人而言，则以一乡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国；自诸侯而言，则以一国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子，则际天之所覆，极地之所载，莫非己分之所有，而无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为哉？今以不能胜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习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则不能无私费。于是内损经费之入，外纳羡余之献，而至于有私财。陛下上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无有私而不公之处，其所以与我者，亦不细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为割裂以狭小之。使天下万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岂可不惜也哉！以上言不应有私财、私人。

若以时势之利害言之，则天下之势，合则强，分则弱，故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当是之时，昭烈父子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规取中原，以兴汉室。以亮忠智为之深谋，而其策不过如此，可谓深知时务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两国然，则是将以梁益之半，图吴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废法令而保奸回，使内之所出者，日有以贼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胜乎私。则是此两国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胜，外之公者常负也。外有邻敌之虞，内有阴邪之寇，日夜夹攻而不置，为国家者亦已危矣。夫以义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则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虽劳于求贤，而一有所妨乎此，则贤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谬巧之人；虽勤于立政，而一有所碍乎此，则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来，养成祸本，而贻燕之谋未远，辅相之职不修，纪纲坏于上，风俗坏于下，民愁兵怨，国势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窃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后也。然则臣之所谓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以上三段皆言天下之大本，首在正心而去私。

至于辅翼太子之说，则臣前日所谓数世之仁者，盖以微发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辅翼之不可不谨，见于《保傅传》者详矣《保傅传》见《大戴礼》，贾生《政事疏》所引最多。陛下圣学高明，洞贯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窃尝怪陛下所以调护东宫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论而观之，岂非所以自治者，犹未免于疏略，因是亦以是为当然而不之虑耶！夫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官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阘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阅理久熟，虽若无待于辅导，然人心难保，气习易污。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此古之圣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盖尝谨之于微，不待其有过而后规也。今三代之制虽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论之。东宫之官，师傅宾客既职辅导，而詹事府、两春坊实拟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领之，其选甚重。今则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轻且亵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袤杂进之害。此已非细事矣。至于皇孙，德性未定，闻见未广，又非皇太子之比，则其保养之具，尤不可以不严。而今日之官属尤不备，责任尤不专，岂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谓宜深诏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今已置官外，别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与朝夕游处，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宫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后通焉。又置赞善大夫，拟谏官以箴阙失。王府则宜稍放六典亲王之制，置宾友咨议，以司训导；置长史司马，以总众职。妙选耆德，不杂他材；皆置正员，不为兼职，明其职掌，以责功效，则其官属已略备矣。陛下又当以时召之，使侍燕游，从容启迪。凡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与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倾倒罗列，悉以告之，则圣子神孙，皆将有以得乎陛下心传之妙；而宗社之安，统业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无穷矣。此今日急务之一也。以上辅翼太子，急务之一。

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臣前所谓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者，盖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间，未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置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予其中得以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防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此等语实甚戆直，孝宗以其为贤者而优容之耳。故以陛下之英明刚断，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辅者，未尝有如汲黯、魏征之比，顾常反得如秦桧晚年之执政台谏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其奸也，故专取此流以塞贤路、蔽主心，乃其势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极，威福自己，亦何赖于此辈而乃与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聪明，自坏其纲纪，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选之不得而精；选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则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轻。夫以至庸之材，当至轻之任，则虽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其窠坐资级，如吏卒之为而已。求其有以辅圣德、修朝政而振纪纲，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则惟有作奸欺，植党与，纳货贿，以浊乱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余年而后败露以去，然其列布于后，以希次补者，又已不过此等人矣。盖自其台谏为侍从，而其选已如此，其后又择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则亦无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贤才而属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日姑欲其无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岂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陛下诚反是心以求之，则庶几乎得之矣，盖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陛下诚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犹曰不得其人，则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务之二也。以上选任大臣，急务之二。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之说，则臣前所谓勤于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忧勤愿治，不为不至，岂不欲夫纲维之振、风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间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顾犹以为事理之当然，而不思有以振厉矫革之也。盖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己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而所以施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顷年方伯连帅自“且如顷年”以下二十二行，皆当时政事之大紊纲纪者，但未明指其姓名，今亦不能一一指出矣，尝以有脏污不法闻者矣，鞫治未竞而已有与郡之命，及台臣有言，则遂与之祠禄，而理为自陈，至于其所藏匿作过之人，则又不复逮捕付狱。名为降官，而实以解散其事。此虽宰相曲庇乡党，以欺陛下，然臣窃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则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间，颜情稔熟，则其势不得不少容之。且以为虽或如此，亦未至甚害于事，而不知其败坏纲纪，使中外闻之腹非巷议，皆有轻侮朝廷之心。奸脏之吏，则皆鼓舞相贺，不复畏陛下之法令，则亦非细故也。又如廷臣争议配享，其间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则两无所问而并去之；监司挟私以诬郡守，则不问其曲直而两皆罢免；监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问其曲直而两皆与祠；宰相植党营私，孤负任使，则曲加保全，而使之去，台谏怀其私恩，阴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问也。其有初自小官，擢为，台谏三四年间，趋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则年除岁迁，至极其选。一日论及一二武臣罪恶，则便斥为郡守，而不与职名，从臣近典东畿，远帅西蜀，一遭飞语，则体究具析体究具析，皆宋时公牍字样，犹今曰惩究、曰查办也。无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闻不实，则言之者晏然，亦无所诃。山陵诸使，鬻卖辟阙，烦扰吏民，御史有言，亦无行遣，而或反得超迁。御史言及畿漕，则名补卿列，而实夺之权。其所言者，则虽量加绌削，而继以进用。从班之中，贤否犹杂，至有终岁缄默，不闻一言以裨圣德者。顾亦随群逐队，排连补，其桀黠者乃敢造飞语、立横议，如臣前所陈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挠公议而从之，台谏亦不敢闻于陛下而请其罪，陛下视此纲纪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振肃之耶！以上振肃纪纲，急务之三。

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酺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其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其俗已成之后，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习于其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崇宣，谓北宋崇宁宣和之际也，时以司马光、苏轼等为元祐学术，立党人碑以禁锢之，南宋亦禁道学。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措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诵言于众，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天下幸无变故，虽有仗节死义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为识者之忧，而臣知其有以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节死义之士，当平居无事之时，诚若无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时必能不诡随。平日无事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拟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宁，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而专取一种无道理、无学识、重爵禄、轻名义之人，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是以纲纪日坏，风俗日偷，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发于意虑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难，然后前日摈弃流落之人，始复不幸而著其忠义之节。以天宝之乱观之，其将相、贵戚、近幸之臣，皆已顿颡贼庭；而起兵讨贼，卒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如巡远、杲卿之流，则远方下邑，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岂不能销患于未萌？巡等早见用于明皇，又何至真为仗节死义之举哉！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识者所以深忧于或者之言也。虽以臣知陛下圣学高明，识虑深远，决然不至有此议论，然每念小人敢托圣训以盖其奸，而其为害至于足以深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识者之虑为过计之忧也。陛下视此风俗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变革之耶？此今日急务之三四也。以上变革风俗，急务之四。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之说，则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台谏失职也。军政之未修，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习得以谋帅也。是数说者，臣皆以极陈于前矣，今请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闻虞允文之为相也，盖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窠名犹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户部也。必可指拟者，犹今日有着之款。不可催理者，犹今日无着之款。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听其言诚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句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旧法，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贫民些少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免。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旧欠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属，尚未论也。其次，则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择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台谏，不能公行纠劾，而惟快一己之爱憎。是以监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贤者，或以举职业忤台谏而遭斥逐也。至于监司太多，而事权不归于一；铨法虽密，而县令未尝择人，则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则此等不难区处，其本未正则虽或举此，臣恐未见其益而反有其害也。以上，民力未裕。又尝即夫军政之不修而推之，则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今军中士卒禀保而后具奏，当时盖有此例。咸丰十年，王有龄令军中将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请免治罪，或亦仿其例与？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只此一事，有耳者无不闻，有口者无不道，然以其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故无路得以窥其交通之实状，是以虽或言之，而陛下终不信也。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谋师律之为何事，而惟克剥之是先，交结之是图矣。理直而气刚。陛下不知其然，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以上军政不修。然将帅之不得人，非独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为害之极，则又有以及乎民者。盖将帅得人，则尺籍严而蓄储羡，屯田立而漕运省。今为将帅者如此，则固无望其肯核军实而丰储蓄矣。至于屯田，则彼自营者尤所不愿，故朝廷不免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屯兵之众，资其拨遣，则又不免使参其务。然闻其占护军人，不肯募其愿耕者以行，而强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则偃蹇不耕，而反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盖有所不能制者。屯田之众，须由军中拨交，屯田使者不得不令诸将参与其事。占护，犹今言霸占、袒护也。是以陛下欲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运烦费水路输送曰漕，陆路输送曰运、曰转，凡物皆然，不独米粮也，诸州苗米，至或尽数起发，而无以供州兵之食，则加耗斛面之弊纷纷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亦为供军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资于诸路者减，则此属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则是置将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以上置将不善而害民，因军政不修而民力愈困，急务之五、六。

凡此数者，根株深固，枝叶广阔，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阙，必能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宽州县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宫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择台谏以供刺举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严宦官、兵将、交通之禁，而以选将属宰相矣。宰相诚得其人，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计军实、广屯田以省漕运矣。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然后明诏宰相，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重其责。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不拘荐举之有无，不限资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补最剧之县。果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于正心，则百弊皆除，贯串乎大本之一，急务之四。

至于屯田之利，则以臣愚见，当使大将募军士，使者招游民，各自为屯，不相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从本司自为区处。军中自有将校可使，不须别置官吏。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使令。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总治两司之政，而通其奏请，趣其应副。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惰之实，以行诛赏。如此，则两屯心竞，各务其功，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务之五六也。以上因民力而议改屯田之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则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敌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以上归于大本之正，总结上文。

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其与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实，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则曰陛下之年寝高，而天下亦幸无事。年寝高而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其欲奋厉而有为者，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以此为务，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强；舍此不图，则虽策厉以有为，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亦卒归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说，亦皆有理，而臣辄皆以为非者。盖乐因循者，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为无事乎？且以卫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而作抑戒之诗以自警，使人朝夕诵之，不离于其侧。此其年岂不甚高，而其戒谨恐惧之心，岂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视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臣虽不肖，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谓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寇仇，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追计其前，既未有可见之效；却顾于后，又未有可守之规，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以上驳因循无事之说者。

其思奋厉者，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颓惰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侥幸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以徒为虚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以上驳奋厉有为之说者。

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佛之学，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于古先圣王之道，盖有不约而自合者，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而于当世之务，则宁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故自古为其学者，其初无不似有可喜，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是以程颢常辟之曰：“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自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是谓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与人道。”呜呼！此真可谓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为三术，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如或未以臣言为然，则圣质不为不高，学之不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

若夫管商功利之说，则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则以既斥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之务日至于前，彼浮屠之学又不足以应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说至今几年，而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而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讲之者也，岂不误哉！今议者徒见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说，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夫岂知其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因循、奋厉、老庄、管商即上文所驳之四说也，则知臣之所言，非臣所为之说，乃古先圣贤之说；非圣贤所为之说，乃天经地义自然之理。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而有所不能违也。则于臣之言，与夫论者之说，其为取舍从违，不终日而决矣。以上驳老佛管商，盖孝宗生平宗旨如此。

抑臣于此又窃有感而自悲焉。盖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辛丑再见，又尝论之；今岁三见，而其所言又不过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区区之意，独为国家之计，而不敢自为身谋，其愚亦可见矣。然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臣之鄙滞，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以上自伤其老，感君以诚。伏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则非独愚臣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幸。臣熹诚惶诚恐，昧死再拜谨言。

“一爲山東博物館藏十九卷本……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沈氏尚德堂刻本（以下簡稱至正本）。據查校，朱熹晚年編纂的《儀禮經傳通解》多同至正本，且明初刻《四書集注大全》、正統司禮監刻本（以下簡稱司禮監本）均源出於此，影響甚大。” 山博本已經《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據本人核查，屬淳祐本系統，而《四書集註大全》和正統本都屬祝洙本系統。二系統之差異是《四書集註》流傳史上的大問題，整理者竟能將二者混作一流，且校勘記通篇不提淳祐本與祝洙本的源流問題。又如28頁《大學章句》校勘記謂“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 ‘欲其一於善’，司禮監本作‘欲其必自慊’”，此異文即是二系統的最大分歧之一，校勘者卻出此不倫不類的校勘記。其實，該書464-471頁就附有吳英“清嘉慶十六年吳氏真意堂刻本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闡明此二系統之分歧，校勘者不走心之甚矣！ 《朱子全書》整理出版時，《中華再造善本》尚未問世，恐讀者難以核其詳情，如今則昭然於世。

卷三之五曹武穆公：“公好读书，所至必载书数两，兼通春秋公羊、谷梁、左氏传，而尤熟于左氏。”《行状》。而其兄曹灿亦好之。《宋史》 又《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附子元扆《传》，《李处耘传》附子继隆《传》（《国史》李继隆当自有传，不附其父），都说他们好《春秋左氏》。 魏晋间善将兵堪用事者多好左传，著者如贾逵、关羽、杜预、王敦。盖左氏多实理实事，即逵传注引魏略所谓逵读书“略通大义，取其可用”，此意洪廷彦《论杜预“左传癖”》（收于《文存》）已申述之。至北宋犹然。 不过，后梁敬翔就回答朱全忠说，兵者，出奇应变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新五代史》卷二一《敬翔传》。而《宋史》卷二六一所记李琼教郭威读《阃外春秋》，其书亦多采《左传》用兵事，以至唐。

《文海》条例甚当,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种文胜而义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须如欧阳公《登真观记》,曾子固《仙都观》、《菜园记》之属乃可入,其他赞邪害正者,文词虽工,恐皆不可取也。盖此书一成,便为永远传布,司去取之权者,其所担当, 亦不减《纲目》,非细事也。况在今日,将以为从容说议开发聪明之助,尤 不可杂置异端邪说于其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