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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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当代民族国家都是多元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包含着两个甚至更多个主会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文化加以区分，而文化包含着一个完整系列的规范性实践（normative practice），这些实践构成了群体的表现，也可以用来区分群体。语言是这种文化差异的显著表现，是最有效力的族群认同符号（虽然如此，不是所有的族群成员都需要讲这种语言，而只是说这种语言已经存在于那里，它发挥族群认同符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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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支配群体的语言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通用语（例如，在威尔士的英语），如果处于附属地位的语言族群能够讲支配群体的语言将会对他们有利。相反，如果附属群体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将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仅如此，附属群体的语言经常被认为是低声望的象征，因此会受到来自支配群体的奚落、粗鲁的嘲笑和族群蔑视（ethnophaulisms）（贬抑的族群标签）。

人们会有这样的发现：内群体语言在“团结”维度（如信任、可爱）上会被给予较高的评价。而外群语言，如果它属于标准的支配语言类别，则在“地位”维度上（如能力、智慧）会被高估；相反，如果外群语言是地区性的、某一族群的或低价级类别的，则会在地位维度上被给予较低的评价。

考虑到语言附有评价性韶涵，因此这里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附属族群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其语言、维持其语言、提升或恢复其语言，对于附属群体的这些行为，支配群体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为了处理这些问题，Giles、Bourhis和Taylor创造了“族群语言生命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这个术语（Giles、Bourhis和Taylor，1977；参见Giles，1978）。它是指一个语言族群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个集体实体（collective entity）而运作，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而茁壮成长，以及这个族群对于群际背景下具体的社会结构特性的依赖程度。三种能够对族群语言生命力产生影响的主要的社会结构因素是地位、人口学变量和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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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族群性是个体认同的一个重要锚定点（anthoring point），那么，语言作为一种显著的族群标识，它的消失会导致异常感和低自尊，同时，在使用支配群体语言的时候会有叛离的（betrayal）感觉（lambert，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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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特认为，在涂尔干社会事实或”集体表征“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集体心智现象。在此，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是一种规范行为（normative behavior），所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可以采用关于社会规范的社会认同分析。

米德和符号互动学派认为，语言在社会行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Mead，1934，1938；参见Meltzer、Petras和Reynolds，1975；Stryker，1981）。社会互动极具符号性，因为行为总是具有共识性意识，它不是无意义的行为。人们之间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肢体运作的对话“（conversion of geatures），语言行为是符号互动中形式最丰富的媒介。米德甚至认为，自我的出现依赖于语言的存在，因为作为言语的语言（language as speech）具有这样一种特性：言说者既是主动的主体”我“（I)，同时又是观众，即被动的客体”我“（me）。通过言说，一个人成为他或她自己的客体，因而会有”自我“（self）这样一个有关自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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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语言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的，是因为：（1）它们发生在人与人之间；（2）它们主要是关于人的（如谣言与流言）；（3）它们是管理语言社会产品的极具共识性的规则。语言和沟通是认知的，因为信息的产生和接收涉及认知活动和社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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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冯特所认识到的，语言是文化的媒介（a vehicle of culture），是认同或身份的象征符号（a symbol of identity）。

语言是一种源自互动的突生特质（emergent property），它超越个体性，具有类似于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和规范性（normativeness）等集体心智现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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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成为社会心理学‘盲点”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独有的，这个原因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当我们身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世界时，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是它看起来的这个样子，而忽视了它强大的象征特质（或者说是符号特质）（symbolic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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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言语和语言至少以两种方式来沟通信息。第一种方式是传统社会心理学关注的核心，它通过观点的内容来传递参照信息（referential information）。在第二种方式中，言语和语言体现社会标识（social markers）（Scherer和Giles，1979），也就是说，语言变化和语言风格蕴含着有关言说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年龄、情绪、社会群体资格等方面的信息。正是语言和言语的第二种功能吸引了“新”语言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

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言语风格库，我们依据不同情境（正式辩论还是非正式研讨）、不同听众（儿童还是成年人）、不同情绪状态（激动还是平静）来决定从库中调用哪种言语风格样式。在大部分时间里，言语风格的调整和改变完全是自动的和非反思性的，即使我们意识到了这种调整，我们也很难对其进行控制（例如，当我们实际上很气愤的时候要让自己听起来很平静）。也有些时候，我们会根据特定的情景或听众有意识地采取某种言语风格。个体的语言库中包含着同一语言的多样变化，也包含着一系列不同语言。这种语言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包含了丰富多彩的言语和语言，言语和语言的多样性实现了传递关于谁说、谁听以及言语背景信息的社会功能。言语和语言的社会标识功能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有一个共享的意义框架。既然我们的言说方式（即我们怎样说）能传递这么多的信息，那么我们并不奇怪于在可能的场合人们会有意识地调整言语风格，以实现自我表现和印象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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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拉塔尼和Nida的定义，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是指“因受到他人在场和他人行为的影响，个体的人或动物在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动机和情绪、认知和信念、价值和行为等方面发生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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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社会表现的理论中，最重要的发展是Duval和Wicklund的客观自我觉知理论（theory of objective self-awareness）（Duval和Wicklund，1972）。他们认为，表现的提升不是来自于驱力，而是来自于自我评价过程，而该过程源于自我的关注。在讨论该理论的基本要点之前，可以先笼统地说，自我觉知让人们注意到自己的实际状态或成就与期望状态或雄心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让人感觉水快，为了避免这种不快，人们或者回避自我觉知，或者通过努力降低这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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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在场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威胁、支持、尴尬、骄傲、可观察性、一致性等），这种意义可以通过某人的自我形象（角色或群体资格等）来解释，也正是这种特定的意义为人们选择某种行为方式提供了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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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场被认为是对个体行为的一种外在约束。

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自我形象成为显著的自我形象，行为的性质会因此而发生变化，社会认同路径将这种观点整合进自身的理论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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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但社会被形塑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范畴，人们的视角、观点和实践都是从他们所归属的群体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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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独孤没有假设在集群背景下的人们会表达出某种深层次的动机。但是他引入了群体心智（group）概念（McDougall，1921）。麦独孤认为，群体行为之所以不同于个体行为，是因为群体心智产生于人们的互动或聚合，群体心智是真实存在的，它独立于并且在性质上区别于个体成员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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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构成了个体主观上可获得的（subjectively available）全部自我描述和自我评价的一部分。自我概念不仅仅只是一组评价性的自我描述，它也被组织进一个有限的、相对独特的系列（costellation）当中，这个系列被称为自我认同过程（self-identifications）。没有道理假定自我认同应该是相互排斥的。相反，一种自我认同很有可能包含一些相互矛盾的自我描述，和一些与归为另一种自我认同的自我描述相一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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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过程和动机或目标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自我概念是动态协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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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群体资格会赋予成员消极的社会认同，并进而导致较低的自尊，这种状态令人不满，并激发个体改善之。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而实际采取哪种方式取决于主观信念结构（subjective belief structure），这是一种个体对社会本质和社会中群体关系的信念。主观信念结构通常反映的是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知识，关于现实状况的一个预制版本在社会中达成了共识，支配群体最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他们的优先地位的），但是这种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一定和社会的“真正”本质相一致。

主观信念结构有两种广泛存在的类型：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和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社会流动是指相信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个体很容易从一个群体“穿越”（pass）进入另一个群体。

社会变迁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词汇，人们通常认为这一词汇意旨激进的社会改变，但实际上它是指这样一种观念：群体之间的界限是僵硬的、不可改变和难以渗透的，它们不能被穿越。个体不可能简单地抛弃附属群体资格，而获得支配群体资格。你摆脱不掉你负面的低地位的群体资格，只能诉诸旨在提升你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的策略。它包括两种类型，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ety）和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